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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20-06-03 【编辑录入:fengfy】 文章出处:《文汇报》2020年6月3日第8版

赵嘉福:在指间完成时光对话的修书人
作者:@文汇报记者 付鑫鑫  阅读次数:5672

在客厅工作台,赵嘉福通过敲打,将“复旦精神——于右任”镌刻在石材上

在客厅工作台,赵嘉福通过敲打,将“复旦精神——于右任”镌刻在石材上

 

  在业内,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被称为古籍。古籍、书画、碑帖的修复装裱,自古就是一门手工技艺。
  意大利修复大师布兰迪曾说:“所谓修复,是为了维持某件物品物质性上的无欠缺性、为保证其文化价值的保全、保护而实施、处理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古籍修复以师带徒的方式代代相传;今天,古籍修复师被誉为“缝补旧时光的人”“与时光对话的人”。
  赵嘉福,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1961年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碑刻传拓60年,主持重大文献修复和拓片制作项目,先后修复大批国家一、二级古籍文献;退休后,担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培训导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重庆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传习所导师。
  赵嘉福博采南北两派之长,以“博雅”闻名,堪称一代“国手”。“博”指他技术全面: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石刻字、碑帖传拓、碑帖装裱,五项全能。“雅”指他技术风神俊逸,无论手法还是作品,都兼具艺术气与学者气。然而,对于外界声名,他却谦逊地说:“什么事情,你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会出成绩。”
      
  江南丝竹乐声熏陶出来的“好苗子”
      
  “叮当,叮当,叮当……”金属碰撞的脆响,声声入耳。
  采访时,年近八旬的赵嘉福一边演示石刻“复旦精神——于右任”,一边讲解,“私印十分考究,印章上的字体、笔锋因人而异:有的人不相熟,刻章最好中规中矩、完完整整;有的人懂行,刻章就可以根据主人的性格气度来。你看,‘于右任’这个印章,‘于’字虽然少了半边,但‘任’字顶天立地,颇具先贤风骨,大气谦和,不拘小节。”
  小小石刻,寥寥七字加一方印,竟藏着许多学问。若这学问放在六七十年前,对喜欢江南丝竹的赵嘉福来说,好像八竿子打不着。
  1944年,赵嘉福出生在上海徐家汇老街,后迁居淮海路茂名路一带。幼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繁华,但他见过国泰电影院门口的外国人、锦江饭店大花园的钢琴、淮海公园的读书沙龙……并且习以为常。调皮的时候,他还会和酒店的印度门童飙英语。不过,相较之下,他更偏爱传统文化,听邻里说书、讲浦东故事,以及弄堂口响起的《春江花月夜》。
  因为喜好音乐,读书以后,赵嘉福加入学生乐队,当起二胡手;读初中时,正赶上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民族乐团到学校挑“好苗子”。两个学校都相中了他,不过,上海音乐学院是招生,要交学费,校方还建议他改行拉小提琴;上海民族乐团招的是2年制学员,不用交学费,免费提供伙食,还发补贴。
  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懂事的赵嘉福自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当机立断加入上海民族乐团,继续拉二胡。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上海民族乐团压缩编制。赵嘉福想了想,如果调剂到别的院团,去杂技团做伴奏,二胡手作用不大,于是决定改行。改行有两个选择,“一是去上海博物馆当讲解员,但我普通话讲得不好;二是到上海图书馆,帮别人借书还书理书,应该没啥问题。”
  1961年,赵嘉福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馆长是图书馆学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
  “顾老是苏州人,讲话轻声细语,儒雅中正,修养很好。当时,上图没电扇,但夏天再怎么热,顾老都不穿汗衫。”赵嘉福满心敬重地回忆道,顾老特别重视古籍修复,遇到难得一见的善本,每每亲自过问。“顾老说,我们既然要学古籍修复,先得补足文化课。怎么补?下班后,业余时间上夜校。现在,我的高中毕业证书还收着哩!”
  同时,顾廷龙又请藏书家、版本鉴定家潘景郑,藏书家、古典目录学家瞿凤起,轮流给年轻人上课,每周半天讲古汉语。
  从《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开始,到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名篇倒背如流,十几岁的赵嘉福一开始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古汉语、背文言文,“有意思的是,潘先生他们读古文,像唱歌一样好听,有调门。我们学起来,也很感兴趣。”
  此外,顾老还安排年轻人练字。怎么练?每天上班前一小时,在单位练。
  “那我应该练什么体?”赵嘉福问。
  顾老则回答说,没有硬性规定,自己喜欢哪种就挑哪种。
  赵嘉福练了一阵褚遂良的楷书,也练过柳公权的柳体,但没有恒心。“书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自己练,进步很小,而且不够明显。”
  顾老看赵嘉福没心思写字,语重心长地与之谈话:“我让人教你们古汉语,是希望你们学会断句、看得懂文言文。要你们学写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而是为了看出字里行间的笔法走势。不管是正楷、草书、隶书,还是小篆,你们练多了就会知道它哪些地方用了怎样的力道,起笔、收笔如何,这些对石刻、碑帖传拓大有裨益。若非如此,最多是个匠工,字刻完了,却无法理解书法艺术。”
  顾老一番话对赵嘉福来说,犹如醍醐灌顶。时至今日,不出门在家,赵嘉福几十年如一日,仍坚持练字。

