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8月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我身披4号球衣，作为队长率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迎战来访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国家队。赛后，周恩来总理特意走进球场，和参赛双方合影留念。他还特别鼓励我们：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总理的殷切嘱托，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我们这支中国国家队，党员比例很高，氛围积极进步。主教练年维泗、教练任彬和张俊秀等，都是党员，是我学习的榜样；球员党员也不少，比如高丰文、戚务生、容志行和王后军等。这些党员不仅足球业务能力强，政治上也要求进步。当时足球还是体工队时代，我们球员踢球目标很纯粹：努力训练，认真比赛，争取入选国家队，赢下国际比赛，为国争光！

　　在为国争光信念的鼓舞下，在身边党员的帮助下，我在中国国家队慎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2年的11月10日，国家体委运动系足球班支部召开支部大会，综合讨论、发表意见，党员表决、作出决议。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主教练年维泗、队友杨礼敏，支部书记是张俊秀。12月，国足前往非洲和西亚踢访问友谊赛。回国后，张俊秀书记第一时间郑重找我谈话：“12月12日，上级党组织已同意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我这一辈子都记得，感觉自己肩膀上要担负起更多责任。

　　1975年，我从国家队退役，就想着成为恩师年维泗那样的好教练，挖掘培养更多好苗子。1978年，我前往太原担任山西足球队主教练，并率队在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史无前例打进八强。当时，球队领队、支部书记白龙章的党性特别强，他的党建工作对球队帮助很大。足球业务和支部党建融合，让我获益良多。

　　1984年，我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教练员培训班，第一次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个班也叫“大专班”，一共有72个同学，班长张伟是中国国家射击队世界冠军，其他同学来自中国乒乓队、射箭队，基本也都是世界冠军。这个党支部书记，我应该怎么当？我想到之前白龙章的党建方法，学习借鉴，狠抓支部建设；三年同窗生涯，吃住学习都在一起，体育人的体育精神是相通的。顽强拼搏、团结协作、为国争光，是我们每个人的理念信仰，支部工作开展也比较顺畅。不少同学提出，已在原单位递交过入党申请书，是否还要重新写？我让大家联系各自原来的单位，把材料转到大学有关部门，支部再开展后续工作。

　　由于大家都很优秀，我们班的党支部，还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党支部。支部一共发展30多名党员，加上入学前已入党的20多名同学，毕业时党员超50人。

　　1994年，中国足球启动职业化改革，我回到家乡执教上海申花队。职业俱乐部在当时是新鲜事物，我是球队主教练。1995年，申花向全国公开招聘一名领队兼党务工作者，上师大心理学教师邹忠伟一举入选。在中国所有职业俱乐部里，申花第一个建立党支部。抓好党的建设，抓队员的思想和素质教育，队员有了正确的思想，才能踢出好球来。党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党员的模范作用发挥得好，管理严格，整个队伍正气上升。包括申花在1995年夺得甲A冠军，离不开“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障。

　　2000年，我摸着石头过河，创建根宝足球基地，专注为上海、中国培养优秀青少年足球人才。根宝基地不是国家单位，属社会办青训，但我始终重视党支部建设，十分重视对年轻球员的思想教育。

　　我认为，正确的入党动机十分重要。成为一名党员，需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踢球，党员要把加工资的机会让给群众；现在足球搞市场化，职业球员的收入不低，他们除了把球踢好，成为党员就意味着对自己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作为支部的一名老党员，我也会提出建议：支部发展党员，除了看踢球表现，更要看有没有正确的入党动机。这个动机，是他的信仰，他的初心！

　　每个星期，我都会给基地的小球员们上课，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我一直说：“你们首先是为自己踢球，为自己奋斗；但是，你们更是为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奋斗。作为一名中国球员，永远不能忘记顽强拼搏、团结协作、为国争光的使命。”时刻向年轻队员传递和灌输为国争光的使命感、荣誉感，也源自一个近50年党龄老党员的党性。

荐稿人：ych 2021-04-25  执行编辑：xscclf 2021-04-26  责任编辑：zjy 2021-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