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常电话响起，半天对方没有声音，在我“喂喂”好多次之后，对我反问：“你真的是白岩松?”然后一笑挂掉，留下我在电话这边摇头。

◆  一次开车，误入一车队，被警察拦到一边。那时我开一辆富康，警察认出了我，开口就一句：“哟，怎么开的不是奔驰啊?”然后和我聊了十多分钟，最后让我走时，不忘又追了我一句：“下次别不开奔驰……”

◆  2003年回广播学院，母校成立四十五周年校庆，一进校门不久，便不断面对师弟师妹合影与签名的要求。主持晚会时，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广播学院的传统，我们那时候，不管谁来，迎接他的都是质疑的问题和怀疑的眼光，而不是签名和合影。

◆  有一天开车，前面一兄弟突然横向开过三个车道，从前面出口上了辅路，导致后面一片急刹车，情形甚是危险。一会儿开到红灯前，我恰好和他并排，便摇下车窗，批评他危险开车。这位老兄拉我下车理论，并对周围围观者高喊：“快来看啊，十佳青年当众吵架!”弄得我像无理取闹者一样落荒而逃。

◆  有一个冬日的凌晨四点，我要值一个早班，早早到电视台西门，意外地发现，一位上访的同胞，拿着写着我名字的上访信在等我。见到我之后，没太多言语，将信塞到我手里便匆匆离去。我不知道他在这里等候了多久，而我手中的那封信却分外沉重。媒体人的能力被夸大了，就如同我时常接到要求转给总书记和总理的信一样。

◆  在广播学院的一次带搞笑性质的评选中，我意外获得“最不可能被女生诱惑的男主持人”第一名，面对这个“荣誉”，我一直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我该高兴还是自卑。不过，我猜想我夫人会很高兴，做一个被人知道名字的主持人，有太多的人在外面管着我，想花天酒地怕也不能。在《新闻1+1》评论“天上人间”事件之后，有人不屑地评论：说的一套一套的，他怎么可能没去过“天上人间”？老兄，抱歉，我还真没去过。

◆  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请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总是不变：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我母亲，没她就没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没它我就认不了这么多字。

◆  身在名利场，就要学会面对自己绝对陌生的“履历”。比如在人家的笔下，我和我夫人中间的“媒人”是一个红薯，我的普通话多亏有她的督促才能练顺口等等，似乎我谈恋爱时，一直有记录者在场，居然还能复原我们的对话。看到这些，我和夫人常常大笑：咱们的恋爱要是像人家写的那样就好了！

◆  在大学讲课，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我在最后一排，您在第一排，我什么时候能和您一样？”我的回答是：“在我的眼中，现在的你才是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道路可以走到我这儿，但我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到达你那儿的路，该难过的是我。”

◆  一次做《艺术人生》，朱军问我：要干到什么时候？我答：一定要干到观众恋恋不舍，自己去意已决。旁边的杨澜插话：千万别最后反过来，自己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

◆  常有人因我在电视台，而和我探讨体制内体制外的问题。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中央电视台内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主持人，甚至反而比其他台多，说明体制内也有有趣的东西，也是有机会就会生长。而至于人们所说的体制外，我总想反问一句：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儿是体制外呢？

                                                 选自《幸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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