  看病讲究对症下药,“医书”亦然

  在古籍修复组工作,赵嘉福接触最多的是刻石、拓碑、装裱名家黄怀觉先生。“我跟黄先生学习,是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过去,师傅刻碑讲话不多,一是旧社会的习惯,师傅怕学徒偷技术、抢饭碗;二是师傅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黄先生以前讲,他在苏州当学徒,最初不让做活,而是从打杂、干家务开始。熬到可以学了,也全凭自己观察、琢磨、练习。你问,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师傅会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做的……”
      

赵嘉福率弟子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碑”

赵嘉福率弟子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碑”

 

  在上图,黄师傅带徒弟先给两把刻刀,赵嘉福要学磨刀。一开始磨得不好,师傅也不说,直接丢一边,需得再磨;如若磨得不错,师傅上手用了,那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看师傅刻字,赵嘉福站旁边打下手、递工具,然后自己练习,反复模仿、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至声音。“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边人听声音、节奏都跟师傅一样。这就算可以了。”
  1964年,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培训班,赵嘉福因缘际会,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先生学习了两年。
  张先生被称为“一代国手,古书郎中”。他的个人经历与黄怀觉类似,先在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当学徒,后独立门户。“张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是老朋友,他平日走街串巷去收古物,收到好东西给赵万里,有点破损的就自己修,然后放在店里卖。1956年,公私合营,赵万里把张士达请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最好的书都是张先生修的。”赵嘉福说。
  古籍修复师,说到底是“书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医书亦然”。旧书历经岁月的打磨,有毛边,但也不必把它修得整整齐齐;古代遗留的书画多有黄斑,这可能是氧化、保存不当造成的,传统手法用清水或碱,再或者草酸都可以将其洗净,甚至可以漂白如新,但这样势必会对纸张造成伤害,特别是碱和草酸,所以,有没有必要把它做得这么漂亮呢?“我个人认为,修书讲究修旧如旧,能不碰就不碰。与其旧书变新,不如纸张做旧,补在内页破损处,让古籍变完整,不受二次侵害最佳。”
  刻碑,用什么石材很重要。论效果,青石最好;论难度,花岗岩最难。传统碑刻多是就地取材,以沉积岩为主,此类石材硬度相对低、容易凿刻,刻出来的书法效果好,只是易风化。“刻刀用力讲究45度角,但具体倾斜多少,也是因人而异,看个人手法拿捏。”
  黄怀远退休后,学有所成的赵嘉福独当一面。他不仅参与抢救“山西赵城藏经卷”修复,装裱大量盛宣怀尺牍,而且为上海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刻制许多碑刻、名人墨迹,包括《徐光启传》《上海豫园》、顾延龙书《西园记》、浦东《世纪大道》题字、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丹心碧血为人民》纪念碑、龙华寺赵朴初书《重修龙华寺碑》等等,数不胜数。
  “我们那辈人接受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赵嘉福感慨,“你问我,有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好像没有。工作就是兴趣,兴趣就是工作,早年,我自己琢磨的东西还挺多。比如说,修书的时候,我也喜欢看书,印象最深的是《西厢记》,张生跳墙就很好玩,故事情节现在也记得;为了学篆刻,我不光练书法,还看了大量印谱、拓本,从临摹印稿学起;为了修画,我也自学画画,你看,墙上右边这幅画就是我自己画的……”说完,他还随手指了指客厅东墙上的锦鲤荷花图,构图简洁,落落大方。
      
  给学生“表演魔术”的“领路人”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汉文古籍有20万个品种、约50万个版本、超过3000万册件(若含民国线装书可达到5000万册件),20多个语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超过50万册件。破损古籍约占全部的1/3,修复任务极为艰巨。
  2014年11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并设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组建由赵嘉福先生领衔的古籍修复团队。每周四下午,他都会到复旦光华楼上课。课前,他会提前一两小时抵达学校,等着给学生“开小灶”。
  “说到底,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碑帖传拓比较枯燥,一坐就是半天,但只要学生愿学,我还是很喜欢讲,要让孩子们对这些传统技艺保持新鲜感。”赵嘉福觉得,自己有点像“魔术师”,又有点像满足孩童心愿的“圣诞老人”,“学生们说,赵老师,你给我们写几个字,那我就给他们写字;有人想要看刻图章,我就给他们刻个图章……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激发他们的兴趣,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加入这行。”

