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延安。

1955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八达岭合影。

    在北京卫视的《我是演说家》节目中，周恩来的侄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深情讲述了周恩来总理的故事。

    今天我给年轻的朋友们讲一讲我大伯周恩来的几个小故事。

    1917年，大伯从南开中学毕业去日本留学，途中，他在沈阳给他的小学同学写了这样一句话：“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翔宇临别预言。”翔宇是大伯的字。

    大家有没有注意，他写的是临别预言，而不是临别赠言。他预见到我们中华民族将来要腾飞世界，这句话是他19岁的时候写的。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我们的国家有一种无比的热爱，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信念。

    大概在我20多岁的时候，伯父跟我讲起他自己的恋爱故事。

    他1920年去了法国勤工俭学，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女友。这个女友和他一起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都是天津学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到法国之后，先后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不久，这位女士的思想有了变化，她只想研究学问，不大想过问政治了。

    那个时候，伯父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觉得自己要找的终身伴侣，应该是一个能够在共同的革命征程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敢面对一切挑战的人。因此，他跟这位女士分了手。不久，他开始写信给天津“五四运动”中的讲演队队长邓颖超，共同的志向终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伯父告诉我：你要找一个终身伴侣，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定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全心全意地为我们的国家奋斗，有共同的志向，这才是你应该找的终身伴侣。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他当时给我的伯母邓颖超写了很多信，其中也有一些明信片。有一张明信片上，是一幅很著名的油画，画的是德国的一对革命家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我大伯这样写道：“愿我们两个人，和他们两个人一样，将来共同走向断头台。”要知道，这是情书啊，孩子们！这就是革命者的情书！

    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为了追求共产主义，可以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们两个人在50多年的革命道路上一直相携前行。他们共同经历了白色恐怖氛围中的两次丧子之痛，他们一起走过了漫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确实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但是他们始终相亲相爱，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直到永远。

    这就是他们的革命情谊、革命爱情。

    提起伯父对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件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伯父一起住在中南海，在我十四五岁上初中时，我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起来在院子里看书。伯父是通宵达旦工作的，对他来说，早晨四五点钟睡觉已经是非常早了。通常，他都会工作到七八点钟。这一天早晨，伯父结束了一晚的工作，来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刚好看到我在看书。他很不高兴地走到我面前，说：“秉德，你怎么还在这儿看书？”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问，看我疑惑的样子，他接着说：“你没看到这些叔叔在打扫院子吗？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在这儿看书？”原来，伯父的意思是，国家总理的侄女并不比那些打扫庭院的普通战士高一等，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不应该一个人看书而不参加打扫卫生。伯父这是在教育我：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没有见到伯父最后一面。当时，伯父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伯母给我打电话，说：“伯伯要回家，回到西花厅，你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当然也很想回去。但是非常不巧，那天我先生有个几十年没见的老同学第一次到北京，来我家吃饭。我想伯父以后还有机会见，就留在家，没有去西花厅。这样，我就错过了和伯父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我心里非常懊悔，我想我今后一定要做更多的事情，要承担起自己肩头的各种责任，要像伯父指引的那样去做。小到我们每个人，大到我们整个国家，只要每个人都以建业兴邦为己任，对社会尽责任，对工作负责任，做好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事情，就一定能不辱使命，不负时代。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日益强大，可以非常自豪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正在变成现实。今天，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勇敢地大声地对伯父说：“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这个中华盛世，如您所愿！”

（文章来源：《解放日報》2021年3月26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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