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所谓的上海城市性格，也就是融合了中华各种地域文化、吸纳了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养分的现代版中华文明。

      上海自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到今年整整170年。经历了晚清、民国到人民共和国三大历史阶段，上海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发展为国际著名大都市。

      走过170年，上海的城市性格在历史沧桑与文明激荡中，淬炼升华。

开埠以前的上海有两点很特别

      上海是按照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同时被辟为通商口岸的还有广州、厦门、福州与宁波，合称五口通商。五口之中，厦门开埠最早，1843年11月1日；其次是上海，1843年11月17日；再次是宁波，1844年1月1日；福州，1844年7月3日。广州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不久宣布开埠，但由于广州人坚持反对洋人进城，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才基本议定。

      五口之中，就交通成本而言，广州距离欧美最近，成本最低；上海最远，成本最高。西方人也曾经对广州、宁波、福州抱有很大的期望，并作过一些努力，但是，经过将近十年的摸索，最为成功的是上海。福州是福建政治、文化中心，是通商五口中在鸦片战争期间唯一未被英军占领过的城市。开埠以后，福州官绅以极为傲慢的方式对待英国领事，让他极不体面地自己摸索上岸。英国人在厦门的经营也不顺利，起初所划居留地是较场、水操台一带，但英国人认为那里过于偏僻，恐遭窃劫，不愿前往，几经周折，到1862年以后才开辟英租界。宁波离上海较近，地缘优势不及上海，所以，先前到那里的外国人，后来不少转移到了上海。

      五口之中，反差最大的是广州与上海。广州开埠前是岭南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广东官绅有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也有俯视、鄙视、仇视“番鬼”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要入城，广州官绅软磨硬顶，就是不让他们入城，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广州沙面租界在1859年辟设以后，租界与华界之间开挖了人工河，严格实行华洋分处，地狭人少，发展缓慢。

      开埠以前，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 1843年，按照人口规模，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上海前面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与天津。开埠以前的上海，既不是个别西方人所说的荒凉渔村，也不是特别显赫的名城大市。开埠以前的上海有两点很特别：

      其一，上海不是江苏省政治、文化中心，甚至连松江府的政治、文化中心也算不上。上海在松江府一般被认为是比较重商、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这两点对开埠以后上海城市走向有重要影响。

      开埠以后，英国人来了，将领事馆临时安排在城里，上海人迎接他们的，一是好奇。英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围观，有人甚至爬到墙上观看：他们身躯怎么这么高大？鼻子怎么这么挺直？眼睛为什么会是蓝的？吃一顿饭怎么要有那么多餐具与程序，还要喝奶？有的人不请自进，到房间里这里走走，那里瞧瞧，好似参观博物馆。二是谋利。在那时上海人眼里，与外国人做生意，跟与外地人做生意，两者没有多少区别。外国人在上海经营很顺手，从广州跟过来的一批买办到上海也很适应。最能体现上海人生意经的是，有人发现围观外国人是个商机，竟然在英国人住地附近卖票，每个参观者都被索取一定的费用。英国领事巴富尔一开始搞不清楚：围观的人怎么会越来越多，赶也赶不完？后来他发现了这个秘密，怒不可遏，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搬出县城。而这正合上海道台心意，他巴不得这些夷人离开县城，离得越远越好，省得麻烦。

      特殊的地缘优势与人文特点，使得上海在通商五口中脱颖而出，到1852年，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开埠初期，无论来沪的外国商人、传教士还是外交官，都认为上海人与广东人很不一样，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宛如欧洲的两个国家。对待外国人，上海人至少在表面上愿意和外国人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上海最初设立的租界，并不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那种形态

      上海开埠两年后，英租界设立，随后，法租界、美租界相继设立，而后是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各租界不断扩展。公共租界面积最大时达33503亩，法租界最大时为15150亩。这两个租界面积总和，是全国其它23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

