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的周锡瑞，是当今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有成就、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将周锡瑞的学术代表作引入中国，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他的作品仍是中国学者了解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理路的必读书目。
　　近日，为庆祝丛书出版30周年，周锡瑞再次来到中国。忆起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往事，他感慨于中国从闭塞到开放的巨大变化；而他对中国近60年的观察与研究，本身也构成了一段有温度的历史。


　　对方总是回答我
　　要考虑考虑、请示请示

　　解放周末：您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周锡瑞：我记得非常清楚，是1979年的9月。那一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就有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那年我37岁，是俄勒冈大学副教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提出申请。我是第一批来中国进行历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

　　解放周末：您当时来中国做什么研究？
　　周锡瑞：那时我刚完成《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很想接着做有关中国农村方面的研究。因为辛亥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里，起作用的主要是城市精英，而中国那时候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我希望探讨革命和农民的关系。
　　但当时去中国做研究，课题需要获得政府批准，我担心农村问题会比较敏感，而毛泽东提出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之一，大概会比较容易被接受，于是我就临时报了一个关于义和团的课题。

　　解放周末：在此之前，您对义和团的这段历史了解多少？
　　周锡瑞：之前没有研究过。但到中国去的机会就在眼前，我不想错过。我看到资料，知道山东大学在1960年做过义和团的调查研究，就赶紧报了山东大学。
　　第一次来中国，我随身带了很多关于义和团的书，因为我怕在中国买不到、借不到这方面的书。我是一边看资料一边开始研究的。

　　解放周末：到了山东大学之后，您看到相关的研究资料了吗？
　　周锡瑞：我一到山东大学，就向校方提出了看资料的要求，但对方总是回答我要考虑考虑、请示请示，一直没给我看。
　　不让我看资料，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处逛，到处拍照。很快，学校有位领导就来找我谈话，他特别有耐心，和我谈了很久。我说我就想看资料，给我资料看我就不乱跑。

　　解放周末：除了山东大学，这次来中国您还去了哪些地方？
　　周锡瑞：还去了北京。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案的故事很有趣。
　　那已经是第二年的6月了，我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次报告中听到，他们藏有一批山东巡抚档案，但没说具体是什么内容。我是研究义和团的，当然很想看山东巡抚的档案，但他们回复我说档案还在整理，不方便对外。我几乎天天缠着馆长，但看起来毫无希望，于是，我去和档案管理员“搞关系”。我给了他两张美国的明信片，又请他吃了一顿饭。
　　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两张明信片大概就值两毛钱，吃的也是路边的小饭馆。但他应该是被我的诚意打动了。之后有一天，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照常走进档案馆，发现我习惯坐的那张桌上堆了一摞档案，但管理员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坐下来看档案，最上面是一些电报记录，没头没尾的，看了半天，看出来是湖北省的，和我的研究没关系。再往下看，是有关山东烟台的资料，但不是我要的年代。但紧接着我发现，后面就是传说中的山东巡抚档案。
　　原来，管理员趁馆长出差之机，悄悄把档案放到我的桌上。我如获至宝，抓紧每分每秒看档案。第三天，馆长出差回来，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老周，你在看什么？”我连说：“没什么没什么，瞎看看。”但那天等我吃完中饭再回来时，桌上的档案没了。

　　解放周末：如今回想起来，您如何看待这段经历？
　　周锡瑞：我觉得很正常。无论是山东大学那位领导，还是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长，他们都不是故意要针对我，而是那时候，中美刚刚建交，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们这些“老外”。大家都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佬，跑来要看中文资料，不知道该不该批准。这就像两个人刚开始交朋友，对于如何相处，大家还没有经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从1979年9月到1980年8月我回到美国，我在中国待了将近一年。当时全中国有20多个美国学者在中国做研究，我们互相写信通气，交流如何获得批准查阅资料的方法。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来中国，就该遵守中国的“规矩”。但这个“规矩”是什么，当时中美双方都不是很清楚。

