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以“新中国70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论坛（第二期）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来自教育部、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以及上海市委党校、天津市委党校、重庆市委党校、江苏省委党校、浙江省委党校、安徽省委党校等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主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承办。

　　精彩发言

　　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顾海良

　　用“现代化”一词来概括新中国7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准确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现代化可以概括我们70年的历史过程、实践过程和理论过程。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现代化”，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独特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现代化”作为总体概念最早提出的时间是在1953年。这一年12月制定的《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了现代化的问题，包括农业、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也提出了国防的现代化，这是在中央比较重要的文献中第一次把现代化作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目标。

　　现代化真正纳入国家或者中国道路发展范畴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将确立这一历史时刻，毛泽东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成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当时面对的最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1956年1月和2月，毛泽东围绕生产力提了三个相应的概念，形成一个生产力的总体论。这三个概念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的，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解放”；而解放生产力，也将为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条件”；保护生产力的概念则是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角度说的。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非常注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曾提出“第二次结合”，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始创性意义的三大理论：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二是关于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的理论；三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

　　在2015年11月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三个理论称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起来”，不仅是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识，也是研究和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只是套用经济学上的几个原理，而是要从总体上考虑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与核心要义    韩庆祥

　　“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还应成为当今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总体来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成长和发展及其所取得的“中国奇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下述“定性—定位—定标—定法—定力”的框架中取得的。因而，应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五定”框架中，来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核心要义。

　　第一，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性”，回答“我是谁”。

　　中国道路在性质上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也不是走封闭僵化的路，它反对道路一旦确定就固化定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国道路，就当代中国发展而言，就是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呈现出其领导力的，也是在运用总体方略实现战略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其领导力的。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道路。

　　第二，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位”，回答“我在哪里”。

　　定位，就是寻找“坐标”。我们要确定好历史坐标，才能知道我们“从何而来”“现在何处”“走向何方”。不同历史阶段，同一条道路的“走法”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有所不同。中国道路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且解决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不同根本问题的进程中走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发展起来以后”新的历史方位。

　　第三，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标”，回答“走向何方”。

　　道路，自然包含道路所指向和达到的目标。道路是有方向的，亦即是有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目标，既以实事求是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所解决的根本问题为基础，也与确定历史方位直接相关，这叫作“定位”决定“定标”。我国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由此，“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战略目标。

　　第四，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法”，回答“走法如何”。

　　所谓“定法”，就是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路径和方法。这是中国道路更为核心的内容。

　　为实现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落实五大“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这实际上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从发展的根本之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从发展的路线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发展的“牛鼻子”，来确定总体方略的。

　　第五，要揭示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推动力量，即所蕴含的“定力”，回答“动力何来”。 

　　没有力量推动，战略目标、总体方略都实现不了。这种推动力量的精髓可概括为积极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协调并形成合力。其中，党政主导力量是前提，市场配置力量是手段，人民主体力量是目的。

　　上述内容构成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核心要义，也构成中国道路的五个根本支柱。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中国为何能快速实现工业化    张占斌

　　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引领西方国家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有过早期的工业化努力，但都被陆陆续续打断，进程极度缓慢甚至停滞消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逐渐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靠的是什么？这是需要从多角度认真回答的大问题，在此重点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历史角度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坚决担负起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使命，不断提高稳定社会秩序和驾驭现代化发展的领导能力。中外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具有卓越的执政能力。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成就，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长期稳定执政。中国共产党创造出超强的治理组织方式，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社会秩序，培育锻造了强大的驾驭现代化发展的领导能力，保证了国家按照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与时代同行的实践中勇敢推动理论创新，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希望加快发展又保持了自身独立性，顶住压力，没有“依附”西方。改革开放后，我们既不闭门造车，也不邯郸学步，从荆棘的地方硬开辟出路来，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超越了一些学者的传统误读，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牢牢坚守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不动摇。新中国70年不变的“时代主旋律”，就是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走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还要通过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发展来支撑现代化的推进。这些坚持重点发展和坚持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努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很好把握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等战略机遇。邓小平同志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中国共产党信奉实干兴邦，靠改革开放走新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出新，创造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涵。我们以开放促改革，抓住西方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的有利时机，抓住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引进来、走出去”，以务实精神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做到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

　　第五，中国共产党精心设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捍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到重要时段，我们党都会围绕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我们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动调整生产关系，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形成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一级教授）

　　新中国70年成功的奥秘是什么    陈学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真正认识这70年来获得成功的奥秘，必须回答好三个问题：

　　其一，中国为什么必须要由共产党领导？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它唱出了一个道理：共和国有今天，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个人主义政党，不是“朋党”，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一个旨在把“一盘散沙”变为“钢铁长城”的党，抛弃这一点就是抛弃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历史经验，就是抛弃中华民族。