      上海最初设立的租界，并不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那种形态。其一，华洋分离，人口不多。按照规定，租地范围内华人不能自相议租，华人可以到英人租地进行买卖交易，但不能租房。其二，租地有一定限制。英商租地每家不得超过十亩，如租定后，并不建造可以居住贮货房屋者，即系违背条约，由地方官会同管事官查明，将其地基拨给别家租赁。其三，治安管理权仍归上海地方政府。这些规定，在租界设立以后的八九年中，执行得比较严格。到1853年，租界里居住的主要是外国人，仅有少量华人，且多为仆人。如果这些规定日后一直严格执行，那么，上海租界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也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国中之国”，充其量只能是广州沙面租界第二。

      上海租界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是在1854年以后。 1853年至1855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大量华人涌入租界，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杂处。 1854年租界修改土地章程，随后才出现工部局、会审公廨、万国商团等机构。其时清朝中央政府忙着镇压太平军，无暇顾及上海。上海地方政府瘫痪，知县袁祖悳被杀，道台吴健彰先是被捉，逃出后忙于在船上征税，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以期将功补过，无暇过问租界之事。从此，租界性质发生重大变化。

      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批华人涌入租界以后，英国领事、租界当局起初都持反对态度，因为难民到处乱搭棚屋，这给卫生管理和消防都带来很大麻烦。但是，外国商人欢迎这样的局面，因为这么一来，商业繁荣了，房地产生意也大有可为了。几个月中，租界里便已建成华人居住的房屋800所。英租界实行的是自治制度，大商人对租界大计有较大发言权，于是，1854年7月通过的修改后的土地章程，删去了先前的关于华洋分居的条款，认可了华洋杂居的事实。换句话说，租界变成“国中之国”并不是租界当局预设的目标，而是由于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居住着大批中国居民，与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仅有一河或一路之隔，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极大。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的灰色地带，形成新生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慈禧太后钦命捉拿的要犯康有为得以脱逃，章太炎、邹容所以能够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清文字，举世震惊的苏报案得以发生，清朝遗老在民国初年能够拖着长辫子在这里优哉游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诞生，左联文化活动能够在这里展开，都与这道缝隙的存在密切相关。

      近代上海的这种特殊政治格局，对于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法律方面，处理与华人有关案件的会审公廨，适用的并不是英国法律，而是亦中亦西。文化方面，上海并不像香港那样唯英是从，而是中西混合，中西并重，诚如美国学者墨菲所说，中西“两种文明会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社会生活方面，中西风俗并存，既过春节，也过圣诞节。经济方面，上海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与加尔各答在印度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作为西方渗透的桥头堡，加尔各答和孟买改变了印度，但上海并没有改变中国。

上海安全，这在近代为国人共识

      1861年底，太平军在接连攻克江苏、浙江许多城市之后，部署进攻上海。上海官绅风声鹤唳。其时逃难在沪的冯桂芬，与上海道台、士绅积极谋划借助洋兵对付太平军，并请求两江总督曾国藩派兵援助上海，时称 “借师助剿”与“乞师援沪”。这两项计划能否实现，上海城市能否保全，上海官绅谁也没有把握。心神不定的冯桂芬为上海城市命运占了一卦。冯桂芬曾任翰林院编修，精通占卜之道，他占卜的结论是“此吉课也”。实际的结局，果如冯桂芬所占，“借师助剿”与“乞师援沪”两项计划都实现了，上海城市在那场战争中安然无恙。

      占卜云云，聊备论史者一粲而已！但是，上海城市的命运，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那以后历次重要政局变动中，都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冯桂芬所遭遇的那次，是中外势力在上海第一次联手维持上海城市安全。此后，无论是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日俄战争，还是辛亥革命、江浙战争、北伐战争，凡有重大战事发生，上海租界都处于中立状态。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北方大范围战乱，皇室西逃，唯有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一隅相对平静。抗战时期日本侵占上海的大部分时间里，租界也没有受到严重破坏，遭受破坏的主要是华界地区。

      上海安全，这在近代为国人共识。近代中国是在连绵不断的外侵内乱中走过来的，安全对于上海意义重大。它对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近代上海人口的变动曲线，明显地因战乱而呈潮汐现象，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解放战争发生时，都有大批人口涌向上海，战事过后又陆续回流。来的人多，回去的少，上海人口因此急剧增加。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那时租界已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按照先前的经验，潮水般涌向上海，上海人口在4年间猛增208万。

