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政要》

      唐朝确立了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这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政治信心和耐心，从历史上看，容易出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最高当政者是否真心实干，而且能不能长期坚持。第二是官员们是否都想得通，怎么排除阻力。　　　　　

空谈误国

      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会讲“以德治国”来博取喝彩。但是，这个口号最容易流于空谈。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少人是读过书，发布政令和训导百姓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把尧舜禹的治国理想说得头头是道，深明大义。但是，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失败呢？

      这些统治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如梁武帝萧衍、梁元帝萧绎父子。第二类如隋文帝、隋炀帝父子。

      先说第一类，他们有什么特点呢？四个字：空谈误国。梁武帝萧衍出身于兰陵萧氏，这一门在江南非常显赫，据传是汉朝名相萧何的后代。萧衍自幼聪明绝顶，而且博学多才，和大史学家沈约、大文学家谢眺等人号称“竟陵八友”，是那个时代文化江南的领军人物。可知梁武帝的才学不得了，更高出这八个人一筹的是他胆魄过人。南齐末年政治乱局，梁武帝崛起，开国称帝，建立梁朝，给江南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安宁、文化繁荣。南方文化可以同北方相抗衡，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梁武帝在政治上不折腾，不乱整人，崇尚文治，都是优点。但是，他小富即安，特别是晚年沉迷于佛教，大建寺庙，“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偏安江南的王朝全然忘记了北方大敌当前，陶醉在江南春暖之中，男人涂脂抹粉，世家子弟听到驴叫以为是老虎，吓得抱头鼠窜，个个弱不禁风。梁武帝成天和大臣们谈论佛教道家，探讨宇宙终极道理，奢谈人生理想，把国家大事都放到脑后，仿佛说了就是做了，终于政治矛盾激化，梁武帝好心收留的北方叛将侯景，看穿梁朝是泥塑的菩萨，徒有其表，悍然称兵作乱，把梁武帝困死在都城里。

      梁武帝死了，他的儿子总应该吸取教训吧。恰恰相反，梁元帝萧绎玄谈的功夫更在乃父之上。“侯景之乱”平定之后，萧绎当了皇帝。这时南方王朝在长江上的战略要地已经都落入北周的控制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谁都会发奋图强，梁元帝当然也大谈文治，还组织百官听讲学习，他亲自讲解，津津有味。一直到北周军队包围都城，枪林箭雨，杀声震天。你知道梁元帝在做什么吗？他若无其事，依然在大殿上讲论《老子》，百官戎服静听，仿佛有大义在此，神明保佑，何惧强敌？后来发生的事情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城自然被攻破了，梁元帝期待的神明没有出现，他彻底绝望了，迁怒于书籍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放一把火，把四十年收集来的珍贵古今图书十二万卷付之一炬。梁元帝不明白自己宣扬道德，为什么会国破人亡。南朝著名的文人庾信的《哀江南赋》替他做了回答：“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空谈道德便万事大吉，把国务兵事当做儿戏，能不灭亡吗？这是真人版的阿Q群正传，精神胜利法。  

      唐太宗向大臣们讲这两个故事，引以为戒：空谈误国！梁武帝、梁元帝面对深层次的政治社会问题，不去解决，而是靠空谈道义，说到底就是在混，在回避矛盾。社会问题决不是念念经就能敷衍过去的。因此，空谈以德治国不但虚伪，更是不想担责任解决问题的幌子。

作秀败德

      第二种类型，是把“以德治国”作为花瓶来点缀，粉饰太平。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可以说是代表性人物。隋朝税费的征课是最严重的，把老百姓剥削到家无三日粮，连妇女都被征调去服沉重的劳役，开河筑城。但是，我们在隋朝官方文件中见到的是另一种情况。隋文帝在位的时候，多次宣布，因为国库充实，把部分租税赏赐给百姓。这些赋税的减免都被记入史册。隋炀帝在这方面丝毫不比他爹差，他把成丁的年龄大幅度提高，还宣布免除妇女的课役。要知道，成丁才收税，提高成丁年龄就等于推迟征税收税年龄。这些措施多么动人，以至于后代研究历史的人，将这些记载串起来，觉得隋朝挺宽厚的，是被人抹黑了，为它鸣冤叫屈，甚至歌功颂德。  

      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唐太宗一语道破。贞观八年，唐太宗对大臣说道：“隋代老百姓哪怕有财产也是保不住的。”为什么呢？因为朝廷经常在法令规定之外征调赋役，表面上看时不时会有朝廷的赏赐，但是很快又都被征调走了，这一边刚拿到手的东西，另一边就被加倍拿了回去，只留下空欢喜一场。这种恩赏还不如不要。原来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的减税都是在作秀，为自己博取美名。  

      唐太宗有没有刻意抹黑隋朝呢？一笔账、一个事实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哪一笔账呢？我前文曾说到隋朝国库留到唐朝还能用几十年，按照隋朝的减税措施，这些钱粮难道是隋文帝、隋炀帝变魔术变出来的吗？一个事实是什么呢？隋炀帝时期因为劳动力不足，大量征调妇女服劳役，这在当时人的记录中比比皆是。

