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党带来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影响着政党的运作模式。

　　一、全球化对国外政党的多重影响与挑战

　　全球化对国外许多政党带来了拓展发展空间、扩大社会基础、加强国际交流的众多机会，当然也给政党特别是西欧政党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1、全球化极大地冲击了国外特别是西方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导致政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打破。全球化加速发展带来了国际分工深刻变动与许多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西方多国第二产业发生大迁移，部分地区乃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西欧国家产业工人近20多年来减少上千万人，美国在过去十年制造业就丧失了400万工作岗位。同时，西方国家第三产业内部也出现复杂的分化、分层等现象，中间阶层内部变动加快，稳定性减弱，极少数挤入上层阶层，部分跌入中下阶层。这种变化导致西方多数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动，传统的支持群体队伍迅速减少，德国社民党支持群体比例减少了1/3多。全球化使得西方许多政党相对稳定的组织体系松动，党员流失在西欧多国达1/3至1/2.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党组织的结构体系也被打破，传统政党的稳定性也趋于弱化。

　　2、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流动深刻地影响了诸多政党传统的运作模式尤其是组织管理与宣传动员方式。近期以来，全球化引发每年有数十亿在本国内部流动，超亿人口在境外工作、生活，其中有成百上千人移民他国。这种人员的内外流动，有相当部分是各党党员及同情者、支持者。全球化一方面使得许多政党面临着有效管理流动党员、海外党员的困境，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党中有四成左右的基层党组织处于无所作为乃至瘫痪状态；另一方面使得政党难以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对党员进行宣传教育与信息沟通，也难以传统的方式动员党员及支持者，导致党的凝聚力、向心力不同程度下降。全球化对组织严密、宣传刻板的政党的冲击尤为凸显。

　　3、全球化大大提升了资本的力量，导致传统政党的意识形态弱化，对社会的现实影响力下降。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国际自由流动和企业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劳资关系的平稳格局，自然也对领薪阶层为主体的政党带来了直接冲击，对左翼政党则更加凸显。全球化一方面空前突出了股东价值和利润至上的学说，压抑了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公正、平等和公民权利理念的坚守和弘扬，特别是西方国家多数主流政党都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向资方作出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资方的强势地位，特别是其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毫无顾忌地推行裁员、减薪、降低福利标准、扩大临时工、短工比例、延长工作时间等举措，使职工处境日益艰难，而政党对此大都无能为力，难以有力反制，结果导致党员及同情者对党的离心倾向加大，离党、退党现象频繁。

　　4、全球化还导致执政党的政策空间与回旋余地较前缩小，在处理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一是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政府较多地顾及资方的态度和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损害着劳方的利益，导致劳资矛盾趋于尖锐，劳方不满政党对其保护不够，资方责怪政府掌控劳方不力，执政党为此两头受责。二是在把握参与国际竞争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上，执政党为此两头受责。二是在把握参与国际竞争与维护国家的关系上，执政党往往难以实现较好的平衡。许多国家执政党在领导本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缺乏长期规划和综合考虑，过度强调短期的执政效益，结果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一些资源、能源富集国和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教训更加深刻。三是在如何妥善处理国内事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互动上，一些执政党顾此失彼，处置不当而陷入被动。全球化推动了一国内部内政外延、国际事件内渗的几率，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而言，国内事务特别是突发性危机处理不当，往往扩大成为国际焦点，演变成国际事件，近期部分中东国家的“街头革命”，导致突、埃等国执政党覆亡。

　　5、全球化带来政党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多，也使政党受到国外政党影响乃至制约的可能性加大。当今，各国政党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空前活跃，政党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为本党带来国际视野、吸取国外其他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经验的同时，也使得本党的运作模式直至价值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外尤其是西方政党的影响。当今西方政党的价值观和运作方式对于亚非拉许多政党的传统理念和活动模式造成了明显冲击，特别是不少非洲国家不得不按照西方模式和规则来组建政党，与其传统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习俗格格不入，出现“水土不服”状况。

　　二、国外政党应对全球化的举措及经验教训

　　1、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致力于拓展党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向跨阶级政党转型。一些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大都有意识地模糊本党的阶级属性，进一步把本党打造成跨阶级的、全民性的政党。英国保守党在卡梅伦时期，提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加大意识形态的兼容性，改变撒切尔时期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冷漠形象，从工党身上借鉴了社会公正、共同福祉等理念，并将绿党、自民党的环保主义等纳入本党的意识形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其传统的冷酷、无情的富人政党的形象。包括德国社民党和基民盟、印度国大党、巴西劳工党等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而改变其阶级政党形象。但也有政党走向两个极端，印度人民党近些年来反而日益强化该党“教派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排斥了包括本国伊斯兰教在内的其他民众，从而陷于相对孤立境地，在近几次大选中接连失利。东欧部分国家政党则在调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模糊自己的意识形态，无加限制地吸纳本国不同思潮、流派的价值观，使党成为一个政治大杂烩，选民及支持者对此无所适从。

