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外滩身份的精准定位，来自于一个几乎已被上海人彻底遗忘的美国人。他发乎本能地，对外滩作出了深刻理解，完成了一道历史选题。

      坐拥当下，审视外滩，估计没有一个上海人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怀疑。它是上海的门面、排场和符号。即使当2008年号称“亚洲第一拐”的外滩高架道被大张旗鼓地拆除，这片寸土寸金之地面临新一轮改造之时，它的地域定位及时空走向，仍然毋庸置疑坚如磐石。在经历了岁月之维的无情筛选、比较，乃至反复之后，外滩之“根”早在140年前就已被种下。种植得如此深刻而准确。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外滩身份的精准定位，来自于一个几乎已被上海人彻底遗忘的美国人。他发乎本能地，对外滩作出了深刻理解，完成了一道历史选题。据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记载，他叫爱德华·金能亨。

      故事的发生，距今已相当遥远——

      一百四十多年前关于外滩的一封信

      在担任了近两年（1868年3月-1869年12月）的工部局总董之后，金能亨依然保留着以总董的眼光审视市政布局的习惯。他没有想到，亚当士，他原来的副总董，在继他之后担任代理总董不久，就一改原先的布局，打算顺应“一些可能会得到好处的人”的舆论，对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黄浦花园（今北京东路黄浦公园）的黄浦江西岸，进行某些必要的“手术”，将“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之用”。

      金能亨对这样的决策深感忧虑，尽管这曾是1843年英国佬一眼相中这片荒芜之地作为居留地的基本理由。而码头，也的确可以创造立竿见影的GDP。

      金能亨退出总董一职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在1869年12月2日他参加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上，他的辞呈得到了全体董事“非常遗憾”的接纳，并“代表工部局，对他在担任工部局总董期间所表现出的才能和工作热忱表示深切的感谢”。

      然而，人去政息的弊端在一切人群中都顽强地存在着。智商、阅历、才能、识见，诸元素合成的每一个人都必然地表现着各自的差异。当金能亨刚刚告别那些“能在愉快的气氛中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转身踏上前往日本考察的航程时，身后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就已开始修正还散发着他体温余热的既定方针了。

      1869年12月30日，远在日本横滨的金能亨忧思重重，辗转难眠，许多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干脆披衣而起，走到桌前，摊开了信笺。

      这是一封写得很长的信，占满了A4幅面的整整4页信笺，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汉译件也足有两千余字——

      工部局总董F·亚当士先生

      亲爱的先生：

      我想对公众利益所在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那就是利用洋泾浜至黄浦花园这一段堤岸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之用……（对这一）明显的变化……当别人均闭口不言（时），我便不揣冒昧提出我自己相反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外滩是上海唯一的风景点。由于那些业主在使用他们的产权时贪婪成性，将房子建造至沿街，连一寸土地空隙都不留，这样，外滩的腹地便变成了糟糕的地方。外滩是居民在黄昏漫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清新空气的唯一场所，亦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一地方。

      随着岁月的流逝，外滩将变得更加美丽。外滩很可能在某一天能挽回上海是东方最没有吸引力地方的臭名声。

      我确信，没有人会为失去外滩而不深感遗憾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即将失去，那么拟议中的计划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航运业并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它仅仅是其低等的附属行业之一，有点类似于驮马和载重马车。交易所、银行、账房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他们的所在总是商业人员大量集中的地点。航运业的出现带来了噪音和尘埃，吓跑了交易所、银行等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物浦和纽约堆放他们粗加工产品的堆栈，整个街道满天灰尘，乌烟瘴气。

      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它有相当长一段江沿可以开放作娱乐和卫生之用，尤其是在它两岸有广阔的郊区，能为所有来黄浦江的船只提供方便。

      这是有机会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唯一一件事情，并且照我的看法这是具有普遍利益和重要性的一件事，因此所有居民都应团结一心来保持住外滩……

      只有依靠外侨社会的良知才能挽救它。

      ……

      当金能亨喷溅的思绪终于休止于最后一个字符，兴犹未尽地起身走到窗前时，他发现，横滨正在撤去夜幕的帘帷，樯桅林立的港区上空已露出了蛋青色的晨晕……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金能亨的角色定位，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上海人、乃至中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仅仅几年前，这位美国驻沪副领事，还是企图摆脱清王朝辖治的、独立的“上海自由市”的最狂热的鼓吹者；他也是最早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引入上海，并且藉此快速致富的旗昌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他还是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工部局多年的董事和总董。他梦寐以求的，是一个经他筛选和复制的、重新格式化了的上海。这个上海应当被纳入他的“全球化”原则。出于这样一种身份本位，他眼中的外滩和东方美丽家园意识，和我们的，除了地域空间同一，恐怕没有更多的同一性可言；和一个作为民族概念的中国、上海，也不处于同一的世界维度。尽管他人在上海，借外滩说事；尽管他的立场客观地维护了外滩和上海的长远利益。

      存在于金能亨心目中的，是一个与中国背景相脱离的“无根”的外滩。

      然而，除非地壳运动、天坼地陷，地域、空间和人类的生命相比，绝对是超稳定的。

      金能亨虽已卸任工部局总董，但作为商业寡头和政界权贵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巨大的。他反对在外滩建设尘土飞扬的港口区，反对把外滩变成利物浦和纽约的货运堆栈，反对外滩重返开埠之初的低级形态；赞成外滩美丽、人文、和谐，赞成交易所、银行、会计事务所等等第三产业来这里落户，成为凝聚力巨大的金融与商业中枢。他的这些观点和这封长信，显然对工部局的决策产生了震动，具有校正航向之功。也极其超前地，为外滩作出了功能定位。

      在金能亨的推动下，外滩在1870年以后迅速改变面貌，其簇新的影姿开始出现在摄影作品和油画画面上。随着时光的流逝，外滩逐渐变成了上海最重要的地标，变为了上海首选的景观标志，变成了上海的象征。

荐稿人：xscclf  2013-02-09   执行编辑：lry  2013-02-10   责任编辑：xwf 2013-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