　　开放是自信的开始，
　　越开放越自信，越自信越开放

　　解放周末：“规矩”是如何从模糊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周锡瑞：开放是自信的开始，越开放越自信，越自信越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中，人是会变的。
　　那时，我在街上遇见一位认识的中国学者，我说我们找个时间喝茶吧，聊聊你的研究情况。他吓坏了，一个美国人要找他聊天，他特别紧张，说要请示一下。请示获得通过后，我和他终于可以坐下来喝茶了，却没聊出什么来，因为他一直在出汗。
　　但中国在一点点开放，我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我在中国获得的自由和支持越来越多了。刚才说到山东大学一开始不给我看资料，但到过年的时候，就让我看了。因为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平反，对“文革”进行了批判，学校心里有底了，觉得给外国人看资料不见得会有什么问题。
　　从山东大学提供的材料中，我第一次得以从农民的角度了解这场大规模的中国农民运动。学校还两次安排我去义和团活动过的鲁西乡村地区调查，让我有机会在原先的口述历史调查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采访。《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先后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和中国提供给我的这种越来越开放的研究环境是分不开的，我很感激。
　　后来，我的农村社会调查课题也获得了批准。我去陕北等很多农村地区做乡野调查，农民很淳朴，问什么答什么，没什么遮遮掩掩的。偶尔，陪同的乡干部、镇干部有些顾虑，但他们的上级领导认为这没什么。
　　等我1988年再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近十年接待外国学者的经验，档案越来越开放，能看的东西越来越多。

　　解放周末：在您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您的另一部代表作《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已经出版。当时您不能来中国，是如何研究中国的？
　　周锡瑞：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始于1969年，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文革”，美国学者无法进入中国大陆，所以我研究两湖却始终未能踏入两湖一步，而是完全靠外面的史料，比如英国、日本等国的档案、资料和出版物等，写成了这本书。我在阅读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的资料及索引时发现，很多资料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找到，这让我终身引以为憾。

　　解放周末：出版于1987年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可谓弥补了您的遗憾。后来您怎么又对妻子的家族史发生了兴趣？
　　周锡瑞：我妻子叶娃出身于中国有名的大家族天津叶家：高祖叶伯英，官至清朝陕西巡抚；其父叶笃庄是著名农史学家、翻译家，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三伯叶笃义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七叔叶笃正为著名大气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个家族从清代到民国、共和国，都有一定的地位，虽然不是国家最高层次的领导人、决策人，却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一个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精英群体。
　　但显赫的家声也让叶家人在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中，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和精神包袱。尽管如此，这个家庭还是在200年间保持了连续性，这在其他国家是比较罕见的，我认为这很值得研究。

　　解放周末：200年的历史中，叶家六代人还曾分为“安庆叶家”和“天津叶家”，族人活动范围覆盖国内外很多地区，其间重大历史事件之多与社会变迁之大，亦属家族史中所罕见。您是如何收集、查阅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的？
　　周锡瑞：从1994年至1995年，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庆“叶祠”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苦心搜求各种珍稀史料，还查了涉及叶家“笃”字辈学生时代的书面资料，主要是当年的学生刊物，如他们先后求学过的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刊物，这些资料有助于我理解当时的学生运动。
　　与此同时，我和叶娃一起做了很多“笃”字辈长辈及同辈的口述史访谈。常常是访问了一个人，又带出一个人，一点点地深挖下去。每个人讲的可能都有些不一样，这样才可以互相补充和印证。
　　期间，我们还回了叶氏安庆老家，目的是寻找《叶氏族谱》。回安庆之前，我们先到重庆找了叶家的十二叔，就是说相声的叶利中，跟他谈了两三天。在重庆过完1995年的春节后，我们坐船到了安庆。安庆老家的叶家人大多还是农民，不过也有一部分已经开始经商了，叶氏祠堂保存得也很好。我们在安庆老家找到了《叶氏族谱》，并带走了两份——一份带给长辈们看，一份供我研究用。叶家在北京的“笃”字辈长辈们后来回了两次安庆，可以说是我这个美国人帮助他们恢复了与安庆老家的关系，之前他们有100年没有回去过了。
　　我们也带着叶娃爸爸回天津老家，去了才发现老房子只剩一点点了，大部分都拆了，变成了工厂。
　　为写这本书，我还去过保定的莲池书院、抗战时山西左权的八路军总部等其他地方，很自由，没有任何阻碍。

