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创建人王征明的策反生涯

　　今年92岁的王征明有着波澜壮阔的策反生涯——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组织对国民党驻济南的96军军长吴化文的策反，在渡江战役中现场指挥国民党江阴要塞守军起义。相比之下，他在抗战中组建情报组的故事，“微小”得几要被历史淹没。

　　但多少年过去，他始终有心结。正如他一直保存着那本记录抗战岁月的日记。1945年2月22日，他在上面写下：“请盟机轰炸。”正是王征明领导下的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向盟军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帮助盟军下决心，美军B—29型飞机在吴淞接连投弹击中日军各个军事据点，大减日军敌威，大振沦陷区人民抗战胜利之信心。

　　而这情报背后，是一群热血青年。1986年，王征明曾与他们在一同战斗过的地方合影，包括黄眷澜、陈达、蒋炳强、关松、朱萍、宣铎等。而今照片上的人，除了少数健在、能说得清那段历史的，大多斯人已去。王征明更怀念照片上的“缺席者”徐国璋——那位可敬可爱的情报组组长，1945年10月与战友们依依惜别在浦江畔，相约革命胜利后再见，不料2个月后却因病溘然长逝。

　　“中华民族不可侮，英雄土地出英雄”，王征明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写下14个大字。他说，正是一大批热血的钢铁脊梁，谱写出一曲曲隐蔽战线机智英勇、无惧牺牲的青春岁月。

　　所以，宁可事先吃好降压药，面对记者，王征明依然要倾情讲述。

　　米汤写密信

　　1941年，王征明得了恶性疟疾。

　　此前，作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部侦察科科长的王征明，正跟随部队在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东路地区打游击。所谓东路地区，即京沪（南京—上海）铁路以北，原苏嘉（苏州—嘉兴）铁路和锡澄（无锡—江阴）公路以东。初夏蚊虫多，疟疾来了如山倒，王征明没能扛住。病榻前，时任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旅长江渭清跑来探望：“小王啊，你这病还是去上海看看吧。”说完，掏出一个崭新的怀表，送给王征明。

　　抗日根据地当时被日军包围了，怎么去上海？王征明找到了江苏沙洲（今张家港）县长蔡悲鸿。当时，日本陆军烧杀掳掠发了大财，日本海军见了眼红，也想趁机捞一笔。蔡悲鸿便利用日本海陆军间的矛盾，组建轮船公司，买通日军，把苏南盛产的棉花、蚕茧等运沪发售，而大批布匹、药材、火油、纸张和日用品，也从上海源源不断运来江苏，既解决了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军需和民用，还支援了十六旅及盐城新四军军部。在蔡悲鸿安排下，王征明坐上小船划至江心，换了长江上一艘装着生猪的大船，在臭气熏天的生猪棚旁小房间内呆了一晚，熬到了上海。

　　到上海找谁呢？经六师军医张贤介绍，王征明找到了上海红十字第三分院医生朱萍。治病期间，王征明通过路南地委军事部长吕炳奎，与师长谭震林保持联系。吕炳奎就是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梁洪的原型，1941年时他还参加了上海消防队，以此身份为掩护，方便开展革命工作。到沪没多久，王征明便在吕炳奎家中看到了谭震林师长委托夏光（时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纵队司令、《沙家浜》中郭建光原型）写来的一封信。

　　信是用米汤水写在桑皮纸上的，只需棉花沾碘酒往字上一擦，便能看清楚。啧啧，夏光那一手小楷漂亮极了！而信的内容，是照转延安中共中央军委电报指示，要求调查驻上海的日军部署情况，如驻沪日军的番号、兵力兵种、武器装备、海陆空军港码头机场设施、弹药储存、后勤仓库等，约10条。

　　医生情报员

　　可惜，夏光那令人拍案叫绝的手迹无法保存，王征明必须阅后即焚。桑皮纸慢慢化成灰烬，王征明脑海中只有2个字：吴淞！

　　吴淞是上海的水上门户和“咽喉”，史上兵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陈化成抗英、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吴淞都是主战场。而1941年，侵华日军驻上海的十三军部队的江防要冲和海军基地都在吴淞。吴淞镇附近的江湾、大场、丁家桥还建有日军3个军用机场。

　　王征明仔细琢磨，越琢磨越觉得责无旁贷，“新四军7个师，唯有第六师在最靠近上海的苏南活动，第六师有义务、也有必要向中央提供情报！”这事铁定要做。那么，情报工作如何开展呢？医生朱萍热心支招，他有一位同学名叫徐国璋，宝山大场乡人，恰好在吴淞行医。于是，王征明在天通庵（今上海老北站附近），坐上一路由日军把守的小火车，到吴淞镇实地考察徐国璋的人品。