      显然，隋朝统治者非常善于作秀，把自己粉饰得道貌岸然。这种游戏玩一两次也许可以蒙骗过去，经常做就穿帮了，天下老百姓眼睛都亮着，其结果反而伤了朝廷的本。什么本呢？那就是朝廷的信义，从此朝廷说话没人相信，甚至只能反过来听。一个王朝到了信义破产，离灭亡就不远了。

      唐太宗吸取隋朝的教训，极力避免做这类粉饰的事情。他说我自从登基以来，用心养育百姓，没有劳役征发，让民众能够安心生产，守住财产，这就是我的赏赐。不扰民，不强征暴敛，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朝廷能给予百姓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治国一不靠小聪明，二不靠作秀，三不靠小恩小惠，四也不靠自吹自擂。唐太宗说得在理，做得怎样呢？贞观初年，北方遭受突厥入侵，乡村受损。主管社会经济的民部尚书裴矩向唐太宗建议，每户给绢一匹，进行救济。这应该是个好主意，却被唐太宗打回来了，为什么呀，难道唐太宗到分钱的时候也像隋文帝一般小气吗？那倒不是。看看唐太宗的批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要以诚信治国，不贪图救恤百姓的虚名，所以要把事情做在实处。乡村每户人口差别很大，怎么可以按户分配救济物资呢？唐太宗真是了解乡村现状，唐朝户的大小相差多大，今天的人完全想象不出来，大的户人口成千上万，小的鳏寡独存。根据唐太宗的批示，采用按照人口分发物资的办法，真正起到了救济的作用，当然，朝廷的支出也相应增加了不少。老百姓拿到手里的管用，能不对朝廷产生信任感吗？

能吏丧邦

      除了上面说的两种执政者之外，更常见到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出现的所谓“能吏”，他们对于以德治国的杀伤力一点也不小。  

      什么是“能吏”呢？就是特别能够挖空心思增税加收的官吏，因为他们能够让国家的税收快速大幅度增加，在皇帝眼中，他们显得特别能干，故称“能吏”，而唐史则称他们为“聚敛之臣”，也就是搜刮能手。

      为什么在古代能吏层出不断呢？  

      核心问题是古代王朝高度集权，无人能够制约朝廷的开支。花钱没有制约，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呀，再节俭的人都会变得大手大脚。于是，皇帝大兴土木享受荣华，四处征伐,很快钱就不够用了。朝廷财政有困难之日，便是能吏出现之时。  

      其实哪怕是朝廷财政富裕的时候都挡不住能吏的出现。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官吏是要考核政绩的，税收增长是最明摆不过的政绩，对于负责税收的官员更是如此。在他们眼里，增收就是硬道理，他们只想收税，提出种种收税的学说和办法来，迎合君主，却从来没有想过税收必须确定合理的用途，才构成开征的根据，否则加税只会助长官方不断扩张权力，刺激他们乱做事，乱花钱，甚至腐败。隋朝就是很好的例子，国库用不完，隋炀帝就纵欲妄为，大兴土木，穷兵黩武。乱花钱的邪门一开，上行下效，再多的钱都不够挥霍。钱不够了只能加税，税多了更加铺张浪费，这就是唐史中一针见血指出的“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聚敛之臣一旦被重用，效果立马可见，国税大增，君王欢天喜地，又可以尽情挥霍了。可是，没有人去想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财富不会突然激增，为什么税费可以快速增加呢？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只有一个办法，改变正常的税法制度，不立法便随意开征新税，变换花样，巧立名目，无所不收税，乃至重复收税，先收几十年后的税等等，说白了就是以收税费之名，行抢劫之实。到朝廷中枢充斥着这样一批搜刮能手的时候，说给老百姓减税就反对，或者搬出许多理由来推三阻四，说到加税就来精神，巧立名目，花样百出，到了这时候离动乱就不远了。各朝各代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早就发现能吏的危害性，《礼记·大学》甚至说道：“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不能重用专事搜刮的能吏，哪怕用贪污的“盗臣”，都不能用“聚敛之臣”。为什么呢？因为贪污是个人行为，国家损失的是一些钱财，而“聚敛之臣”破坏的是国家的信义和正常的税收制度，法外加征，让国家陷入与民争利的大博弈之中，危害的是整个社会，往往导致王朝灭亡。房玄龄为什么要亲自掌管财政事务，就是为了防止“聚敛之臣”上台。唐太宗时代，没用过一个“聚敛之臣”。  

       藏富于民作为国策，人事上出现了新的景象，这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充分反映出来。有位名叫窦静的司农卿，相当于农业部长。那时候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所以这个部门非常重要，最能够体现朝廷政策的真实走向。窦静是个主张轻税养民的清官，他的副手赵元楷则是另一种类型，也就是能吏，或者叫做聚敛之臣。正副主官的理念截然相反，这个部门还怎么开展工作呢？别担心，窦静自有办法，他把官员召集训话，以赵元楷为例，说道：“隋炀帝铺张奢侈，所以要拼命敛财，司农卿非你莫属。但是，今日的皇上节俭爱民，你就没有用处了！”说得赵元楷满脸通红，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从这则故事不难看出，在唐太宗时期，以搜刮财税为能事的官吏遭人鄙视，百姓能够安心过日子。  

