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2015年12月8日唐培吉教授在关工委举行《同济的故事》赠书暨纪念“一二•九运动”80周年活动上的报告全文。

　　明天是“一二•九”运动80周年，“一二•九”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爱国主义运动，她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她冲破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高压，打击了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发生，外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内因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一、日本侵略中国是推行军国主义的必然

　　日本侵略中国是它的基本国策，是蓄谋已久的，正如中国俗话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一面积极发展资本主义，一面却大力推行军国主义。1868年3月14日，天皇睦仁发表《宸翰》即公然宣告：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标志着日本大力推行军国主义的开始。明治维新是靠改革派武士的支持而成功的，他发表的《宸翰》就是反映改革派武士的基本思想。他们的首领吉田松荫就说过：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量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晓喻琉球，……责难朝鲜……，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有台湾、吕宋诸岛，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于是，明治政府就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实行军国主义。

　　因此，应该说：吉田松荫与天皇睦仁是推行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而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并将侵略中国定为基本国策的是山县有朋。曾担任过日本参谋本部部长、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化整整40年时间和精力，竭力筹划与制定侵略中国的理论与政策。他先派人到中国刺探军情，编成《邻邦兵备录》，并给天皇奏折：提出以打败中国为扩军的主要目标。接着主持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主张，要把中国“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它不能活动。战后，将山东、浙江、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沿杨子江两岸，全部归并日本；其余分裂为东北、江南、华北、青藏、内外蒙古、甘肃、准噶尔等小国，分别附属于日本。”并提出：五年为期，做好准备，抓住时机，发动进攻。1890年，他当上内阁首相发表施政演说，提出中国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理论，他胡诌：国家独立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形势。何谓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他公然把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朝鲜都划入其利益线内。这种企图侵略中国的谬论，竟然得到全体国会议员的鼓掌通过。从此，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就通过法律程序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日本在制定侵略中国的理论与政策的同时，即对中国及其附属国进行一系列侵略扩张，请看：

　　1872年日本吞并琉球，强迫琉球王称自己是日本的琉球藩王；

　　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在台湾人民英勇反抗下，被迫退出台湾，但获得清政府的巨额赔款；

　　1875年日本向朝鲜挑衅，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

　　1894——1895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失去朝鲜，赔偿2亿3千万两银子，使中国元气大伤；

　　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赔偿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中国进一步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4——1905年日本发动对俄国战争，俄国战败，迫使俄国多次签约，把中国的东北南部与蒙古东部划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随即把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胶东和山东的权益一并占为已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召开巴黎和会上，日本悍然拒绝将胶东和山东的权益，归回给中国。这引起了中国“五四”爱国运动。

　　这就是日本在近代史上侵略中国的笔笔罪行，铁证如山，岂容翻案！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日本首相，鉴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发展，是年4月，召开“东方会议”专门商讨对华政策。会议决定：要从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日本前首相）协调外交”方针，改变为发武力侵略为主、迅速吞并满蒙、征服中国的“田中武力”方针。他还向天皇密奏中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虽然这份田中密奏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是从日本的实际行动来看，是完全按照田中密奏所说的一样。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侵华战争的序幕。

　　二、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本采取采取不抵抗主义。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形势下，国内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政治态度如何呢？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半途夭折。国民党内各派开展了争权利的军阀混战，直到1930年底，蒋阎冯大战结束，蒋介石才初步掌握了统治大权。面对日本步步侵略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他不是团结国内各种力量来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兵力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和对其统治区内的革命进步力量进行“镇压”。

　　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一面一再指示或叮嘱张学良要对日本妥协退让，不要进行抵抗，以要求“国联”调停来蒙骗张学良；另一方面调集大军开始对共产党领导苏区布置“围剿”，1931年蒋调集30万军队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张学良是在执行蒋介石这位大哥的意旨下，在一个多月时间即把偌大一个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直至今日，国民党的历史书和一些御用文人，还是把张学良作为替罪羊。

　　1932年1月28日 ，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第19路军违抗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国民党中央军张治中亦请缨赴沪，与19路军并肩作战；上海工农商学兵同仇敌恺，全力支援军队抗战。在上海军民英勇抵抗下、并在英美等国斡旋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对日妥协退让，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傀儡国。