　　2、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创新党的管理方式，提高党对党员及支持同情群体的吸引力。西欧一些社会党通过建立“主题支部”、“项目党员”制度来顺应形势变化要求，改变过去传统而严密的组织机制和党员活动方式，提高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许多国家政党在不断调整党与自身联系组织青年、妇女、工会等群体的关系，放松对其管制，给予它们更多的自主性，使其通过灵活的方式为党分忧解难。部分国家政党还不断创新党员管理的机制与模式，印度、巴西、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努力探索对流动党员管理的新机制，建立流动支部，把支部设在工地、码头。英国、德国、韩国、印度、越南等一些国家探索海外党员管理新模式，英国保守党成立了海外党员办公室，越共中央也成立了“驻外机关党组”。不少政党都在境外党员集中区设立海外支部。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在69国设立“代表团”，负责联系所在国的工作的党员，印共（马）在美国、加拿大设有支部。此外，一些政党还重视加强对海外党员的政治关心与人文关怀，党的领导在出访时专门与海外党员干部座谈、商讨党内事务，意大利民族联盟等党还邀请海外党员代表出席国内召开的党代会。但西方及发展中国家也有少数政党由于过分突出党的制度创新，出现了党的地方组织自行其是、党员散漫自由的现象，导致党中央的掌控能力下降，其长远规划与政治意图难以实现。

　　3、改革和调整党的宣传动员方式，加强与新兴媒体的互动，增强党的凝聚力。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改变党内文件、重要信息自上而下逐级、分层传达的模式，改由党的内部网站、手机直接传输给本党党员。德国社民党在新世纪之初就启动了本党的“红色手机”计划，通过手机短信向所有党员及时发送有关信息。英国工党和保守党、韩国大国家党、巴西劳工党、南非非国大、希腊共产党等许多政党都着手改革传统的宣传动员方式，一方面重视利用新媒体来传播本党理念和价值观，加强公共公关，扩大党的内外影响，大力增进党与新媒体的融入，改善与它们的关系，英工党领袖布莱尔亲自做媒体大亨默多克的工作；另一方面使党的理想教育方式更加灵活，寓理想、价值观教育于欢快的娱乐和日常交流中，注重对党员的柔性引导。一些国家政党在重大党庆或其他重要活动时，邀请国际和国内知名摇滚乐团助阵，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各方代表的简洁发言穿插在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中，活动进程向国内外党员直播，使党员及支持者潜移默化地受到该党的政治熏陶。

　　4、增进与国外政党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其他政党治党经验，提升全球化时代对外打交道的能力。许多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积极主动地利用政党间的双、多边交往活动来获取更多有益信息，吸取其他政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如亚洲一些国家政党通过举办扶贫专题会议来交流、研讨各自的扶贫、助困经验。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特别重视提升本党干部的国际视野和管理能力，选派部分优秀的党政干部到国外学习和培训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越共每年都要派一些干部到欧美国家学习西方的运营经济社会管理的知识与经验，越、老、朝、南非、苏丹、埃塞、东帝汶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近期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选派一定数量的高、中、初级党政干部来华进行期限不同的学习和培训，实践证明，它对于提升本党干部的素质与实际能力起到了明显效果。但也有一些国家政党在全球化形式下，不加辨别地吸收国外各种信息，尤其是非洲部分国家政党精英深受西方政党价值观影响，极力推崇西方治理模式，结果与本国国情严重脱节，在不少国家带来经济停滞、社会凋敝、政治动荡的严重后果。

　　5、一些国家执政党大力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更加慎重妥善处理内部事务，注重防范外部风险。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近期印度国大党和南非国大政府都提出“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南非推出对大多数黑人群体的经济、社会倾斜政策，印度加大对农村和贫困群体的财政支持力度。巴西劳工党政府通过十年扶贫攻关战略使3000多万人脱贫，本国基尼系数从原来近0.6的高点下降到目前的0.515。拉美不少国家政府汲取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教训，调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尤其是对金融的监管，打击金融投机，同时大力推动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本国优势和特色产业，因而不少国家受本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有限，而像突尼斯、埃及等尽管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体系中，但其执政党未能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长远角度调整本国经济与产业结构单一状况，导致受外部经济依赖太高，从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近些年来，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从战略高度对待国内的政治纷争和突发性危机，尽力避免其演变成国际关注的焦点，并努力防范和全力应对外部势力的渗透与干预，越共对两次西原少数民族骚乱、统俄党对去年底杜马选举后反对派的抗议，在坚持原则过程中，稳妥处置，不给反对派以攻击口实，较好防范了外部势力的介入，使事件平息。但也有像部分独联体、中东国家执政党或执政当局，因不能有效阻止国内危机的国际化，最终引发“颜色革命”和阿拉伯“街头革命”，导致政权倾覆。

　　三、从国外政党全球化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相关思考

　　近些年来，国外一些政党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的某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1、政党必须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积极调整和重塑自己，反之就可能被世界潮流淘汰。执政党应当高瞻远瞩，清醒地认清和把握形势，尽快使其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从领导制度、组织宣传体制、思维模式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

　　2、政党作为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还应主动担当积极参与塑造全球化发展的使命。政党有义务、有责任在政治上对全球化的发展加以调控和积极引导，使全球化能朝着服务普通民众、更好地为绝大多数人造福的航向前进。

　　3、全球化发展非常现实地提出了政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如何应对外部风险、维护执政安全的政治命题。部分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意识不够、对负面影响防范不力、对突发性危机的应对处理能力明显缺失。今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乃至长期执政的老党仍难免会有政治翻船的危险。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和避免这一状况，关键还在于各国党自身要苦练内功，全面提升素质与应对能力。

　　4、全球化对各国政党十分突出地提出了如何在新形势下灵活治党管党、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制度创新的新课题。总结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出的主要思考是：一定要从数量建党走向质量建党，要实现从单一、静止的治党模式迈向多元、动态的治党模式，要从刻板、僵化的条条框框政党管理转向灵活、人性的政党管理，对党员标准及作用的评判要随着政党自身活动方式的变化而及时改变。

荐稿人：xscclf 2013-03-12  执行编辑：xscclf 2013-03-12  责任编辑：xwf 2013-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