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又一次吸引了我的目光。

    吸引我目光的不是碧波万顷的海水，不是鱼贯疾驶的车辆，而是一座建筑。这建筑不是拔地而起、要与白云试比高的现代高楼，而是安卧深巷、像是要聆听大地心音的一座大院。这大院被唤作郑家大屋。

    郑家大屋位于澳门妈阁街亚婆井龙头左巷，乍看就是一座岭南风格的普通大宅，细瞧却没这么简单。它在岭南建筑的主体上，附着了域外风格的不少饰件。近前，先看到的是两层高的门楼，墙身自檐口往内退缩，下面是宽敞的大门，上层是明朗的窗户。门脸体现了国人谦和礼让的风貌，檐壁上饰有中式绘画，廊墙上还设有敬祀的神龛，都是中国古典风格。然而，抬头一看天花板则变了式样，石膏图案装点的是异国风情。门框也不同于传统中国民居，由双重花岗石镶嵌。

    郑家大屋，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祖屋。他为这大屋题写过两首绝句：“群山环抱水朝宗，去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侬家正信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退隐澳门后，就是在这个居所中，郑观应写成了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思考晚清诸多社会问题，提出“富强救国”，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可以忽略的人很多，却不能忽略郑观应。忽略了他，一个西风渐来的启蒙时代就无法准确表达。不少学人研究过郑观应，研究的结果是心悦诚服地将几个“第一”的桂冠奉送给他。他第一个提出“商战甚于兵战”理论，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他是实业家，第一个引进纺织先进技术、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他集资60万两白银，购买美国机器设备，建起了轧、纺、织三步兼营的大工厂。他是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第一个提出医学“弃短取长，中西合璧”，1890年，他在《中外卫生要旨》一书中预言：“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倘是一般人有以上“第一”中的一个也不白活一回了，然而于郑观应，这只是他攀登峰峦的一串行迹。

    步入郑家大屋，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而后经过一个开阔的院子，便是两座四合院，这里是主人起居学习的主房区。蓦地，“通奉第”牌匾赫然眼前，“通奉第”是郑观应的住室，置身其中，我似乎看到了他伏案走笔、低头沉思的身影。笔底的墨色像是要穿透纸背、穿透案几。时而，他住笔捧卷，琅琅读来，声震屋瓦。百年之后，那铿锵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荡：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

    这是郑观应发出的醒世浩叹！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清朝，这声音无异于黄钟大吕。难怪书一面世，洋务干将张之洞就爱不释手，读完意犹未尽，挥毫评点：“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礼部尚书孙家鼐更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又批分给大臣，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络绎不绝”，很快朝野上下翻印20余次，多达10多万册。

    郑观应为何能指点乾坤、泼墨惊世？我站在郑家大屋的楼顶驰目远望，穿过历史的云烟追寻他的行踪，竟然颇多困惑。我困惑于他的两次“跳槽”。一次是32岁时，郑观应坐上了英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交椅。这是个令人垂涎的位子，年薪高达7000两白银，除此还有津贴，是年薪的五六倍之多，可谓春风得意。岂料，就在此时郑观应跳槽了，跳进的竟是本土企业。其时中国的洋务运动蹒跚学步，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先进技术、经营理念，都得从头学起。放着富贵日子不过，却去打理一个穷摊子，确实让人困惑。

    更困惑的是第二次跳槽。那时，郑观应执掌上海机器织布局，坐在大清的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的交椅上。并且，还兼任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的大权，无限风光。可就在众生艳羡不已时，郑观应又跳槽了，前往中法战争的火线，总办湘军营务。没几日，营务处也没了郑观应的身影，原来，他悄悄潜入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联络南洋人士袭击法军。这举止更是出乎常情，怎不让人困惑？

    但是，若是我们了解到郑观应的内心世界，就会困惑顿释，反而觉得自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郑观应为什么舍弃外国买办的位置，主理官办企业？因为爱国，急于要使自己的祖国摆脱弱贫，弃旧图新；为什么舍弃后方的优越条件，奔往烽烟滚滚的前线？因为爱国，急于要使自己的祖国战胜强敌，不受欺侮。于是，在澳门这座祖屋的日子里，他奋笔疾书，写下《盛世危言》。

    在郑家大屋顾盼，在前厅后院徘徊，我追溯的不只是“爱国”二字，更沉思郑观应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深切的爱国情怀。悬挂于二门“荣禄第”匾额下面的一块匾上，“崇德厚施”四个大字提示了我答案。“荣禄第”是诰封给郑观应父亲郑文瑞荣禄大夫的写真，“崇德厚施”则是对郑氏家族的褒奖，褒奖郑家乐善好施，捐资赈灾。1871年郑文瑞参与倡建澳门镜湖慈善会，成为慈善会值理人之一。1876年江南遭受旱灾，他“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观应等在上海筹捐”。后来，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各地爆发灾情，郑家均慷慨解囊，捐献巨款。义举感动了李鸿章，他奏请皇帝将郑家的善行载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并给予褒奖，“崇德厚施”即是表彰郑家的题词。

    郑文瑞乐善好施，还要上溯到他的父亲郑鸣岐。郑鸣岐是一位“莫因善小而不为”的儒学之士，奉行的准则是“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因而，老人家教诲儿孙的首要一条就是德行为上，慈善为怀。试想，一位关心爱怜他人的人，岂会不热爱自己的国家？爱人、爱国的种子，就这样在郑家一代一代传承。血脉的传续，家风的熏染，何其重要。

    一座郑家大屋，奉献的何止是盛世危言！

   荐稿人：xscclf    2014-04-14    执行编辑：xscclf    2014-04-14     责任编辑：lry    2014-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