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宁夏西吉的王民中学和三合中学，是复旦大学连续十余年接力支教的两个帮扶点。

　　这个暑假，早在1999年就被派往宁夏西吉支教的复旦大学第一批支教队员，作了一次原地回访。他们发现，10年的岁月几乎不曾在校园里留下痕迹：当年教室里用力一推就会倒的木头门，现在还是歪歪斜斜地靠在门框上；没窗的教室现在还是没窗，学生和老师喝水依然要到门口排队、打水；支教老师们那时给学生上课，苦于没有铃铛，只能敲铁片，依照“三长两短”等敲打节奏的不同，表明上课、下课和其他活动的时间，而今，学校用的还是当年的铁片……

　　“站在校园里，有一种时光停滞的感觉。但再仔细看看，10多年的支教，还是给这里带来了变化。”

　　只是，支教老师们发现的“变化”，和他们最初预想的并不相同。

　　最初，几乎每个支教老师都是带着同一个理念来的——一定要把这里孩子的功课教好，考上大学他们才能改变命运。但现实却是，考大学并不是多数山里孩子的归宿。

　　10年之后，当支教老师和他们曾经教过的学生再聚首，那些曾经稚嫩的山里娃，很多已经工作，有的外出打工了。回忆起当年的支教老师，他们用最朴素的话道述自己对支教的看法：“老师，你们来到这里，对我们的改变也许不是帮我们考上大学，而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家访，把女孩子从家里“拖”出来

　　老师一听，心里也打了一个问号：“难道你们不穿吗？”

　　小姑娘又是皱眉又是摇头：“县里的人敢穿，我们都不敢穿，村里人要骂的……”

　　有一则故事，让复旦大学支教队的成员们记忆深刻。有一年，一位导演到西吉的王民中学去体验生活，他当时在班里问孩子们，“你们谁家里兄弟姐妹有两个的？”结果，班级里所有的孩子几乎都举了手。直到他问到谁家里有5个孩子的，还有学生在举手。这时班长站起来告诉导演：“我叫八虎，兄弟8个。”但是话音刚落，马上有学生补了一句：“他们家还有两个女娃娃呢。”

　　在当地很多家庭，女孩子不被算在家庭主要成员之内。说到上学，大多数女孩子是没份的。

　　高天是第六届支教队员，她记得初到学校时，看到的女生只有几个，而据第一届支教队员说，那时女生人数更少。但是现在，当地每个班有一半左右的女生，家家户户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家长们都会把他们送来上学了。“那是支教队员们当年一个一个从家里把他们劝出来的。”

　　申宸的脑海里，也立刻浮现出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次，她到西吉的县城里办事，碰到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当地人。在得知申宸是复旦前来支教的研究生后，那位女士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一看就觉得你跟我们当年的老师像。我有残疾，当年父母一定要让我辍学，只有戴浩然（复旦第二届支教团成员）一个人劝我，说只有读书才能够走出去，才能实现梦想……”后来，她真的读了下去，也追求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回忆至此，申宸不无感慨：“过了10年，还有学生能这么深刻地记住一个支教老师的一句话，你会觉得在这里付出再多也特别值得。”

　　劝女孩子来上学，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这些女孩从小生活在封闭的大山里，她们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那些大城市里的支教队员们所能够想象的。

　　有件2002年发生的小事，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支教队成员冯艾的脑海里。家访的时候，有个女学生趴在她的耳边问：“老师，你夏天穿裙子吗？”

　　冯艾一听，心里也打了一个问号：“难道你们不穿吗？”

　　小姑娘又是皱眉又是摇头。“县里的人敢穿，我们都不敢穿，村里人要骂的。我们夏天都穿长衣长裤，连短袖上衣都不敢穿。上一批的支教女老师穿了裙子，全校同学连老师都围着看。”

　　小姑娘的话，让冯艾做了一个决定。“我不仅自己会穿裙子，还会送你们每人一条裙子，咱们一起穿。”后来，班里的女学生果真都得到了老师送给她们的礼物。第二天，小姑娘们扬着红扑扑的脸告诉她：“老师，我在家里偷偷试过了，真好看。”

　　
小山村“伤风败俗”的老观念，被城市文明冲破了

　　山里的女生都留着大辫子，谁剪了辫子，乡亲们会骂她伤风败俗。1999年，第一批支教队员来到白崖乡，村民第一次看到女生和男生一样梳着短发，而第二批从大城市来的女老师居然没一个梳辫子！全是短发？村民的观念动摇了。