　　中国的包容与开放，
　　值得一些国家、一些人学习

　　解放周末：您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那时候，还看不到中美建交的可能性，您为什么选择中国这个在当时看来成不了显学的研究领域？
　　周锡瑞：那时候的我，想要寻找一个大国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印度和苏联之间犹豫不决。结果，我喜欢的那位研究印度的老师被肯尼迪总统派去印度当了大使，而研究苏联的一众学者似乎满腹牢骚，都不喜欢苏联。研究中国的学者则不同，我听过费正清的历史课，费正清那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很喜欢中国，对中国很友好。我觉得，研究一个你自己并不喜欢的国家没意思，你喜欢一个国家，喜欢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和文化，那研究起来才有意思。
　　我是在1962年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那时很少有本科生学中文，所以我的同班同学都是研究生。要研究中国，一定得先学好中文。

　　解放周末：当时您不担心一辈子来不了中国吗？
　　周锡瑞：我对中美关系是有信心的，我总觉得中美这么两个大国，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我觉得一扇窗子已经打开了，打开国门是迟早的事。实际上，那时我有些学生的父母就已经去过中国了。

　　解放周末：您对中国近60年的观察与研究，其本身构成了一段有温度的历史。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而明年距您第一次来中国也是40年，您眼里的中国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周锡瑞：改革开放之初，我去农村做调查时，有些村子不通车，进村要步行好几个钟头，村里也没有电。还有，那时候的中国人，看到我带来的手提电脑，都惊呆了，不能想象这是什么玩意儿。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是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发展与强大。我真心为中国高兴。但当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其他几个大国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中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知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阶段包括好的方面，也包括不好的方面，我认为，越是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越应该继续改革开放。

　　解放周末：您的《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在中美两国学界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是中国学者、中国学生了解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理路的必读书目。您还关注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问题，主编了《中国城市的重塑》一书。而花了您最长时间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2014年刚一出版，便再次引起中美两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是什么让您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
　　周锡瑞：有两个原则是我始终坚持的。一是注重基本史料、基本史实的考订和分析。我们做历史的，是跟着史料走的，有史料才能写，没有史料就没办法了，不能瞎写。
　　不仅如此，对史料还得带有怀疑的态度。谁写的？为什么写？在什么环境下写的？我自己对义和团这本书的满意之处，就在于它既有中国官方的记载，也有非官方的记载；既有外国人、传教士的记载，也有外国报纸上批评传教士的记载的记载；既有赞成义和团的声音，也有反对义和团的声音；还有后来的口头调查资料。这些不同环境、不同时期的史料往往互相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如何形成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很挑战，也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原则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不能从“欧洲中心观”或“中国中心观”这两个极端立场出发，也不能从抽象的“现代化”的简单概念出发，而应该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大背景、大视野下宏观考察。
　　要对历史带有“同情式的理解”。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问题是问“为什么”，义和团、辛亥革命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有各种社会背景因素。在历史中的个体选择也是如此，不要把个人选择完全政治化，只要仔细追问下去，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缘由和动机。

　　解放周末：如您所说，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未来中国只会更加开放，但关于中国的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也一直存在。
　　周锡瑞：我不是政治家，我只能谈历史。历史研究，除了我刚才说的尊重史实和放弃极端立场外，还需警惕的一点是，不能做法庭，不能给人家判罪，不能认为自己理解的就是绝对事实。
　　就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我并不赞同丛书中每本书每个作者的观点，但不赞成归不赞成，我都承认选入其中的是重要的学术著作。这套丛书在中国出版了30年，30年里，围绕其中部分作品，曾引发学术讨论、甚至争论，但这套丛书从来没有因为观点、学派的不同而遭遇封杀的危险。这就是中国的包容与开放，值得一些国家、一些人学习。
　　当然，我们接下来也许也要思考，如何让外国也能这样有兴趣持续30年引进中国研究外国的丛书。双向的沟通会更有效果。

　　人物小传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

　　1942年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荣休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曾师从美国学界中国问题研究学术泰斗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8年12月2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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