      上海地下无矿藏，地上无特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很多理应开在外地的工厂却偏偏开在上海，考其原因，就是因为上海安全。安全意味着意外风险较小，这在乱世远比资源、地价更为重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西方人这样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房租高，工资昂，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动乱不安，工业发展遭到骚扰，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那一批又一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则成为上海工商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

      战乱时，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那是迫不得已。承平时，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来上海居住、置业、发展，则是理性选择。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先前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在外地为官、经商与活动，但他们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一旦仕途受挫，商途不顺，便折返上海，当寓公，做隐士，岑春煊、陈夔龙、郑孝胥、瞿鸿禨、沈瑜庆、康有为、严复、白崇禧、张学良等均属此类。这些人有钱、有闲、有识，于是，上海房地产业、银行业、书画业变得那么兴盛，上海也由此平添了那么多名人故居。

文化多元成为近代上海的一个重要特点

      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不到20万，1900年达到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 1919年上海已是中国超大城市。那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个，前10名依次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与成都。这时，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二名广州多80万，比第三名天津多150万，超过后4名即苏州（60万）、重庆（52.5万）、香港（52.5万）、成都（50万）四个城市的人口总和。到了1949年，上海人口已有546万，为世界特大城市。一百多年中，上海人口增长二十多倍，而同时期南京、北京等城市人口才增长两三倍。

      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总人口的85％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诸省为多。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社会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这与广州、福州、成都等城市很不一样。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足，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于是，文化多元成为近代上海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祭祀原籍神明，遵循家乡风俗。比如徽州人供奉紫阳公朱熹，福建人供奉天后娘娘，江西人供奉许真君，山东人供奉孔夫子，山西人供奉关公，粤菜、川菜、徽菜、淮扬菜各领风骚，粤剧、锡剧、淮剧、越剧、绍兴戏、黄梅戏各擅胜场。

      多元文化共存，从整体上说，是海纳百川，气象宏大；从每一地域文化来说，是提供了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和场所；从各种地域文化之间来说，是提供了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机会和场所。多元文化并存，有利于上海文化综合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这就像硕大的什锦拼盘，既各具滋味，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大城市移民社会通常具有以下四种特性，即异质性（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匿名性（近在咫尺的邻居，甚至在同一幢楼里，可能互不认识）、流动性（流动频繁，变换工作单位，变换住所）与密集性（人口高度集中）。由此四种特性，会衍生出以下一些人文特点，诸如重视个人能力，不太重视家庭背景；信息灵捷，头脑灵活；竞争激烈，善于学习；人情淡薄，重视契约；文化多元，气度宽容。

      近代上海，除了这些一般移民城市所共有的特性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对移出地与移入地的双重认同，也就是对本土本乡的认同和对上海的认同并存，在家里说的是家乡话，到街上就说上海话。去外地他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而在上海他却自认是外地人。这种双重认同，对上海城市精神影响很大。

      很多移民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主要是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务，服务乡梓的特点很明显。上海很多企业存在优先录用本乡人的潜规则。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都是广东人开的，其管理层面的职员，几乎全是广东人。荣家企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雇佣的957名职员中，617名为无锡人。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行，在上海本行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分行雇了200多名职员，都是他从广东招募来的同乡。

      移民与各地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催化了上海人的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恋乡爱乡发展为爱国。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在赈灾活动、爱国运动中常常一马当先。近代上海有难计其数的民间赈灾机构，每遇各地发生大的灾荒，上海绅商就通过这些机构参与赈灾活动，如盛宣怀一生参与和组织的赈灾活动有63次，累计捐款一百多万两白银，堪称赈灾巨人。他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也是鉴于他在慈善方面的卓著功勋。

