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教授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上的演讲

　　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人文教育要怎么办，要走向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和讨论的主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新的人文精神。这个新的人文精神，就是以经典阅读为核心。只有经由对古今中外经典的研读，我们才能够矫治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文教育的重大缺失。这个重大缺失就是：记忆性重于思考性，而且误把人文知识当作人文精神。只有经过有深度的经典阅读，我们才能够引导我们的青年一代，使他们能够和古今中外的伟大心灵互相照面，互相对话。

　　全球化时代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在全球化时代提倡经典阅读，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这就牵涉到“什么是全球化”这个问题。

　　全球化的第一个大家能认知的表象，正如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就是全球各地的“互相联结性”日趋紧密。第二个表象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无国界的世界”已经来临。当代日裔美籍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就说，在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疆界将日益模糊，未来统治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是四个“I”，那就是Industry、Information、Investment和Individual，即产业、资讯、投资和个人。旧的国与国之间的疆界是以大海、大河和高山来区隔的，这种天然疆界已经被现代的互联网完全打破了。全球化的第三个表象，是所谓“民族国家的终结”，区域经济的兴起已经造成了民族国家的终结。

　　以上这些表面的现象，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知以上所讲的这些表象，它们都是“作为结果的全球化”，我们必须要从“作为过程的全球化”来分析“全球化”的本质。

　　“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呢？首先，“全球化”具有高度的片面性，它几乎就是“美国化”的同义语。“全球化”的诸多论述者，基本上是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新霸权的背书，他们完全忽略了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过去一百年来的苦难，忽略了他们的历史的特殊性是在于他们饱受帝国主义的侵凌，也因此他们的民族主义非常昂扬。

　　其次，“全球化”也具有一种脆弱性：越是全球化的国家或地区，反而越脆弱。全球化在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值得亚洲知识分子深刻思考的实质问题。

　　全球化的第三个实质，套用当代美国语言学大师杭士基（Noam Chomsky）所讲的，是居全球化中心位置的“中心国家”日趋“流氓化”。杭士基有一本书叫做《Rogue States》（《流氓国家》）。他分析，随着区域经济的全球化，居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日益流氓化，它对全球化的边陲国家的宰制与剥削，几乎是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而且尤有过之。

　　全球化的第四个实质问题，那就是贫富鸿沟的加深。经济学家告诉我们，“M型”社会已经来临，两端很高，中间很低。随着全球化，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如纳米科技、通讯科技、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不均的问题。

　　在这样的基础上，让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人文教育有什么重要性”的问题。二十一世纪有许多高新科技，比如说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基因体定序基本完成，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恐怕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试想，将来如果你的基因体资讯都可以经由纳米科技而输入像一个手表一样的芯片里面，而且那基因体知识可以预告十年以后，这个人会得癌症而死亡，那这个人会怎么样？他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二十一世纪生命科学发展之后的巨大挑战。只有人文教育才能赋予我们人之存在及其意义。

　　在上个世纪二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大师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里面就指出，启蒙文明具有一种自我摧毁性。因为启蒙文明提倡标准化、数量化、商品化。标准化、数量化、商品化岂不是现在大学教育正在努力奋斗的方向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呢？是的。只有人文教育，特别是人文通识教育，才能够安定二十一世纪青年一代的灵魂。

　　人文教育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文教育可以奠定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基础，促进世界的和平。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全球化时代美欧地区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固然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论点，但是，他对中华文明不了解。他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他说是儒家文明，可以和伊斯兰文明结合。他又说，美国的全球布局要重新调整，要放弃亚太地区，要跟欧洲基督教兄弟重新手拉手、心连心。这个讲法基本上是由于对中华文明不了解所导致的。不过，重点在于，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诸多文明冲突的时代，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文明的对话，这文明的对话就需要我们要先了解自己。

　　为什么要提倡经典人文阅读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的新时代，我觉得大中华圈的知识分子要回归儒家的“实学”传统。我所谓儒家的“实学”传统，其实就是十二世纪以前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东林书院（明代）的精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需要“魂兮归来”，重温中华经典。

　　所谓阅读经典的意义，就是使我们能够携古人之手，与古人偕行，经由经典阅读而与经典作者相对话。经典中的世界，不是埃及金字塔里的木乃伊。经典中的思想世界，就好像是图书馆，我们可以走进去，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面和他辩驳、冲撞，带着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闷，来向他求取答案。

　　回应两个关于经典的质疑

　　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未来重要的方向。可是，当我提出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必然会遭遇到两个非常严重的批判。这两个严重的批判，分别来自于后现代主义与多元主义。

　　第一个质疑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校园内有一个大辩论，是关于柏拉图的著作在两千年以后，能不能成为经典研读的必读书目。有人认为，西方经典所承载传递的其实都是“已死的西方白人男性”的沙文主义的价值观。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经典基本上是封建的、专制的、落后的时代的东西。五四时代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应该扔进茅厕里面，中国才能得救。鲁迅甚至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五四时代，不知多少激烈的言论都被提到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也讲过，所谓的“读者的诞生应是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的”。意思就是说，经典一旦写完了之后，就成为宇宙间的客观存在，成为一个公共财富，有待于我们不同时代的人各自去解读它。因此，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讲，没有所谓经典，当你要提倡经典，就要问“是谁的经典，为什么是经典，为谁而经典，如何而经典”，这后面的“经典”是用作动词。

　　第二个质疑，是多元主义者的质疑。他们可能会说，所谓的经典，承载的是一元化的价值观，它不适合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并进的二十一世纪。他们也可能质疑说，经典有它的时空性，所有的经典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典，都是时代的产物，因此都不是所谓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文本。

　　这两个质疑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今天提倡经典人文教育，就必须要对质疑进行批判。首先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我的回应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在于经典能够触及人之存在的基本性、永恒性、主题性的重大课题。经典因此不能被窄化为“已经死亡的西方白人男性”的价值观，不能被窄化为封建的、专制的产物。孔子、孟子诚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距离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人，但是因为够深刻，挖掘得够深，因此在他们书里面所谈到的问题，是基本的、主体的、永恒的，值得我们今天来诵读。

　　再来针对多元主义者作回应，那就是：经典的价值，是超越人我疆界，是泯除夷夏之防的。它并不是多元主义者所质疑的那样，好像要回到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一元化的价值观念。研读经典，可以使我们“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温故而知新，继往才能开来。要“入乎其内”，这样才能够“出乎其外”。102岁才过世的当代德国伟大哲学家迦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曾经说过，“经典的超时间性是建立在经典的时间性之上的”，因为在时间的脉络里面，经典不断地被人研读，因为有人不断地去开发它的新意义，使它取得了超时间性的普世价值。　

　　今天的报告，可以提出以下的结论。第一点结论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经典精神的召唤。第二个结论，经典的意义必须不断地被阅读、不断地被解释，才能够历久弥新。

（作者为台湾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历史系特聘教授，因演讲篇幅较长，本文仅选其中部分内容推荐读者。李福建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全文，见2008-08-31《解放日报》第8版。——荐稿人116）

荐稿人：116   日期：2008-8-31     Tj：155   日期：2008-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