　　70多年过去了，王征明依然清晰记得徐国璋给他留下的强烈的第一印象：“朝气蓬勃，心地单纯，正愁报国无门，不时就要引吭高歌几曲进步歌曲。”

　　经朱萍前期对徐国璋的多番试探，再加上王征明亲自“搭脉”，证明徐国璋的确是不二人选。王征明报请上级同意，将徐国璋发展为新四军第六师侦察科直属吴淞地区军事情报人员。徐国璋的任务是：每天搜集日寇军舰进出吴淞口的情况，了解日军在宝山等地的兵营、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机场、军用仓库、军用码头等情况，用米汤水密写后，保存在药品盒内，交朱萍（后考虑到安全问题，王征明又改派在上海市区从事新四军情报工作的张馥馨与徐国璋交接）。

　　外马路101

　　徐国璋随即投入工作。他自己也需要物色靠谱的战友，利用门诊便利，就诊病人便成了他暗中考察的对象。

　　15岁的病人黄眷澜很快撞到徐国璋跟前。黄眷澜原籍宁波余姚，后随全家迁来吴淞，父亲黄茂丰在吴淞镇上开“和记米店”。徐国璋知道，宁波是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主要受害地之一。1940年，日军731部队特别细菌远征队的飞机在宁波上空洒下大量带鼠疫杆菌的疫蚤、小麦和面粉，宁波百姓大量死亡，当地不得不焚烧大片房屋来防止疫情扩散。每每说起这些，黄眷澜都是恨之入骨的表情。徐国璋进一步发现，黄眷澜家住在吴淞外马路（今淞浦路）101号，竟是再理想不过的“哨所”。这幢小楼正对黄浦江吴淞口，打开窗户，一眼便能看清江面上日寇军舰一举一动，离小楼50米处，还驻扎有日本宪兵队。

　　徐国璋向王征明汇报同意后，于1941年底发展黄眷澜参加情报工作。当时，徐国璋交给黄眷澜一架望远镜、一块挂表，要求她严密监视江面上日军舰艇动态，将舰艇的特定符号、进出时间、烟囱大小、吃水吨位等情况，以及在小楼附近日本宪兵队操练情景和人员进出情况，用特定方法记录下来。日军舰艇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的情况，属于重要情报，再晚也要当晚报出。所有情报收集，只能用肉眼看，用暗号记，绝不能拍照。

　　1943年夏，新四军参谋处正式决定成立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由徐国璋任组长。一条隐蔽联络的军事情报网络已形成——黄眷澜收集到军事情报后，先由徐国璋深埋地下，待时机交给在上海的张馥馨，由张馥馨转交给新四军扬州情报组胡绥之，再由胡绥之交给新四军六师侦察科参谋兼东南情报站站长宣铎，最后到达王征明处。

　　王征明难忘那回，他执行任务途经上海，到张馥馨家，张馥馨立马从铁床架子空心管中掏出许多情报，那都是徐国璋、黄眷澜等人无惧生死收集而来。那一刻，王征明几要落泪。如今回想，他依然激动，他对记者说：“这么多情报，哪怕是泄露一条，可都是掉脑袋的呀！”

　　停办“梅友社”

　　1943年，王征明调任新四军军部参谋二科（侦察科）副科长，负责敌占区情报，站在新岗位的角度从更广阔视野看，他觉得吴淞、上海的地位更突出了。他又去吴淞，与徐国璋详谈。

　　地点选在一家面馆。与徐国璋已经一年多未见，徐居然搞了个“梅友社”，组织爱国进步青年辣手著文章。王征明一听急了，这位徐国璋可真是“既可爱又糊涂”，忙叫他刹车。王征明说：“做情报工作就是要独立作战、单线领导，用群众工作那套来搞情报，是大忌！”

　　徐国璋立即停办“梅友社”，并以更百倍的热情投入到情报事业中去。他秘密发展在吴淞医院做护工的蒋炳强为情报人员，要求蒋炳强与当时因日伪“清乡”而来沪、隐蔽在日军驻吴淞炮台兵营里做苦工的中共沙洲县锦丰区委书记张伯春一起，搜集吴淞炮台及大场、江湾等地日军军用机场、兵营等情报。