      唐太宗大幅度减轻税负，朝廷的日子怎么过呢？唐朝主要采取了三个办法，第一是量出制入；第二是厉行节俭，反对奢侈；第三是鼓励民间自立自助。

量出制入

   　唐朝理财坚持三条原则，那就是“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前两条讲的是发展生产和合理征税，第三条讲的是中国古代国家财政的基本指导思想，那就是要根据财政收入来决定政府开支，有多少用多少，不能无限制挥霍，用收入的盘子来限制支出的规模。这就是“量入制出”的原则。  

      有些人向西方看齐，说西方现代财政是倒过来的“量出制入”，是先进的财政思想，而中国的“量入制出”则是小农时代的产物，落伍了。好像咱们什么都得仿效西方不可，这是误导。西方有一套限制支出的制度，政府花一分钱都得议会来审批，所以可以采取开支决定收入的模式，中国古代没有人能制约朝廷的开支，所以要用收入来决定开支。说到根本上，这两种模式的内核是相通的，都是为了防止乱收税费。  

      唐太宗采取的办法是把征税纳入法制框架内，严格管住税外收费。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朝廷能够真正控制住官府收入的总盘子，心中有数，这才谈得上贯彻量入制出的原则。唐太宗坚决实行减免赋税，朝廷的收入大大减少了，这个家要怎么当呢？

节约开支，反对奢侈

      税收少了，就必须厉行节俭，反对奢侈。这一条看起来好做，实际上触动了利益集团，似易实难。唐太宗是难易都做，双管齐下，采取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比较容易做的，那就是厉行节约。朝廷每做一件事情，先要想想对老百姓有利否，避免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唐太宗曾经对大臣们讲历史，说大禹开山治水，老百姓没有怨言，而秦始皇修建宫殿，天下起而叛之。同样是大型工程，为什么效果完全两样呢？因为大禹做的利国利民，双赢。秦始皇做的对统治者有利，却伤害了老百姓。吃好穿好，高楼大厦，这些是人人都向往的，但是，如果放纵不管，危亡就在眼前。我打算盖一座宫殿，材料都备好了，因为看到秦始皇的教训，马上停止了。希望王公以下众臣百官能够体察我心！唐太宗身为表率，在他的带领之下，史书称：“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第二个办法难度就大多了，那就是精兵简政，限制特权。古代王朝渐渐烂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吏无限制膨胀，特权阶层不断壮大。我们还是说唐朝的例子，在唐太宗勤俭建国方针之下，唐朝生产和纳税人口要多于享受免税的特权阶层，因此，整个社会良性运转，官府和私人都达到富裕。后来控制渐渐松弛了，官越来越多，不但享受各种待遇，而且家属也可以免税，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免税特权的竟然大幅度超过纳税人口，国家随之解体。显然，放任腐败是死路一条，而限制特权这条路充满艰难险阻。  

      唐太宗怎么做呢？首先从自身做起，管住皇族。  

      唐朝立国之初，唐高祖李渊认为西周之所以维持八百年，是因为实行分封制的功劳。所以，他大封宗室，亲王数十个，连孩童都封王。唐太宗即位后，征询大臣对于分封的意见。封德彝应对道：“以前封王仅限于皇子和兄弟，此外的皇亲必须立下大功才能封王，但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王爵尊贵，待遇优厚，恐怕不公平。”  

      唐太宗听后，马上表态道：“我当皇帝是为了养育百姓，怎么可以侵扰百姓来养肥皇族呢？”于是下令皇亲封王者都连降好几级爵位，待遇也跟着减低，只有立功者除外。　

      其次，建立精简的中央朝廷。对于朝官，唐太宗指示宰相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选官和买东西一样，必须精挑细拣，不能见便宜就买，最后钱没少花，满屋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用人也要百里挑一，个个顶用才行。根据唐太宗的指示，房玄龄对中央朝廷的机构和官员进行精简裁并，总共只留下文武官员六百四十三人。唐初全国人口虽少，但也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人，而朝官只有643人，朝官和总人口的比例之低，在历史上非常突出。然而，唐太宗贞观时代朝廷的效率之高，也是历史上少有的。 

      为什么官少了反而效率高了呢？隋唐时代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讨论。当时就发现官府做的不少事情是为了官员的政绩，其结果只是扰民。因此，很多王朝三申五令不许官员随便生事。这些命令基本上成为一纸空文。为什么呢？哪有官员不做事的？管他做的是什么事，他一旦在位就要生事，禁都禁不住。每个官都做一通政绩，老百姓就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有的，当时人总结道：“省事不如省官。”把重叠的机构和冗官裁掉，天下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还节约了许多政府开支。唐太宗其实就是贯彻这个思想，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君静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荐稿人：xscclf     2013-08-27        执行编辑：xscclf      2013-08-27        责任编辑：lry       2013-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