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与宜宾之间的长江南岸还有一个小小村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最初5、6年间居然容留了数以百计的中国顶尖级学者和深具潜力的学界新锐。这个地方,名曰李庄。

　　李庄属四川南溪县(现为宜宾翠屏区),清代乾嘉学派大学者段玉裁曾在此任知县,他的手书至今还珍藏于乡间。这里古色古香,民风淳朴,即使处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颇有些世外“僻地”的味道。正因此故,她终于进入了远道而来、择地避险的机关团体的视野。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东部各教育文化机关纷纷西迁。历史学家傅斯年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随同北京大学等高校先后流转到长沙、昆明,本打算在春城安营扎寨,与西南联大相伴,可是随着战局恶化,每日不断地“跑警报”,研究工作无法展开。恰好同济大学派出的勘察人员发现李庄是个理想避难地,同济决定将工学院和校总部率先迁入该地。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得知后,将此讯息通告傅斯年,傅遣人实地勘验,随即决意全所迁入李庄。自1940年10月开始,这些来自不同省份的“下江人”陆续进驻李庄,素来平静的古镇一下子热闹起来。

　　除了同济和史语所外,社会学家陶孟和领衔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考古学家李济兼任负责人的中央博物院、建筑学家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以及中研院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众多专任研究人员也纷纷携眷前来,李庄一时间“人满为患”。一些殷实人家在当地头面人物罗南陔及地方官员动员下,租让出宅院供学者们居住,小镇上的寺庙、官产等公共设施更成为大学和研究所的“理想”安置场所。江岸码头每日从舟船上卸下的图书资料及研究用仪器、标本,在本地人眼中,数量是如此之多、其用途又充满着神秘色彩。千年古镇何曾有过这般光景,李庄人显然迎来了难得的“历史际遇”。

　　李方桂妻子徐樱(皖系大将徐树铮之女)晚年所撰《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一书中对他们的李庄岁月多有载述。在李庄的3年里,李方桂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收获颇丰,为他日后的语言学著述积累了大量素材。可是其工作条件之艰苦,日常生活之原始,远非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徐樱回忆道:“他每次外出回来,总是给我带来大礼物:跳蚤、臭虫、虱子。”

　　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及其家眷流寓李庄6年之久。思成的妻子林徽因久病卧床,思永本人患有胃病和肋膜炎,均需疗治静养,两家的生计遂陷入困顿之中。1942年春,深具同情心的傅斯年致函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代为申请救济款。此举有所收效,最高当局终于拨下一笔款项,送达梁氏兄弟家中。卧病中的林徽因自是感激涕零,特函谢傅所长:“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林徽因在李庄病倒，一双儿女陪伴床前

　　李庄时期的营造学社大致仅有5、6个人而已。这个民间学术机构,以研究古代建筑和建筑科学为本职,和平年代尚可得到捐助,而战时则不免陷入困顿。中央研究院将之并入中央博物院,梁思成等人可得到一份固定薪水,其研究工作得以延续。梁思成住在李庄,在兹念兹的一项工作,是撰述《中国建筑史》。他把李庄的旋螺殿、奎星阁、禹王宫和张家祠堂赞誉为“四绝”,欣赏其各自的力学结构、独特造型,九龙石刻及百鹤图窗雕工艺,将之一并写入书中。梁氏夫妇为这部著作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据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记述:“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颇为有趣的是,这些来自外省的“先生们”寓居李庄6年,不期然而然地与当地人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史语所的多位大男迎娶李庄女娃,缔结了一桩桩美好姻缘。

　　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到1946年10月,最后一批人员告别李庄,乘船东去。曾经喧闹的街市复归沉寂,李庄似乎又回到了从前。这段战时“交响曲”虽曲终人散,可是其延续中华文脉的特殊经历,如同黄金亮色,已经永远镶嵌在李庄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全文转自2013n1月18日《作家文摘》第10版——摘自《书屋》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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