      近代中国各地有重大事件发生，上海人总是高度关注。 1900年8月16日,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的第二天,寓沪浙江人陆树藩即在报纸上登出《救济善会公启》,创办救济善会救济北方战争难民。陆亲自带人到京津一带，营救受困官民7000人，运回灵柩130具。因为办救济善会亏空许多银两，他最后不得不将自家藏书出售。这些书多为宋元版珍本善本，价值连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事涉山东，在上海的山东人走在运动前面，积极发起各项爱国活动。他们多次致电全国旅长以上的山东籍军官，希望他们组织起来，保卫山东。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山东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并向北洋政府转达上海民意，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与陆宗舆职务，对于五四运动的进程有重要影响。 1946年，苏北发生水灾，又发生战争，出现大批难民。上海苏北同乡会积极开展救助工作，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设立了5个难民收容所，不到半年就收容苏北难民近6万人，收容来自其他地方的难民2万人，发放面粉近3000袋。

开阔了视野的上海人，见贤思齐、追求卓越

      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最多时超过15万。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自称Shanghailander，译成中文即“上海人”。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在租界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租界里绝大多数居民是华人。通过租界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可以在上海毫无遮拦地扩散开来。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极大地开阔了上海人的视野，推动着上海人学习西方的步伐。

      以开阔视野为例。十九世纪中后期，内地一些地方还在相信传教士会挖人眼睛、剖人心肝以熬药炼丹，视与西方人接触为奇耻大辱，甚至怀疑地球是圆的，而那时上海开设的外语培训班已鳞次栉比，甚于米铺，有日班、夜班、半日班、周日班多种形式。1893年租界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年庆典，上海华商踊跃参加，十里洋场，万人空巷，门悬锦旆，户缀珠灯，载歌载舞，盛况空前。 1897年，上海道台蔡钧在租界洋务局举办舞会，共发出请柬600封，实到500余人，多系在沪外国人，包括各国领事、外侨名流。洋务局张灯结彩，鲜花吐艳。舞会共举行二十场，直到半夜两点钟才结束。中国官员女眷也循西例参加，陪同西人女眷，尽管她们没有跳舞，只是隔着帘子观看。这在当时实属破天荒之举。晚清中国许多地方发生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教案，上海尽管是传教士活动中心，但基本没有教案发生。唯一一例是1848年的青浦教案，而那是发生在传教士与外地漕运水手之间，并非发生在上海人中间。上海人与欧美侨民、传教士，有近距离接触，知道他们怎么生活，怎么传教，不会相信挖眼剖心之类传言。所以，义和团运动以后，上海报纸提出“文明排外”的口号，要排外，但要文明，不能野蛮。这种开明睿智，很大程度上源自见多识广。

      再以市政建设为例。开埠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租界在市政建设方面，领先华界一大截，诚如晚清《申报》的一篇文章所写：上海自有工部局以来，湫隘逼仄之路悉化而为康庄，乡间鄙陋之区皆变而为餛顁。街衢之间，日事洒扫，迂者直之，陂者平之。以中国界内之地较之租界，不啻有天渊之异。这种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刺激着上海绅商，改良市政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上海士绅李平书有一段话，最能反映这种心理：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钟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而吾上海之人，数十年来，处之夷然，安之若素，面不赧而心不惭。

     上海绅商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发起的地方自治运动、华人参政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这些都与租界的示范效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都是上海人见贤思齐的实际行动。

      任何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大城市，都是汰劣存优的大舞台。近代上海名牌产品云蒸霞蔚，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的各类巨头、大王，诸如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纺织、面粉业巨头荣氏兄弟,百货巨头郭琳爽，煤炭、火柴业大王刘鸿生，烟草大王简氏兄弟，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轮船大王卢作孚，都是通过激烈竞争而独占鳌头的。他们一不靠父祖福荫，二不靠权力垄断，而是靠卓越的素质、良好的信誉、过人的质量。他们尊重科学、钻研技术、努力学习、不断创新。

