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韶山这块红色土地，行走在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图书馆、毛泽东广场、南岸私塾和滴水洞等景点，伟人的风采、历史的风云仍令人心潮澎湃；山灵水秀、青山翠竹间寻访当初，仍让人思绪万千。

    还书条里蕴藏变革乾坤

    从毛泽东故居往西，有一座牌楼式青砖建筑。这里就是毛泽东少年时入学就读之处——南岸私塾。少年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 斑驳的旧书桌上留下了他少年时代求学的印痕。

    南岸私塾现已变成毛泽东早年读书经历的展示馆。馆中展出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这是毛泽东不慎损毁表哥文运昌的书籍后写的道歉信。

    毛泽东的上学经历后来常常被描述为“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其中的六年孔夫子，指的就是毛泽东在家乡接受的私塾教育。而实际上，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湖南乡村里，挑战孔夫子的地下暗流早已奔腾涌动。

    《盛世危言》是清末郑观应所编的呼吁改革的著作，而《新民丛报》则是梁启超创办的宣传改良主张的报刊。当时韶山这个闭塞小乡村的知识图谱，从这张小纸条里便可见一斑。

    除了书籍的传播，更有人员的流动。从湖南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的韶山人李漱清回到家乡，他也成了毛泽东时常讨教问题的老师。这位宣传维新派思想，号召村民将寺庙改成学堂的“激进派”，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大为震动，这成为他思考民族危亡问题的重要节点。

    这些“新书”和“新人”的思想主张或许各有不同，但对毛泽东而言，他们的真正意义在于打破了四书五经和古典小说对头脑的垄断，成为解释周遭一切的思想武器。从此，拯救苍生、变革社会，就不只是一种从《三国》和《水浒》中读来的朴素的情感，而成为越发明晰的观念甚至实际的行动。

    也正是在这些“新书”中，毛泽东发现，传统社会的逻辑和个人道德的努力此时已经走入死胡同，要想扭转乾坤，必须要有全新的方案。正如多年以后毛泽东对堂弟毛泽连所说的那样：“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你父亲是堂兄弟，买你家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件事，认识到这不光是个人与家庭问题，还是社会制度问题；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一口皮箱见证红色爱情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静静躺着一只皮箱。它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共同使用过的遗物。

    1920年，这只皮箱收藏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整个冬天。

    那年，杨开慧提着这只皮箱，装上一些简单的衣服和首饰，来到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宿舍，与时任一师教员的毛泽东正式开始了婚姻生活。

   在韶山毛氏宗祠展出的族谱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名字——罗氏。这位18岁的姑娘正是韶山冲农民毛顺生给他14岁的儿子毛泽东娶回来的媳妇，就像毛顺生的父亲当年给他安排的婚事一样。然而年轻的毛泽东拒绝继续接受这样的安排。

    不同于与罗氏的“婚姻”，毛泽东与杨开慧相识、相爱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婚姻的烙印。杨开慧号霞，字云锦，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儿，人们常常称她为“霞姑”。一个是月薪8元的“北漂”图书馆管理员，一个是北大名教授的女儿，两人条件悬殊。然而志趣的相投、人格的吸引，让两人相互产生了爱慕。毛泽东是杨开慧信中的“润”，而杨开慧则是毛泽东笔下的“霞”。“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到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杨开慧在日记里这样记叙她对毛泽东的情愫。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礼简单朴素， “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戴凤冠不披纱”，只有一桌值六块银元的饭菜用来招待好友。这两位“激进青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社会主张落实到了个人的人生抉择中。

    在短短数年中，从长沙到上海，从广州到武汉，这只旧皮箱跟随杨开慧，陪同丈夫天南海北。箱中，不见了“女为悦己者容”的首饰，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文件与手稿，是红色恋人的理想与事业。

    中英笔记注脚革命理想

    在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里，有一批毛泽东学习英文的实物资料、卡片、笔记等。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毛泽东是这么建议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在外出视察的火车上，在办公闲暇的时间里，他常常拿出单词卡片进行学习，还阅读过很多英文书报。图书馆里展出的几张毛泽东学单词的卡片中，既有“希望”“祝愿”这样的日常词汇，又有“专家”“报告”“进口”“出口”这样的工作用语，还有“自由王国”“必然王国”“认识了必然就是自由”这些哲学术语。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也密密麻麻地写着毛泽东的批注，很多词汇上还有用声调进行的注音。单词卡片和英文笔记，展现了毛泽东渴望了解外来事物的愿望。

    而在韶山，能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他阅读中文著作时的批注。

    在梁启超《新民说》的书眉上，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对专制国家的痛恨，对个人解放的追求，从这些批注中呼之欲出。这些思考或有不成熟的地方，其中很多观点也逐渐被后来的毛泽东克服，然而字里行间的书生意气、青年热血，却是那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标本。

    年轻时的毛泽东曾在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上写道：“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而晚年毛泽东则在《西游记》的眉批中写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这种一脉相承的思路，既是他的历史观、伦理观，同时也是对他一生斗争精神的注脚。

    “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身处韶山，端详着毛泽东的旧物，咀嚼着数十年笔记中的不变内核，人们或许更能理解那段有名的词句：“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6日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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