　　“我们支教的地方严重缺水，我每次去家访，到了就赶紧挑水，然后帮孩子洗澡挤虱子，劝女孩子剪短发。就这样走遍了所有学生家。”山里的女生都留着大辫子，谁剪了辫子，乡亲们会骂她伤风败俗。1999年，第一批支教队员来到白崖乡，村民第一次看到女生和男生一样梳着短发，而第二批从大城市来的女老师居然没一个梳辫子！全是短发？村民的观念动摇了。当年支教的冯艾说，她任教的高二班级中，七个女孩中有五个剪了短发。但是初中的孩子胆子小，不敢剪。

　　冯艾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初二的女生叩开了她的门：“老师，我妈妈同意我剪短头发了，但是她不给我剪，要你给我剪。”

　　“志愿者们到那儿不仅仅是要教书，还要传播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一批批支教队员越来越意识到，思想和观念的改变，对山村孩子的成长特别重要。当地的一位教育局局长曾推心置腹地说：“支教队员其实没给我们带来多少钱，或教出多少个大学生、高中生。但是我们这里女孩子读书多了，再有就是娃娃们的普通话说得好了。”说好普通话，对这些孩子来说，极可能是一张走出大山的通行证。

　　“孩子用普通话表达自己，他就有了和外界沟通的方式，要是只会讲西吉土话，以后出去打工都有问题。即便是课堂上，面对支教老师也不敢交流，虽然他们内心很渴望与我们说话。”高天说。

　　高天也曾问一个学生，老师在这儿待了一年，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有个学生说，他觉得“高老师‘打开’了我们”。“‘打开’这个词，用得太美妙了。”几年之后，高天重返西吉，当地的学生为她表演节目。大山深处的一群女生，头发或短或长，跳着略显笨拙的街舞，那个场景用高天的话来说，就是“差点感动得哭出来”。“很难想像在一个山村里面，有一群青春洋溢的孩子，穿着白T恤、牛仔裤，在那儿尽情挥洒他们的青春力量。我觉得这可能比提高升学率、给他们多少钱来得更加重要。”

　　支教老师家访这件事，看来平常，但有时候它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村。

　　冯艾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家访的经历：“从来没有外来的教师进过那个村。进去后村民就问我，老师你家几个小孩，我说两个。还有一个呢？是女儿。你家没男娃？我说没有。”这样一段对话在小小的村落引起了“轩然大波”，全村人都跑来看热闹，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冯老师家咋没男娃”。但是，这句话对村民震撼依然很大。从此这个村子的百姓就知道，女孩子一样可以读书挣钱，要把孩子送出来读书。

　　
这片土地上什么都没有，但有希望

　　“10月底的西吉非常冷，我们10月1日就开始生炉子，室外晚上的温度是零下10度左右。凌晨3点，我发现窗户外面有一个学生点着蜡烛在读书，读什么书我看不见，也看不清楚是谁，依稀感觉是一个女生。”这个情景，支教队员王昕清楚地记得。这团火，一直烧在他的心里……

　　“我的学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们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没有英语老师，四五十岁的校长就骑自行车骑50公里到县城，让在那儿上高中的女儿教他英语，女儿教了他五个字母。校长觉得够了，说我先回去教学生，明天再来找你学新的。等他再骑50公里回去，到学校里一下车，说我字母学到了，来教你们。结果脑子一拍，全忘了。”

　　申宸说，支教之前如果听别人讲这个故事，她绝对不信。但那一次，当自己的学生这么认真、严肃地说起这件事，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当时就在心里许诺，一定能把学生们带好，让他们将来尽可能地走出这片大山。”

　　每年，去西吉的志愿者总要先做一件事：劝学。支教队员跟着当地教师去家访，把一个个要出去打工的孩子从家里面揪回来，劝到学校来读书。劝学的时候，家长总会直白而略带挑衅地问这群老师：读书有什么用？！

　　第一次被家长问起这个问题时，支教队员们都无言以对。因为在大城市，努力学习目标很明确——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但在山区，别说当初，即使到了今天，考上大学的学生仍然凤毛麟角。“可如果读书不是为了考上大学，还能树立什么目标？”

　　更让人为难的是，在乡村，从经济效益上看，读书的出路可能还不如直接出去打工。支教学生们思考了很久很久，才勉强想出应对家长提问的几条关于读书的理由：孩子可能有更多的知识；以后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甚至一个有知识的父母将来对子女的教育也要比以前好……

　　尽管如此，只要走进课堂，西吉孩子读起书来，都异常刻苦。

　　“10月底的西吉非常冷，我们10月1日就开始生炉子，室外晚上的温度是零下10度左右。凌晨3点钟我发现窗户外面有一个学生点着蜡烛在读书，读什么书我看不见，也看不清楚是谁，依稀感觉是一个女生。”这个情景，支教队员王昕还清楚地记得。“那团火，烧在我的心里。那一瞬间觉得，这个土地上很多东西没有，没水没电，但是它有希望。”