      追求卓越意味着勇攀高峰、勇于创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商业者在洋货的重重包围中奋力拼搏，在品牌的创立上狠下工夫。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瞄准国际著名百货商店，都获得了成功。陈光甫是近代上海最为成功的银行家之一。他在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顾客至上，服务社会”为宗旨，独辟蹊径，注重吸收不为其他银行重视的小额存款业务，从七八万元资本起家，被时人称为“小小银行”，没过几年就做出了大市面，到1930年代已成为拥有500万元资本、40多家分支行的大银行。他创办的中国旅行社，是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本着“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方针，开办了代售火车轮船票、代订旅馆、代办出国手续等新业务，获得极大成功，跻身世界著名旅行社之列。三友实业社针对日货铁锚牌毛巾在花色和洁白度方面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改进工艺，设计更加新颖别致的图案，生产出美观大方、柔软经用的三角牌毛巾，质量超过日本同类产品，畅销全国。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替代了日货味之素，五洲固本肥皂战胜了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出品的祥茂肥皂，华生电扇夺取了被美商长期独占的电扇市场……这些都是上海民族工商业追求卓越的突出表现。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

      1930年至1931年，英国籍南非法官费唐应上海公共租界邀请，来沪调查上海租界问题，其结论是，上海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展为现代大都市，关键在于三大要素，即自治、法治与安全。

      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自治制度。其大政方针，包括具有法律意义的《土地章程》的修订、租界机构的设置、工部局董事的选举、相关税制的制订、财政预算的批准、辖境内地产房屋的估价和执照的发放等，均由纳税人会议决定。具有选举权的纳税人，由在租界内租赁房屋并缴纳相应标准捐税的部分人员构成，不同时期人数多少不等，少的时候三四百人，多的时候三千多人，主要是外侨中的工商巨头。外国领事或领事团虽然对租界事务有重要影响，但并不直接管辖。法租界权力运行与公共租界有所不同，实行的是领事负责制，但领事或总领事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会尊重纳税人会议的意见。

      自治在小范围内一般表现为协商，在大范围内必然表现为法治。上海租界在开头十来年，并没有很多机构，也没有详尽的法规，只是按照外侨在其本国的习惯进行管理。 1854年租界人口猛增、华洋混处以后，才陆续设立一些机构，如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并制订了一些法规。这些法规，对居民的居住、作息、建筑、行路、卫生等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条分缕析，名目繁多，诸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挑粪过街须加桶盖、不许虐待牲畜、不准倒提鸡鸭，以及如何悬挂招牌、脚踏车如何管理、何时可在路上抖拍地毯、何种情况下可以燃放爆竹焚烧纸钱、饭店如何开张、戏馆如何营业、巡捕如何执勤、如何对巡捕进行监督，等等。

      租界法治管理相当严格，违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判刑。早期《申报》时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粪桶过街不加盖子、乱倒垃圾、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

      租界先后存在过三类司法机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两个会审公廨，即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与法租界会审公廨，还有领事法庭与领事公堂。领事法庭是最早在租界出现的外国司法机构，英﹑美﹑法﹑日﹑意﹑俄等国在上海租界都设有领事法庭，主要依据本国法律来审理其在华人士作为被告的案件。领事公堂为在沪各国领事联合构成的法庭，专门受理公共租界工部局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这一机构在当时中国是独有的。领事公堂是一个行政法庭，具有国际性，并没有一部完整的、各国领事共同认可的法律。各种不同法律观念在里面都能起一些作用，但是，这个机构对工部局确实能起一些制约作用。自1882年至1941年，领事公堂共受理55起案件，其中，工部局败诉23件，胜诉7件，驳回起诉10件，庭外结案5件，其他未决、无记录、自然结案等共10件。这表明，领事公堂并不是摆设。1911年，李平书起诉工部局阻止闸北水电公司在虬江路一带铺设水管，结果，工部局被判处必须发放许可证。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有些外国律师由于经常帮中国人辩护，乃至引起一些外侨的忌恨，担文就是一个典型。担文是英国律师，19世纪70年代前期来沪执业，长达40年之久。在他来华20年之际，中国官绅对他有过这样的评论：“担文律师在华年久，熟习情形，华人出资延其办案，有时尚知顾全大局，据理力争，讼案往往赖以得伸。 ”这使得他在中国商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1894年，英国在华高级法院有意聘用担文署理律政司，一批寓沪英商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担文会损害英国在沪乃至在中国的利益。

