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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15-12-13 【编辑录入:fengfy】 文章出处:《解放日报》2015年12月13日第5版 |
焦 土 |
作者: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李 晔 实习生 梁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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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份份泛黄的档案证言和照片 记下的是你可能并不了解的抗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被日军飞机轰炸后的同济大学实习工厂(同济大学档案馆供图)
除南京大屠杀外,日军在中国造成一次性800人以上伤亡的惨案,全国至少有173个,罗泾屠城就是其中之一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后历时10余年组织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成果,于日前正式出版。上海宝山作为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两次战役主战场和重灾区,单独成书,在全国地市级行政区中,是首批公开出版调研成果的几家之一。 当日本部分右翼分子常攻击中国为何不拿出伤亡人员名单时,在宝山,这片曾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一份份与时间赛跑被抢救下的证人证言,是历史不容篡改的最有力凭据;一张张用以“炫耀”战功的照片,成了日军最好的“自白”;当年那些由同济大学德籍教授拍下或来自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和联邦档案馆的证据照片,是国际正义的最好凸显。 惨绝人寰再次出现在5年后。1937年8月,还未开始主导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率领派遣军,自熊本启航,于22日到达上海以东马鞍列岛。5年前,松井部队就从紧挨着宝山罗泾的浏河七丫口和月浦狮子林登陆,因此他很熟悉这一带的潮汐、水文、港湾和滩涂。这个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想趁“初三潮、十八水”大潮汛时机,重演5年前的顺利登陆。 凌晨2时许,日军第11师团从罗泾南石洞口附近黄窑湾、中部小川沙港和北面薛敬塘三处强行登陆。当时,养鸭的罗泾百姓沈阿兴没想到侵略军会有疯狂之举,午夜刚过照样去薛敬塘江堤旁给鸭子捉饲料。当他见到日本军舰发射照明弹和炮弹后,一路奔跑高喊“东洋人打来啦”,以招呼因白天太热而只能趁夜晚在田间踏水车灌田的乡亲们。但没跑多远,沈阿兴便被日本兵开枪击中,成为罗泾屠城中第一位被枪杀的无辜平民。 下午1时许,日军一把火点着了罗泾小川沙口紧挨着江边的闻家宅,13户人家几十间房屋被烧成一片火海,闻爱生一家三代老小九口被关在屋内活活烧死。侥幸从火海中逃出的百姓,被守在火海边的日军枪击或刺刀戳死,成为日军罗泾暴行中第一起惨案。 紧接着,日军一路烧杀劫掠。在小川沙河旁小赵家宅,农民赵志冲因妻子临产,又有两幼小孩子,一家人无法撤离。为避日军,赵志冲一家躲进附近坟场。不料,年幼的孩子被四处的枪声和狗吠吓哭,日本兵循声而至,先是扫射,随后一阵刺刀乱挑…… 上述惨烈描述均来自口述实录及各种有根有据的档案记载。1997年,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等组成调查组,走遍罗泾196个自然村,走访788位大屠杀目击者、受害者、幸存者,查实有名有姓的遇难者1495人,获得证人证言52份。 且听口述者痛苦回忆——罗泾镇塘湾村韩家宅人顾庆祯1997年时已74岁,他回忆,鬼子进村不见老百姓,便放火烧房子,“我们眼看家园被毁,痛在心里,谁也不敢出声。突然,邻居顾银坤老伯伯忍不住,不顾一切跑出去,结果只听到一声枪响,他一头栽倒在地。鬼子撤走后,顾银坤的儿子将其父背到烧剩下的一间屋内,我和父母邻居都去看望。不料日军听到哭喊声后又杀回来,把我们包围起来,又是开枪,又是刀砍……”最后,顾庆祯是从父母尸体底下爬出来的,是父母用身体做掩护,让他死里逃生。 合众村塘湾宅人王佩英,为避日本兵,躲在稻田里,靠半生不熟的蚕豆和河水度日。待战事稍平,逃难乡民回来时,王佩英已成野人,被称为罗泾的“白毛女”。 潘桥村徐家阁人徐世禄、高兰芳、沈凤英作证,他们徐家阁南面大坟上一棵大树旁,本宅26名男女和外村抓来的10名百姓,全部被日军杀害。 花红村人毛志全当年12岁,跟父母一路逃难至嘉定方泰沙江桥,与20多位难民一起躲在大竹园内。日军经过,“当时我妹妹还在吃奶,还要哭,为不连累别的难民,我娘只好狠心用奶堵住妹妹的嘴,不让她出声,等鬼子队伍走完,妹妹已闷死在我娘怀里”。 高椿树村大徐家宅人张家英证言,4位亲属,祖母、堂祖母、外祖母和舅父,以及其余男女老少共32人,被日军用绳子绑着牵至石家宅东边大坟间,浇上汽油烧死…… 所查实的罗泾有名有姓遇难者1495人其实只是保守数字。据1990年的《罗泾乡志》记载,1937年8月日军在罗泾登陆后,短短20余天,就在罗泾制造26起惨案,杀害平民2244人,烧毁房屋10948间。