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樊锦诗在莫高窟检查工作

　　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
　　56个春秋，她与风沙为伴，将敦煌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视为自己的使命和宿命，而这份坚守还在继续。
　　日前，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她首次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在新书发布会上，她坦言，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为之奔走的，仍是敦煌。

　　樊锦诗：
　　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我的经历很简单，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大求学，最后到敦煌工作。
　　我从来没想过要写自传、回忆录，因为我就是在敦煌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后来有一些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我说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我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所做的事是敦煌遗产守护人应尽的职责，没什么可说的。
　　后来一些同事和朋友提醒我：“你应该写。”我还反过来问：“为什么写”？他们说，你做敦煌的工作是为了文物工作者的操守，但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把敦煌的一切写出来也是你推卸不掉的责任。这句话触动了我，于是有了这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敦煌确实了不起，古代艺术家默默无闻，却给我们留下内容这么丰富，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遗产。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被放弃了，没继续被开拓，而且开始被人们破坏，可以说在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前，那里真是成了一片废墟。仔细想一想，70多年来，从一片废墟到敦煌研究院，这个“过程”真的很不易。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敦煌的场景，洞里的绘画艺术使我震动，深深陶醉。那是1962年，我大学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敦煌。
　　虽然通过在北大的学习，我对敦煌已有一定的了解，但到了现场完全不一样。就好像突然进入了艺术世界、童话世界的感觉。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
　　然而，出了这个洞呢，又是另外的景象了。走的每个梯子都教人害怕，一位很有名的专家在当地住的就是一间破房子，里面是土炕、土凳，也没有饮用水、没有交通工具。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怎么能待在这样的地方，而且一待就是十多年。
　　没想到的是，196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敦煌。
　　当我再次来到敦煌时，那里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个破败的地方了。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白手起家，对敦煌的艺术做了初步整理。我一直觉得他们都是艺术家，哪里会搞文物保护，结果他们做到了。
　　我本以为自己待个三四年就会走的，但因为受常先生和段先生的影响，我也看了一些书，还进洞看，越看越觉得我理解这种艺术了，越觉得敦煌太重要了。怪不得他们不走，原来是敦煌跟他们的身心连在一起了，所以他们稳稳当当在那儿待着不动。
　　我也就一直没有离开，我总想着我还能为它做点什么，要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回想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参加实习，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经81岁了。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思维和行动也越来越迟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伴莫高窟多长时间，还能为它做多少事情。我的记性大不如从前，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忘不了几代国家领导人对莫高窟保护事业的关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师长，北大的学习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我也忘不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机构和朋友的深情厚谊，他们一次次伸出援手，帮助和支持莫高窟的保护事业。
　　这么多人在敦煌拼搏，为了什么呢？坚守也罢，奉献也罢，担当也罢，实际上是为了开拓进取，这就是敦煌的文化精神。

　　嘉宾说：
　　对敦煌的爱是人生的全部

　　王旭东（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敦煌，我纯粹是一个误入宝地的外行。我学的是水文地质工程专业，和艺术完全不沾边，所以去敦煌之前，我对敦煌一无所知。但是因为樊锦诗先生，因为我的导师，他们为了保护敦煌，听从了有关专家的建议，把看似跟敦煌没有关系的人也拉到了敦煌。
　　但当我走到莫高窟的时候，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樊锦诗先生的人格魅力。她对年轻人的爱护，对年轻人的尊重，让我们这些人快速成长。她觉得你们这些学理工科的人怎么什么都知道，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人也对她的艺术造诣非常崇拜，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才使得莫高窟人能够永远相互理解，共同奋斗。
　　我觉得是文化的力量影响了每一个莫高窟人。今年4月8日，我离开敦煌的时候，依依不舍，但是最舍不得的是樊锦诗先生。我在她身边工作了28年，也就是在莫高窟工作了28年，正好是她在敦煌时间的一半。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兄弟（实际上她比我父亲还大），我从来不哭的，但是昨天我哭了，为了敦煌舍不得你。这就是说她对敦煌的爱，她对我们所有莫高窟人的爱已经变成了她的全部。她不希望任何一个莫高窟的人离开敦煌，因为敦煌是她的一切。
　　罗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跟樊锦诗是同学，大学五年我们都是在一个寝室里，她不是我“上铺的兄弟”，而是我“下铺的同胞”。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有不少亮点，有很多可读性很强的故事。201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多了一尊雕像，名为“青春”。1963年，樊锦诗背着铺盖来敦煌报到。雕塑家孙纪元以她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了这尊雕像。樊锦诗曾和雕像合影，满头华发的她把手搭在雕像上说:“让我摸摸我的青春。”她把她的青春献给了敦煌，敦煌也给她以回报。
　　我觉得这本书里不光有很感人的故事，也有很多理性的思考。比如说怎么写考古报告，樊锦诗有她的思考、她的探索和她的成果。我记得十多年以前在考古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怎么样写考古报告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樊锦诗用她的探索，用她的研究、思考，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卷。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一本传记不应只是写一个人最辉煌的一面，还应有辛酸，《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便体现了樊锦诗在生活中的苦难和辛酸。今天，我们都把敦煌当成一个旅游胜地，当成非常热闹的去处，但是没有人想到樊锦诗在那里最难的是寂寞，是真的想家，她说了心里话。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在1983年，住在现在的莫高山庄，那时候是几个破房子。到了那里就听说那个山庄整天“闹鬼”，其实不是闹鬼，就是人们喝了那儿的水肚子容易不舒服，总要上厕所，所以一会儿窜出这个人影来，一会儿又窜出那个人影来。那时候去敦煌最好的招待就是一杯从城里来的清水，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樊锦诗是经历了辛酸和苦难日子的过来人。
　　此外，这本书还告诉我们樊锦诗的人生追求和学术贡献。2003年，樊锦诗联名其他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启动每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实际研究，并于2005年首创了“旅游预约制”，每天游客不能超过3000人。2008年，经过5年的论证，樊锦诗提出的建立敦煌数字中心的审核终于通过。当时已是年过半百的她，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们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直是中国敦煌学者的心病，那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而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完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中国”，所以感谢樊锦诗给我们讲述敦煌的故事，她让我们走进了敦煌，走进了敦煌学的世界。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12月7日第7版）

荐稿人：ffy 2019-12-08  执行编辑：lyh  2019-12-08  责任编辑：zjy 2019-12-08

同济大学关心下一代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