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近代的出版社，不能不提商务印书馆；而提到商务印书馆，则不能不提张元济。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功臣，是顶尖级的出版家。不过，后人推崇张元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张元济独树一帜的人格风范。

                    恪守原则  分文不取

    张元济曾是大清官场上一个不小的人物，作为光绪年间进士，虽然当过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但他做官不贪权，不图利，处处恪守自己做人的原则。退出官场以后，更是严于律己，公私分明。
    民国初年，张元济开始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有一段时间，因操劳过度而患失眠症。于是，张元济向董事会告假仨月。同时，要求停发假期内的薪水。可董事会不同意，便将其工资存入银行，张元济还是拒绝领受。后来，公司经营得当，盈利颇丰，就时常给张元济发放各种补贴，他一概不受。在商务印书馆的35年里，张元济主动辞退个人应得款项逾二十次，且每次的理由都言之凿凿。鉴于公司有部分低收入职工，张元济便建议把这笔钱作为奖学金，以资助同仁的子女完成学业。
    解放后，尽管时代已经改变，张元济还是一如既往。有一次，他去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因为商务印书馆的事务，他委托大会招待处往上海发了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那位负责人询问费用，对方都避而不答。无奈之下，张元济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然后把电报费还了过去。可对方再三推却，还说账已付出，不好处理，以为张元济会就此罢休。没想到，他却恳切地说：“公款不可滥用，如果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也应该留在招待处当作公费使用。”

                    倾心尽力  关爱后生

    张元济作为一名出色的出版家，在忙于编书的同时，还十分爱护青年，尤其是遇到勤奋刻苦的后生晚辈需要帮助时，更是倾心尽力，乐此不疲。
    上个世纪20年代初，罗家伦在海外求学。当时，罗家伦的学业是由上海一位实业家赞助的，可是，那位实业家不幸破产，赞助只好中断，罗家伦的学业一时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求助于恩师蔡元培，而蔡元培的境况也是举步维艰，便将罗的情况转告了多年的至交张元济。张元济知悉后，慷慨解囊，分两次汇寄1500元，资助罗家伦完成了学业。
    后来，罗家伦学成归国，并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然而，因家中变故，罗家伦再次陷入困窘之境。思前想后，又一次写信向张元济借钱，恳请张元济设法拨借500元，其中300元拨寄南昌家中，200元寄南京个人。张元济接到信后，便毫不犹豫写下了这样的批注：“复称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来书过于谦抑……”随后即按罗家伦的要求，拨500元分寄南京、南昌两处。

                     君子固穷  独善其身

    抗战期间，世道维艰。虽说张元济是出版界巨子，其实也是生活窘迫。只是，张元济熟读圣贤书，心存浩然气，再穷也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之时，张元济也一样清贫自守，坚持着自己的人格标准。
    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字，拒绝见面。他早年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有一次去广州，汪精卫还陪同他拜谒了黄花岗烈士墓。但是，当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后，张元济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精卫曾经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张元济嗤之以鼻，毫不理睬。
    1945年7月，张元济的一位近亲拿来一幅画卷，并附上一张面额11万元的支票，请张元济在画卷上题写引首“竹轩联吟图”六字和上款“筑隐先生、君夫人”八字。这本是举手之劳，但张元济觉得以11万元的高价换十来个字，其中必有名堂。于是，他细看了支票，上面竟盖有汉奸傅式悦的图章。张元济当即拒绝，写信给这个亲戚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这位亲戚不识趣，又来电求情，张元济坦白相告：“于心终觉不安，故仍不愿下笔”，还是严词拒绝了。
    张元济虽已离世，但这位不以著作传世的大家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独特的专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仅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感到，唯人格才是生命长河中真正的中流砥柱，张元济用行动为后人树立了人格的标杆。

荐稿人：lry 日期:2009.6.19    执行编辑:chtz 日期:2009.6.26     责任编辑:tmy 日期:2006.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