　　1944年，19岁的爱国青年陈达也被徐国璋拉进情报战线。陈达是宁波慈溪人，其堂兄杨棋轩在苏中新四军工作，经常来信描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情况，陈达也忍不住想参加革命，却阴差阳错与新四军交通员失联。当杨棋轩的战友关松（宝山月浦镇人、新四军苏中三分区如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干部）获悉这一情况后，随即请老乡徐国璋帮忙送陈达去根据地。徐国璋却把陈达留在吴淞，“你去根据地和留在宝山，一样是抗日”。就这样，黄眷澜有了伴。陈达与黄眷澜一起，不舍昼夜在外马路101号小楼“哨所”察看浦江动静，为应对日本宪兵突然搜查，她们桌上常备一本《日语会话》作掩护，情报都藏在灯罩里，彼此间还提前编好了假口供。

　　“一德大药房”

　　而“一德大药房”，则是吴淞情报组开展情报工作的秘密联络点。

　　徐国璋所工作的吴淞医院，系由汉奸翻译王桂泉开办。徐国璋有远虑，吴淞医院一旦停业，他的吴淞情报组就会失去合法的社会掩护。于是在征得组织同意后，1943年下半年，徐国璋在吴淞医院外开了一家“一德大药房”。大药房系2层小楼，楼下卖药，楼上诊所。为避免王桂泉不满，徐国璋拉了王桂泉的小舅子金国楚入股大药房，并与王桂泉签订了3年租用合同。

　　有了这个大药房，更利于掌握信息、开展工作。日军军官野田经常寻花问柳，染病后不敢声张，偷偷来大药房找徐国璋治病。徐国璋尽管心怀仇恨，却千方百计治愈了野田的难言之隐，野田自然将徐国璋视作“知己”。徐国璋由此便有了“靠山”，他每每在日军军事据点附近佯装“散步”实为侦查时，一旦遭日本宪兵盘查，徐国璋便架出野田，“你们长官野田，是我好朋友！”宪兵听后，知趣地噤声让道。

　　徐国璋会一口流利英语，他热络地结交日本宪兵和下级军官，以探听各路消息。那些日本兵的确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从兵营里偷出药品，再倒卖给徐国璋，好赚点外快。徐国璋照单全收，一方面收买人心，又恰好可以补给抗日根据地的急需用药。日积月累，“一德大药房”楼上堆了不少医药物资。那天，日本宪兵突然闯入搜查，情急之下，徐国璋叫来王桂泉。当年大药房拉王桂泉小舅子合股经营果然派上用场，“一条船”上的王桂泉当场“作证”，这是他出面给日军订的货。风波随即平息，事后，徐国璋不忘“孝敬”王桂泉，并趁机请王桂泉弄几张盖有日军后勤部印章的封条。拿了钱的王桂泉满口答应，于是，在这些封条保护下，徐国璋将新四军的紧缺药品，顺利通过吴淞口送抵抗日根据地。

　　“请盟机轰炸”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决胜关头。前苏联红军攻入德境，美国等盟军发起反攻，日军节节败退。黎明破晓前，王征明和徐国璋所在的吴淞情报组感到，必须快马加鞭了！

　　徐国璋找到日军军官野田，表示愿为皇军“效劳”。彼时，日军伤员激增，急需医疗人员，野田自然求之不得。凭着野田派人送来的日军军服和日军通行证，徐国璋深入敌穴，在日本兵营等军事要塞畅行无阻，加紧侦查敌情。

　　而曾经的吴淞医院护工蒋炳强，则骑上装有“路码表”的自行车，沿着江湾、大场、月浦、杨行、宝山、炮台湾等地，冒死实地侦查、拍照，以测定各个目标的正确方位、距离、面积等。

　　新四军苏中三分区如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关松，经宝山杨行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逸介绍，在吴淞小学任美术老师，也是吴淞情报组成员。他和组里成员一起，画出了包括军港、仓库、机场、兵营、高炮阵地等在内的日寇军事设施分布图。这些珍贵的情报，一并呈报新四军军部，再上报中央军委并转告盟军驻延安联络组。

　　由于吴淞情报组上报的军事情报及时、正确，美军B—29型飞机准确轰炸日军驻军及停泊在长江口的军舰等军事目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的抗战终获胜利。考虑到迎接解放的斗争将更为复杂艰巨，上级组织决定让黄眷澜、陈达等去解放区学习。而徐国璋，已积劳成疾，肺结核相当严重，三天两头大量咯血。组织上劝他暂时留沪养病，待病情好转再去革命根据地。

　　当年10月的吴淞口，徐国璋与战友们依依话别，相约在革命胜利后再见。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2个月后，徐国璋溘然长逝，年仅24岁，噩耗传至新四军军部，首长和战友们悲伤哀悼。

　　令“王征明们”欣慰的是，往事并非无处凭吊。“一德大药房”最初的原址还在，也就是现在的宝山区北兴路76号。

　　历史将永远铭记。

   荐稿人：lry    2015-07-26    执行编辑：lry    2015-07-26    责任编辑：zjy  2015-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