 

在培训班上,赵嘉福演示传拓技术

在培训班上,赵嘉福演示传拓技术


  当然,作为一个从业60年的“国手”,赵嘉福也看出了目前古籍修复师培养方面的些许问题。比如,如何正确看待修书的价值。“不能说,修了清朝版本的书,就肯定比修民国版本的书厉害多少,因为修书看的是书本身的损毁,而不是出品时间。这就好比,去医院看病,看的是病症,而非以年龄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其次,古籍修复也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复旦现在不仅有图书馆、博物馆专业的学生来学古籍修复,还有古汉语、外语专业的,甚至,也有化学、生物等专业的……这是一个好的改变,毕竟,我们倡导利用现代科技来修复古籍。”赵嘉福解释说,以前看纸张、鉴定版本,单凭肉眼、手感;现在,有了各种仪器,别说纸张年代,就连化学成分都能分析出来。“但是,我们也希望,专业划分不要过细,如果学的是古籍修复,你同样也要知晓古籍编目是怎么回事,能懂石刻、碑拓、书法技艺自然更好。不要只当专才,还要成为通才!”
  古籍修复,讲究火候、分寸、手感,理论陈述很难清晰表达这些触感体验,只能依赖大量实践。“现在,招生的起点都是本科生,但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动手能力强;动手能力强的,他也不一定就分数高。学了几年古籍修复以后,有的学生可能动手能力不错,但你说,回头让他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好像我们这行的收入也没那么高。”赵嘉福略带遗憾地说。
  还有,从专业角度看,人们对待古籍修复的理念也在不断演变。“在我国,唐代书画色彩浓艳;自宋以降,中国人转而欣赏素净清雅。加上南北地域条件不同,古籍修复手法日益成熟的同时也有了彼此差异。”赵嘉福举例道,上海地区湿度大,用的宣纸很薄,修好书画以后,会让纸品慢慢晾干;北京不同,天干物燥,用太薄的宣纸容易发脆爆裂,因此,在北方修书多用厚宣纸,装裱也得把浆糊打得重些,否则粘不住。换做南方,用料太厚,折痕过重,就不够秀气,少了江南韵味。“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在辽宁传习所、重庆传习所,我也会根据当地条件不同,给出不同的修复建议。”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赵嘉福很久没出差了。在外面讲课,他偶尔会公开展示碑刻传拓技能。“假如做坏了只是浪费一张宣纸,但如果现场修复重要古籍、装裱重要字画,我一般不干。为什么?因为修复古籍步骤很多,对时间要求很高,容不得拖延、讲解,一旦有所闪失,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须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操作才行。”赵嘉福常常告诫学生,古籍修复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动手,容不得“万一”,尤其是“接笔”。
  接笔,指笔划相接处的写法,所谓“斗笋接缝”。作为一项综合技能,接笔对书法、绘画乃至染纸、调墨等要求都非常高。“‘接笔’必须传承下去!举个例子,一幅唐代仕女图,鸭蛋脸、肉手,你看见她脸上一根线条因为岁月侵蚀断了一截,要不要接笔?当然要接!不接就很难看,但简单一笔,你得接得以假乱真。如果技术不够呢?那只好暂时别修,先保存,等有把握了再来动它。”
  2019年,赵嘉福主讲古籍修复;今年,他开的课程则是碑帖相关,“正式开学前,我都是在家上网课、录视频。用手机拍,有点抖,这不,前几天还买了小型三脚架,比老伴手持稳多了,可以一直拍,拍完了发给助手,他会弄。”赵嘉福聊起了他的日常,紫砂壶刻了十几把,还学会了自制砚台,“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学习新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嘛!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学生们多学,不光是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石刻字,还要学碑帖传拓、装裱,技多不压身!”
  记者讨教,学这么多,有什么诀窍?赵嘉福坦诚地说:“做事先做人,尤其干这行,得静心低调、与世无争。”
  环顾赵家客厅,沙发边的书柜里摆满了石刻和紫砂壶,餐桌大半被各色书籍纸卷占去,紧挨餐桌的工作台小巧别致,架着一盏简陋的台灯。趴在工作台上刻字,赵嘉福穿的是起球的法兰绒格子衬衫,坐的是20厘米见方的木板凳,周围空余“叮当”的脆响,让人有种恍若置身安宁古寺的错觉……或许,正是这种对外在物质生活的“无欲无求”,方才成就了赵嘉福今天的博雅之姿。

(文章来源:《文汇报》2020年6月3日第8版)

 

 

 

荐稿人:ffy 2020-06-03  执行编辑:ffy 2020-06-03  责任编辑:zjy 20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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