此外,日军屠杀平民、摧残妇女儿童的方法极残忍,除直接射杀外,还有军犬撕咬活人、淹杀牛粪池、剐肉等40余种方法。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调查统计,除南京大屠杀外,日军侵略在中国造成一次性800人以上伤亡的惨案,全国至少有173个,罗泾屠城就是其中之一。时至今日,罗泾百姓仍自发地将每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十八)称为“总祭日”。 还有文明浩劫,学府之殇。 1917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同济大学被法租界当局要求解散,大学决定在吴淞购地自建校舍。作为长江出海口,吴淞早在清同治及光绪初年,已辟有海关、铁路、码头和邮电通讯,1920年代初,实业家张謇在吴淞设立商埠工程处,实施开埠计划。同济大学考虑,吴淞各项市政计划、商港建设、马路与桥梁建设、机器安装等,均可供学生及时参观、学习、剖析,对学生培养十分有利。1922年,自吴淞火车站(现吴淞中学门前)至同济大学新校舍门前辟筑新路,定名“同济路”。1924年春,占地150亩的吴淞新校舍全部落成,除了宏伟壮丽的罗马式大礼堂、设备齐全的实习工厂、雅致实用的教员住宅楼外,还有喷水池、大草坪。此后,实习工厂与机器设备不断充实更新,吴淞时期的同济大学逐渐成为中国民用测量学科的策源地。 然而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2月7日日军用飞机舰炮机关枪攻击,自上午8时30分起,至下午5时30分才停止。同济大学电工间、生理学馆于当日被毁,其余各处房屋及教授住宅等,亦为无数子弹洞穿。医学院6位教授被日军炮弹击伤,幸被中国红十字会救出,才免于死亡。当时,通往上海市区的水陆各道均被日军隔断,到市区须绕道刘行、真如,经中国军队阵地方可脱难,同济德籍教授及家眷等36人挤在平时仅可容纳16人的汽车上,经真如迂回逃难,其余教授唯有步行。此后,因日军搜刮钢筋,再次轰炸,将千疮百孔的断壁危楼炸得躯壳无存。 主持正义的国际人士自会用事实来表达。一位名叫奥古斯特勒拜恩的德籍教师,1932年在吴淞同济大学附中任教。1992年,他的女儿和外孙来到同济大学,寻找父亲资料,同时也带给同济诸多珍贵照片史料,照片上,赫然记录着被日军轰炸后的同济吴淞校园的惨状。 何止同济,宝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大学城”,在历经两次淞沪战役后都成为废墟。 今天,我们用这些确凿的照片、口述、史料、文献、数据说话,并非想煽动什么,而是要交出一本明白账。这是对牺牲、伤亡的千万同胞负责,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更是对国际社会负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上海市宝山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课题,由中共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区档案局(馆)、区地方志办公室共同承担,自2005年8月开始专题调查研究,已形成600万文字的档案史料,但为严谨客观起见,真正付梓出版的只有137万字。在调查与起草中,课题组严格规定不允许任何想象、编造和煽情性描写,不允许刻意追求语言的生动华美,不允许使用带有夸张性、主观推断性的文字,但凡吃不准的内容,全部不收录,所有事例与数据均经得起法律和学术上的质证—— 根据当年“一·二八”战后由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委员的报告,其中《闸北各处救护难民统计表》中还有原住地点为江湾的难民1591人、原住地点为军工路附近的3420人。而现在,宝山区的高境镇与淞南镇恰与当年“江湾”与“军工路附近”这两个区域交织。由于没有更为确凿的历史资料来划分与证明,因此课题组并未将这部分难民数作为宝山的难民数来统计; 书中记载,吴淞镇仅难民60人。但事实上,这无论与吴淞镇在“八一三”主战场地位,还是与吴淞镇战前市场繁荣情况都是不相称的。必须予以说明,由于相关历史档案及证据资料缺失,课题组宁缺毋滥,但难民“60人”显然是一个被大大缩小的数字; 书中大事记,每一个条目内容来自哪个档案馆及档案号,或出自哪一份出版物,作者何人等,全部可以追溯; 书中关于居民财产损失,主要以1946年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调查时的原始档案作为支撑; 还有诸多有名有姓的遇难者,他们来自哪个宅,被杀在何处,都标明出处,都有后人、亲历者、目击者等的口述回忆,对其中重要证言形成42份文书,进行司法公证,将侵华日军暴行证据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当时在全国是首次…… 那些泛黄的老档案、老照片,那一份份证言,不是纸上烟云。历史,既是一种力量的沉淀,也是一种严峻的面对。 我们用事实说话,让历史作证,让今人清醒。 今天,我们向后回望,但根本目的,是为了继续向前。
荐稿人:ffy 2015-12-13 执行编辑:lry 2015-12-13 责任编辑:zjy 2015-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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