　　王昕在西吉曾经教过一个学生叫王永霞，不久前，她给王昕打来电话，说自己到银川打工去了。王昕问她找工作的经历，女孩说她有两个面试机会，一个是酒店的楼面部长，专门管服务员，另一个是在一家外贸公司当人力资源助理。最后，经过一番考虑，她选择了楼面部长。

　　“人力资源工作是我的职业发展方向，但这个助理的工作不包吃不包住，现在我还没有经济能力去接受这样的岗位。相反，楼面部长的工作能够让我在银川立住脚。我会利用工作时间再去进修，等以后有实力了，再去找人力资源的工作……”听女孩道说自己拒绝一份“好工作”的原因，王昕非常激动。“虽然她现在还在打工，但至少，她对自己的未来是有规划的。”

　　王昕的很多学生，高中毕业后都没考大学，而是选择了职业教育，不少人现在都成了当地职业教育领域的尖兵。有的学生在外面学画画，学成后回西吉。王昕从电话里得知他们的近况：“老师，我回来后开了一个兴趣班。我教县城的小孩子如何画画，赚他们的学费。”

　　王昕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支教的目的是让孩子们知道如何学习东西，如何看待外面的世界，学会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毕竟，让班里的100多个学生都上大学，是“神仙都做不了的事”。“像那个在银川工作的小姑娘，她清晰的择业思路，是很多没受过教育的人无法具备的。因为教育，她知道了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附：同版文章

支教队员感言——

那些年，我们在西吉

　　
许多“第一次”，永远忘不了

　　因为常年干旱、极度缺水，西吉被认为是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确定参加支教后，我花了大半年时间来思考，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那里“活”下去。

　　翻开支教日记，字里行间，都留存着山区学校生活的原生态：“第一届支教团装的电话被送了人情，一时半会儿还装不上。广播没有信号，报纸电视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上网。自来水离我们的住处差不多100米远，除了偶尔会停水，还算比较方便。这边天气已经很冷，还老是下雨，弄得我满脚的黄泥巴。”

　　有人戏谑地说，我该获一个“最差工作环境奖”。但我确信，别人能活我也能活。在西吉，我继续生活，而且生活得挺好。

　　这种艰苦的生活，后来竟也让我们感恩。西吉的星星很漂亮，真的，活了二十多岁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星空。在西吉学到的，比如说第一次生炉子、第一次挑水、第一次睡炕，这些在其他地方学不到。还有，坐在山坡上看书的感觉，是永远都忘不掉的。

　　
“尊师重教”，原来可以被这样淋漓演绎

　　那时，周一到周五就只能改学生的作业，周末就去家访或者去县城洗澡。用电话线上网，风一刮电话线一断就完了，又没电、又没网。不过，日子过得倒并不无聊，光是改作业就足以填满时间。这儿改作业，压力大得很。我们上学的时候，作业大体上是对的多、错的少。但是这里反着来，改一个班的作业，整晚上的时间都得搭里面。

　　但小山村里，浓郁的重教氛围，让我们感动。家长会把老师看成神一样。在城里教书，孩子怎么教，老师还要跟家长商量，家长一不满意就会提意见。但是在那儿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去家访从来不敢说你们家的鸡挺好之类，否则到中午这个鸡肯定就在餐桌上了。在山里，家长或者孩子远远地看到我们，会立刻下车推行，走到面前恭恭敬敬地鞠躬说“老师好”，然后再推行，直到我们走出他们的视线，才会再跨上自行车。

　　如果我们这些大学生是希望的种子，那么西吉这片黄土地就是希望的土壤。我们把自己播撒到这些土壤里，经过十多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土地里长出一棵棵小树苗，或者说即将长成一棵大树。而我们这群人，也因为支教的这份真心付出而变得有追求，不仅学会了仰望星空，也学会了脚踏实地。

　　
一整年没做一丁点坏事，人生可以如此纯粹

　　在西吉的那一整年里，都没有做过一丁点儿坏事，支教这一年过得特别纯粹。因为你的目标就很纯粹——调动自己所有的潜能，去帮助当地的百姓和孩子。自己身体力行，还往外打电话，问别人要不要加入进来。

　　记得刚来到西吉那会，内心有一种无力感，我相当痛恨自己，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是神，帮助这些孩子战胜与生俱来的贫瘠！但是现在，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当地学到的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内心变得更加强大。更多时候我会反省：我到底追求什么，希望过怎样的人生。这些问题在喧嚣的上海很少真正去想。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不尽相同，但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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