      长期的自治与法治，培育了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养成了上海人遵纪守法的习惯。民国初年人们就看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于其他地方的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当时外地人就有“沪人健讼”之说。我国到民国初年才有现代司法机关，但孰为刑事诉讼，孰为民事诉讼，一般国民并不清楚，而上海居民则与之不同，“昔租界居民虽妇人孺子，亦均知命盗斗殴应向捕房控告，钱债人事应向会审公廨控告。于刑、民性质，颇能辨别了解”。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打官司”一词在上海社会已经十分普及。 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达73%。 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就达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40%的律师。

变中也有不变的因素，变化中也有升华

      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由于上海在国际城市网络中功能的变化，上海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特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由先前的工商为主变成以工业为主，由开放变为封闭，城市人口由频繁流动变为相对静止，上海城市性格也随之发生不少变化。但是，变中也有不变的因素，变化中也有升华。

      首先，海纳百川与天下情怀注入了新的内涵。这突出地表现在上海与全国关系方面。解放初期，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从积极发挥上海作用的角度出发，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口号，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与各地的支持。这成为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处理上海与全国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按照中央部署，各地以计划低价优先保证上海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的供应，上海则以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先进的设备、优质的产品支援各地。

      先前，上海也是全国的上海，上海与全国的关系靠市场来维系。这时，上海还是全国的上海，但上海与全国的关系靠计划来维系。个中利弊，对于上海城市的影响，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从国家层面说，这种制度安排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出发的。解放初，上海组织各地工业建设紧缺的各种专业职工，分赴东北、华北参加工矿建设，至1952年共输送10万人。从1953～1956年，上海支援东北、西北等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有21万人。从1950～1957年，上海在新增劳动力中，安排去外地建设的职工近20万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4万多名设计、施工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支援首都十大建筑和淮南煤矿建设，有272家轻纺工厂迁往内地。 1958～1966年，上海有近24万职工和家属，去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和江西、福建、安徽等华东地区参加建设，少量去四川、贵州、云南、湖北等地。 1964年至1979年，为支援大小三线建设，上海先后向贵州、云南等地迁出工厂400多个、设备2万多台，输送干部、工人24万名；先后有12万职工去苏、皖、鲁等地建立生产后方和原料基地。

      在一波又一波的支援建设中，累计一百多万上海人奔向全国各地，在那里工作、生活，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也促进了上海与各地的文化交流，许多城市至今还存在上海人居住的“上海村”。那时，很多外地企业，比较客气地称呼上海同行为“老大哥”，上海企业则乐意以“老大哥”自居，这就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移植到现代企业之间。一个家庭有困难，老大哥支援小老弟，天经地义。所以，上海人在支援其他地方之余，也获得了一些心理上的满足。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1/6的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0。这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好发展的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那是历史真实。

      其次，追求卓越方面进入新的境界。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科技中心，在工业生产、科技创新等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从1958年到1960年，上海新建了上钢五厂、矽钢片厂、铁合金厂等大型冶金企业，改建、扩建了上钢一厂、二厂、三厂、十厂等25个钢铁厂，成为全国产量大、质量高、品种多的重要冶金基地。与此同时，上海加快了化学工业建设，开辟了吴泾、吴淞、高桥、桃浦等四大化工基地。机电工业、电力工业、轻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全面发展。作为追求卓越的成果，上海有一大批名牌产品与科技成果享誉全国，诸如举世闻名的万吨水压机，人工合成蛋白质结晶胰岛素，运载火箭、原子弹关键技术的攻克，遍布城乡的永久牌与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牛头牌弹子门锁、三枪牌棉毛衫裤、培罗蒙西服……那时候，“上海产品”几乎就是全国优质产品的代名词。

      第三，自治与法治淬炼为新的气象。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人先前的自治传统演化为各个街道、里弄、各个单位治理好自己的事情。上海的街道居委会在动员居民的能力方面，诸如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以及上山下乡动员方面，在创办街道企业、安排就业，排解纠纷等方面，都表现出色。上海单位对员工的照顾能力相当强，单位办托儿所、学校、浴室、卫生室，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一些国营大单位，尤为突出。法治传统内化为上海人比较遵纪守法与具有契约精神。上海人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特点，就是听话，听上级的话，听组织的话，听党中央的话。这也是上海人科层意识的表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是工业化长期训练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唯一一次攻打上柴联司的武斗，也比较克制，仅死亡一人。在前些年一些涉外游行中，上海也相对有序、平静与文明。这都说明上海人文化素养中有法治的基因。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地和外国商人认为，与上海人做生意比较放心,尽管谈判很艰苦，但只要谈判成功,上海人一般都恪守信用,不会无故违约。