　　其二，中国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新中国70年的历程告诉人们，对正在为实现民族振兴、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或缺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党之魂、国之根。开辟中国道路固然需要吸取各种各样的理论资源，但无疑马克思主义是独特的中国道路的主要理论之源。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的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选择。中国人民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所以中国获得了成功。

　　其三，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了一部《新民主主义论》，深刻论述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我认为，当今中国亟须推出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系统地回答当今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70年来取得的成功，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特别是这40年，证明了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对了，这条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了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中后三个是：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这三个需要讲清楚的问题真正讲清楚了，即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程成功的奥秘已经充分揭示出来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中国道路    陈方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并且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等三个方面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我们一般更多强调中国之所以注定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主要由于“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是注定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的第一个独特，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

　　“独特的文化传统”不仅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补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由于每一个民族生存方式以及生存和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特殊性，所以每一个民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不同的特性和传统。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如果只有相通性，那么只构成结合的可能性，并不构成结合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在本土文化中“古亦有之”，则本土文化没有必要吸收这种外来文化。所以，当外来文化本土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强调两者之间的互补性。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更加重视两者之间的相通性，如习惯于用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做“注释和证明”，那么，对于今天来说，进一步中国化一方面仍然需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但另一方面更应该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补性。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时，强调“独特”的价值观念；在阐释传统文化对治国理政的镜鉴时，强调“独特”的治国理政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独特性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构成互补性呢？据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时，对党性的内涵以及党性修养的必要性等问题都十分关注，并提出一些观点，但并没有直接地、明确地提出系统的党性修养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党性修养的概念。而重视修养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重视的“党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修养”结合起来，提出“党性修养”这一概念并形成系统完善的党性修养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当然，如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具有相通性，但是相通性并不能简单等同起来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具有互补性，但是互补性并不等于就可以简单相加。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身养性，而是按照无产阶级的特性来改造自己，与古人修养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观点集萃

　　70年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

　　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承槐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动因有四：一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既将中国的国家形态提升到现代水平，又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二是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持续的大规模改造，打破传统的封建帝制社会结构的束缚，为整个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三是紧紧抓住建立“新的工业”这条现代社会的生命线，与时俱进地改革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现代生产力；四是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中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江苏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布成良教授认为，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解决了现代化发展中的几大难题：一是中国的市场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成熟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点，没有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对市场采取放任的态度。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民生问题、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三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授认为，创新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命。新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取得如此成功的“发生学密码”，首先在于意识形态创新，即我们不断抛弃束缚现代化前行的思想偏见和认识误区，以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引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整体创新”，更在于我们逐步建构起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内核、反映当代中国实践诉求、具有民族情怀和世界视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如何构建中国现代化理论

　　与会专家认为，在新时代新语境下，我们需要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构建解释中国实践的现代化理论，把握后发地区现代化建构的普遍规律，明晰中国应当以何种发展道路完成何种现代性。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力之教授指出，在中国现代化探索中，话语体系的构建一直是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中国话语体系，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事件过程中，中国人站在中国的核心利益立场上，使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源自于传统文化的话语形式，阐释中国对世界一切事物包括中国本身的看法，形成独特的话语形式的中国思想体系。在现时代，构建中国话语的本质是在中西方关系中恢复并强化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是要继续睁开眼睛看世界，看看我们与世界的先进部分还有多少差距，看看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改造和改进的。

　　安徽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汪兴福教授提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与理论研究显示，构建解释中国经验的中国现代化理论需要把握现代化的几个变量：从时间上看，现代化有先有后的时序性；从空间上看，现代化有东方西方之分的地域性；从起因上看，现代化有主动被动之别；从路径上看，分别有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民主道路、法西斯道路和共产主义道路；从现代化的性质看，现代化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由此决定了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理论的多样性，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孙力教授阐述了新中国的建立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塑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从整体性到民族性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因民族性而成长壮大，即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自己国家的国情相结合，推进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推进来重现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这种深深扎根于所在国家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及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在根据和自信之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座的中国道路显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打破了西方理论的固有认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已经孕育并结出不同于他者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果实，呈现出一种新文明样态。

　　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琼莲教授认为，新中国70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的治理改革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提出破解“四大赤字”需要秉持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四大理念。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全球事务商量着办，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坚持互尊互信，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秉持共同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合作谋和平、促安全，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和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和普惠平衡的发展模式，这彰显了我国的治理智慧和理论思考。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海江教授指出，从主体向度看，中国道路之所以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就在于以党建国、以党建制，使日益与全球化相融合的改革开放在规避和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叙事中，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主线。从实践向度看，中国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没有因资本生产的魔力丧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边界意识，这就使得中国道路既不会僵化照搬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也不会简单依照新自由主义的方案行事，更不会按照诸如拉美依附性的发展模式。从世界向度看，现代化不仅是推动本国社会的跨越性发展，也在于以“溢出效应”为他国的发展产生示范作用。（赵海洋）

荐稿人：xscclf 2019-06-15  执行编辑：xscclf 2019-06-15  责任编辑：zjy 2019-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