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老，原名张传普，号威廉，别号微庐，1902年10月11日生于苏州，2004年6月卒于南京。1914 年考入同济大学的前身同济医工学校德文科，1918 年毕业。

　　一战结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德国聘来欧尔克教授，开设德国文学系，招收有德语基础的新生。张先生便考入北大，成为该系 1918年首届学生，直到1923年毕业。张先生的德语教学工作始于1933年，即受聘于南京的陆军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该校迁至重庆。在重庆，中央大学又邀请他去兼课。因聘书上写的是张威廉，他从此就一直沿用此名。抗战胜利后，陆军大学迁至台湾，张先生则继续任教于中央大学，并随之迁回南京，直至该校于 1947 年建立德语专业，并于解放后更名为南京大学。

　　由于历史原因，张先生没有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但是，由于他在同济打下了扎实的德语基础，后来又不断学习，严格要求，终于获得了教学和科研的双丰收。他的论著近四十部，译作有二十余册。他的学生遍布全国，乃至世界不少角落。他一度被我国德语界誉为“北冯南张”（北方的冯至和南方的张威廉，均为同济校友）的宗师，泰斗级人物。

　　早在 1923 年，他就出版了《德国文学史大纲》。2000 年，在他 98 岁时， 还出版了《德语教学随笔》。其间，先生出版了诸如反法西斯作家威利·布莱德尔的《父亲们》、《儿子们》、《孙子们》三部曲，席勒的《威廉·退尔》，《唐·卡洛斯》，《杜兰朵》和《德国名诗一百首》等影响广泛的译品。他还翻译了歌德、霍夫曼、格林、豪夫等名家的不少名著。他编写了《大学德语课本》、《新编德语自学》和《德语语法词典》等多种德语教材。

　　在德语教学法方面，张先生反对使用固定模式，主张根据教学环境、文化背景、学员年龄及教学目的采用不同的教学法。例如在德国教外国人学德语，或给幼年学员上德语课，使用交际教学法效果好；在中国给初学德语的大学生上课， 则宜于用语法翻译法，结合中德语言对比进行教学。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初期， 曾有德国人用德国原版教材，使用单一语言进行德语教学的百人班，以及由中国青年教师用中文教材，使用德、汉双语进行德语教学的二百人班。当二者教学进度相同时，请德国第三者命题，进行统测，结果是后者胜出。充分证明了张先生的理论的正确性。

　　张先生的成就，还赢得了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伟大民族的敬重，使他先后获得“洪堡纪念章”、“歌德奖章”和总统魏茨泽克授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

　　张先生心胸宽阔、谦虚谨慎、助人为乐、不断创新的一流人品，时时、处处、事事得到验证。以笔者为例，虽然未曾在南大注册入学，却不仅从他的译著里得到滋养，还直接面对面地得到不少教益。1979 年，我受命重建同济大学德语专业时，根据当时国家“四化”建设的需要、同济的工科大学特色，以及德国对外德语教研的状况，打算选定科技德语作重点。但是，国内的德语专业当时几乎清一色地以文学作主攻方向，甚至无处开设一门科技德语课程，对这一新型专业方向认为不屑一顾。张先生却不然。他虽然已对德国文学驾轻就熟，却仍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支持。他不但帮助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而且亲自撰写科技德语语法和词汇特色方面的文章。他已近八十岁高龄，仍来同济亲自讲授有关课程， 来参加第一届德语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考试，……。

　　对同济大学德语教学的重建与发展，张先生一直非常关注，不仅在初期大力支持，而且经年鼓励。例如，每逢节日，他都来信问候，经常用“远大目光”、“伟大魄力”和“卓越成就”等赞誉之词鼓励前进，希望同济的德语教学更快、更好地发展壮大。

　　作为校友，威廉老从来没有忘记母校的教诲之恩，每逢重要活动，都会提及同济对他人生的意义。例如在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授予他德国大十字勋章时， 就提到他在同济打下的德语基础。又如在他的封笔之作，98 岁高龄出版的《德语教学随笔》中，就追忆了当年在同济学习德语的情景。

　　南京大学的德语教学在我国有较高的知名度。威廉老在谈到南大的成就时， 总是不忘提及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当时，同济大学德语教研的班底全部转移到了南大。不仅有陈铨等一批名教授，还有成千上万册图书，其中 1823 年版的《席勒全集》等更是今天难得的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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