      第四，大气谦和表现为新的气度。由于移民对移入地与移出地的双重认同，上海人有了既是上海人又不是上海人的双重身份，上海文化由此形成了自我批判的机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京派文人发起对海派文人的攻击，称海派文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吃吃喝喝、哄骗读者、邀功牟利，海派文人虽然有所反击，但没有一个人自称为海派。因为，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文化人，他就位置一挪，成为在上海的绍兴人、潮州人、苏州人。他会反问一声：“我哪里是上海人？ ”闻一多等人曾认为鲁迅是海派，但鲁迅从不以海派自居，而是以超然的身份剖析京、海两派。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现在。余秋雨在《上海人》中曾谈到这个问题：“文革”以后，当说到那几个搞乱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时，上海人会在私底下嘀咕：“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这是上海人身份双重认同的典型表现。很多上海人都有这种经历，他与外地人相处，假如比较慷慨、直率，得到外地人最高的评价竟是：“你真不像个上海人！ ”上海人对这种总体否定、个别肯定的赞扬，心安理得，全无恼愠。这在人口单一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特殊机制，使得上海文化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也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可以在一阵又一阵的批评声中，坦然淡定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上海人所追求的大气谦和的特殊境界。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闸门逐渐放开，先是蓝印户口，然后是按需引进。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万，其中约800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人们发现，青少年中会说上海话的越来越少，以至于有些学者呼吁要保护上海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移民传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

与此同步，上海的爆发力犹如横空出世，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都日新月异，其速度和质量都令人赞叹。

      近代以来，上海有过两次开放，前一次是被动开放，后一次是主动开放。这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开放。前一次开放，上海被强行纳入全球化轨道，加强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上海人由不适应而逐渐适应，对西方由诧异而艳羡而学习而努力赶超。后一次开放，上海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弘扬海纳百川传统，努力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养分，从观念、人才到管理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前一次还是后一次，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上海城市的主体都是中国人，是汇聚了饱受五千年文明浸润的中华优秀儿女。

      任何大城市，都是人类智慧激发与聚合的加速器。人类文明的进步，最大部分得益于彼此的影响、启发甚至辩难。大城市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浓缩得很近，非常有利于思想的创新与文明的演进。在同样的空间，人口异质程度越高，文化差异越大，相互影响、启发、促进的可能性也越大。由于天时、地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海有幸成为中国最大城市，成为差异程度很大的异质文化聚合的空间。不光是中国各种地域文化，还有世界各地文化，包括欧美文化、日本文化，在这里相对从容地接触、交流，这为中华文化接触、吸纳世界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于是，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或潜在的那些元素，诸如刚健有为、厚德载物、见贤思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被激活运行，表现为上述各种城市性格，并随着环境的变迁、时代的演进而不断递嬗升华。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上海城市性格，也就是融合了中华各种地域文化、吸纳了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养分的现代版中华文明。

      对此，美国《时代》周刊曾有深入解读。这份杂志在一篇题为《上海的变迁：东方融合西方》的专题报道中指出，上海这座城市，是个世界的宠儿，历史的混合物，不仅代表着中国，也带着全世界的愿望。杂志用整整12页篇幅介绍上海的惊人巨变，认为全世界没有哪座城市如上海这般更好地捕捉住了时代的脉搏，即国际化、贸易和多元化。文章认为，上海的崛起有着一股不可阻挡的推动力，这股推动力来源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上海作为一座城市，历史并不很长，但东西方交融的活力和乐观充斥在未来的每一个要素中。谁又能否认上海是二十一世纪最生机勃勃的城市呢？这段话写于2004年。

      时过九年，用上海这些年的辉煌成就与这段话进行比照，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古话：旁观者清。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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