　　1933年，日本进一步发动对长城各口的侵略战争，中国守军虽然顽强抗击，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长城各口先后失守，日军趾高气扬的开进中国关内。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虽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连连“围剿”。但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发表了决议，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中主义的侵略，要求武装群众，打倒日本侵略者！同时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立即组织与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从“九•一八”至“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第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日本从1931年一步一步地侵略中国，蒋介石却一步一步地退让，东北三省、热河、长城各口一个个地被侵占，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是多么地痛心、焦急、愤怒!为什么政府和军队不抵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却组织百万大军一二三四五次地“围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使红军不得不被迫进行万里长征，蒋介石依然组织大军围追堵截，直把红军消灭十分之九，即30万红军只剩下3 万多人。你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国民党的历史书和其学者还是认为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真是不顾事实、颠倒黑白！

　　三、“一二•九”运动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开会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就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侵略步伐。先制造察东事件，迫使第29军撤出察哈尔东部；继又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迫使国民政府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郞谈判，梅于6月9日提出备忘录：要求撤走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消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全部答应日本的要求。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致函信，被称之为“何梅协定”。

　　在发生河北事件时，日本又制造张北事件。6月11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方军代表土肥原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为了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收买汉奸，于11月25日 成立了“冀界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冀东22个县。接着在日本人的催促下，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29军军长宋哲元为主席，委员包括日本推荐的王辑唐、王克敏等，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将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当这些消息传出后，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万里长征，转辗到达陕北，立即于1935年11月13日 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表示：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人民和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早在8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作出的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决议，发表了《八一宣言》。当中共中央获知这一精神后，又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一切愿意抗日的各族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成为首要目标。同时，命令各地党组织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身处华北的平津学生们对于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面对华北事变的严重危机，清华大学救国会首先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共同的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时，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北平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9日，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组成的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组织与指挥下，各大学和部分中学学生数千从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北平当局请愿，并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等6项抗日民主条件。在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后，学生开始游行示威，遭到军警镇压，学生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领导下，自12月10日 起，开始实行全市总罢课。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12月16日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于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日，北平学生突破军警阻拦，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参加者达3万余人。在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再次遭到军警的镇压，又有数十人被捕，数百人爱伤。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平学生的一声吼，影响了全国。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上海、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抗日集会或游行。接着，各地工人亦纷纷起来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支持学生的斗争，上海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接着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1936年1 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沈钧儒为主席，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上海抗日救国运动。北平的学生将运动引向深入，响应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号召：“把抗日救亡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 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群众组织，很快发展成为拥有2万多人的全国性组织，成为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全国各地纷纷亦建立起救国会，于1936年5月31日，代表18个省市的60余个救国团体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二天的会议，通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了大会宣言、救国会章程和有关决议，推选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等15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成为统一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机构，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走向高潮。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四、继承中华民族光荣传统 誓做热爱祖国的建设者

　　今天纪念“一二•九”运动，其目的是要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能一直延绵不息、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是能抵御一切外来侵略的凝聚力，是能克服任何天灾人祸的原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历来具有这样的光荣传统。从中国古代屈原发表诗歌《离骚》开端，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保卫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就是首先从学生爱国主义运动开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3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与学生；第一次大革命，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成为东征、北伐的主力军；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多少学生与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同济大学学生亦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从五卅运动开始，就有在爱国主义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一直到解放战争，在中共学联领导下进行大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四平路校园中有个“一二•九”纪念园，纪念着同济大学学生在历次爱国主义运动中牺牲的烈士。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多么需要各方面建设，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纷纷从国外回到祖国，为祖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亦包括国内的许多科学家。今天，祖国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更加需要各种建设人才，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应该继承“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在校努力学习，做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毕业以后能成为改革创新的建设者，能像屠呦呦那样作出杰出贡献；即使你们有的还要去国外留学，亦希望你们学成以后，能像施一公那样回国，以自己的科学成果报效祖国！

　　唐培吉教授简介

　　唐培吉，教授，1930年生，中共党员。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系主任、院长，《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辞海》编委兼中国现代史分卷主编、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论著50余种，500万余字。其中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抗战史专著，后又发表系列论著，提出新的见解和观点，成为著名的抗战史专家。

撰稿人：唐培吉 2015-12-14  执行编辑：xwf 2015-12-14  责任编辑：ffy 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