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在“上学记”活动现场/图片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供

《燕京大学1919-1952》
陈远
浙江人民出版社

《老生常谈》
资中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吾国教育病理》
郑也夫
中信出版社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陈明远
文汇出版社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 《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人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等。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一个人的受教育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一个人年少的良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人的个性？而一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感受到的挫折、困惑，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給受教育者的压力、问题？

    知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日参加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沙龙举办的“上学记”活动，讲述自己青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经历片段，同时也倾听和回应听众们对自身和子女教育经验的分享。本期“悦读·沙龙”选登其中的部分内容，这当中，有她对当年颇为自由自在教育风气的眷念，也有她对当下教育中诸多纠结的不解。虽然只是一个个体的“上学记”，却也让我们得以一窥，熏陶和塑造出一个人的，是什么。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

    我们那时上学，功课没有留得那么紧。我记得一般三四点钟下课，放学回家最多做一个钟头的作业，作业大多数是数学习题一类的，或者是国文老师留了一课书，下个礼拜背下来就好了。我也学钢琴，再练一个或者半个钟头的琴。晚饭后是不做功课的，就是看闲书。睡觉也比较早。在求学期间，我看课外的书要远远多于课内的书，同学之间看书借来借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宽松很多。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 ，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 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受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他去世之后，继任的校长也很不错，原来的传统还是继承下去了。

    过去的老师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 （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工资可能比其他学校高一点，可以聘来高质量的老师。但到抗战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苦，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快吃不饱饭了。但他们还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地教书。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然！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垮台，一是因为腐败，二是因为腐败还不彻底，就是说官场是腐败，而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没腐败。所以他们还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还认为有另外一个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区去了。因为社会上正义感比较强，但如果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腐败了，连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都腐败了，没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见怪不怪，也不会有人拍案而起，要改变这个社会。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荐稿人:wdl  2014-05-12   执行编辑:tmy  2014-05-12    责任编辑:lry  2014-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