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大意是说，如果得到好的养护，没有东西不能生长；倘若失去养护，没有东西不会消亡。实际上，不仅自然事物，学术同样需要用心“养”。真正有水平、有思想的学术，都是通过日就月将的积累逐步养成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尤其离不开“养”。

    养性。儒家把修身养性看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中庸》有载：“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说明，养性是做学问的根基。学术养成，首要的是诚意正心，端正治学态度。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应净化心灵，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求索的人、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一个品性高洁的人，这样才可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学问。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好名乃学者之病”，清朝思想家章学诚亦说“好名之甚，必坏心术”，这些话在当今仍有警示意义。“名为招祸之本，利乃忘志之媒。”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争名者未必得名，夺利者未必获利。在名利得失上保持平常心，看得淡一些，就不会失去平衡摔跟头，就能保持心情轻松愉快，将时间和精力主要用在学术钻研上。学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就难以抵挡名利诱惑，甚至主动追名逐利，这难免会影响学术品质。目前，一些学者学风浮躁，有的甚至缺乏学术诚信、违反学术规范，致使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事件时有发生。究其内在原因，主要是他们缺乏养性功夫。古人以煮药譬喻读书，先用猛火煮开，再以慢火养之，药效就会慢慢熬出来。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和实践都告诉我们，最笨的方法往往最有效。1.01的365次方约等于37.8，而0.99的365次方只约等于0.03。这足以说明，点滴努力的慢工，可以累积惊人的成绩。近代学者杨树达将其书斋命名为“积微居”。在那里，一张张学术资料卡片如百川汇海，最终融汇成为一部部传世佳作。静心做人、久久为功是朴素的方法论，也是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做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先进思想倡导者、学术研究开拓者的重要启示。

    养气。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浩然之气的民族。浩然之气的鲜明特点是“至大至刚”，至大是因为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至刚是因为能和而不流、坚守气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人讲“文以气为主”“为文必在养气”，生动的气韵是一篇文章的精神所在，“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无“气”也就没有生命力。铁肩担道义是妙手著文章的基础，有浩然之气才有浩然之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文章穿越时代、穿透人心，靠的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而是浩然之气。所谓“修辞立其诚”，作文需要人付出一生真诚的努力。当今的学术养成，同样需要养气。一些学者写文章，不考虑“气”的问题，许多论著有文无“气”，只是各种知识的简单堆砌，读后不能给人留下印象，更无法让人受到感染。提倡和鼓励学者养气，需要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重要环节，决定着学术成果的筛选、鉴别和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学术评价体系总体上呈现从主观定性向客观定量发展的趋势，对促进学术评价的公开公平公正、激发研究人员的学术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现有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功利化，导致研究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对学术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建构起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研究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

    养志。“博学而志不笃，则大而无成。”学者要涵养志趣，立志做大学问、真学问。大学问、真学问是“匡时济俗”“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的学问，是修己安人、经世济民的学问。为做大学问、真学问而撰写的文章，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谈到史学能够而且应该为一般读者做些什么时说，我并不认为历史是为历史学家写的，我一直认为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并不认为诗歌只应由诗人朗诵，也不认为音乐只应由作曲家聆听。如果学术研究超不出学者所在的学术圈，哲学文章和著作只是学者的独白，或至多是少数哲学家的对话，这种学术又有多大意义？1917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写了一封信，分析他对时局和学问的看法：“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立志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本源，寻找“宇宙之真理”，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立志做的大学问、真学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肩负起的时代使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超越自我、超越自己的小圈子，面对社会、面对国家、面对历史甚至面对世界，认真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学术活动全过程，自觉接受优良学风作风、学统道统的滋养，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0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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