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0日，我找到了生父的无名烈士墓。既然是无名烈士墓，能发现墓群已属不易，何况能确认是我生父的墓。但时隔六十多年，奇迹真的发生了。

　　我从小并不知道生父的存在。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父亲对我呵护备至，关爱有加。1965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在离家前那个溽热的夜晚，父亲带着妹妹看电影去，母亲终于向我吐露了深埋心底近20年的秘密。

　　生父名黄辅民，抗战爆发后如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母相识于苏北抗日根据地，当时母亲还是未满20岁的小姑娘。生父的才华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不久母亲转战山东根据地。分别时两人相约，不到抗战胜利不结婚。在信息不通生死不明的艰难日子里，母亲信守着爱情的承诺，生父挺过了艰险的反“扫荡”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狂欢。他们重聚于东北解放区，幸福地结合了。可惜幸福的时光十分短暂，国民党重开内战，父母所在的辽南地区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母亲因为怀着我而撤退到大连。约一年后，母亲得知生父在运送军火的途中遭遇国民党炮弹袭击不幸牺牲。据说和同时牺牲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埋葬在当地山坡上。现在的父亲是生父和母亲的好战友，他对我视如己出的爱，包含了对牺牲战友的情谊和责任。

　　为了不让父母伤心，我从不主动问及生父，只是母亲偶尔触景生情回忆起生父的点点滴滴，我也就记得一鳞半爪。母亲曾告诉我，她与生父的最后一面开始于口角：母亲埋怨生父不能陪她渡过生产难关；生父则看见大腹便便的母亲坐在高高堆满物资的马车上，责怪她太不爱护自己与孩子，叫她坐到下面来。不过，两人很快意识到军情紧急，分离在即。母亲问，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名字。生父应声答道，生女孩叫牧野，男孩叫谷行。生父早就说过，周武王讨伐无道的昏君商纣王，牧野大捷奠定了胜局。现在的解放战争也是牧野大战，尽管当时敌强我弱，生父却怀抱必胜的信心毅然决然地走了。谁知一别成永诀……半年后母亲在大连生下了我，我的乳名叫牧野。

　　父亲去世、母亲离休后，她开始念叨，想去寻找和祭扫生父的墓，但终因年高体弱而不能成行。母亲的最后几年渐渐地不记事，不认人。在母亲辞世三年后，我决定去寻找生父的陵墓，一偿先母未了宿愿和我作为女儿的心愿。

　　待我着手寻找时，才深感线索实在太少，而且还有互相矛盾之处。母亲告诉我，当时组织上给她发了烈属证，但她寄给了生父的老家，希望对生父的家人有所交代。我查遍了中华英烈网，没有。母亲说，生父牺牲于金县大石桥。现在金县改为金州，大石桥是大石桥市，两个城市互不隶属，距离很远。经查，大石桥市有三座烈士陵园，网页做得不错，可是查不到生父的名字。

　　一筹莫展时，我只得向朋友求助，辽宁的朋友热情回应，邀请我前去探寻。我与我先生赶到沈阳，会见了辽宁党史办副主任高峰同志。高峰从包中拿出三页材料，梳理了生父到达东北后的工作踪迹，给我莫大的惊喜。

　　生父作为新四军军报的新闻干部，1945年9月至11月间由山东转到东北。这是我第一次了解生父在报社工作的历史及活动路线。生父首先到安东（今丹东），成为我党在辽东创办的第一份地方党报《安东日报》的记者；《安东日报》后来改为中共辽东省委机关报《辽东日报》。1946年6月后，生父随报社去岫岩筹办中共辽南省委机关报《千山日报》。后来，报纸又更名为《辽南日报》。但《辽南日报》尚未出版，就完全进入游击战状态。材料没能告诉我，生父究竟去了哪里，只是提到了辽南省委领导撤退到苏军占领的“岗里”，即普兰店湾东南一片区域，属大连。

　　高峰说，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综合那一时期的党史材料，加上尚健在的老前辈提供的情况，只能勾画一个轮廓。我问，还有几位老前辈健在，能否去访问。他告诉我有两位：一位是报社当时的负责人江村同志，现居哈尔滨；另一位是刘宇洲同志，就在沈阳。翌日，高峰陪我去拜访刘老。九旬高龄的刘老精神矍铄，当我问他是否认识黄辅民时，他立即朗声回答，黄辅民我认识，报社的人全认识。刘老当时是地委组织部的领导，国民党进攻时，他带领部分队伍去打游击，与报社分开了。看着刘老，我不由感叹，如果生父活着，一定也如此侃侃而谈。

　　我决定去大连寻找。在离开沈阳前夜，与远在哈尔滨的江村老前辈通了电活。94岁的江老声如洪钟。我刚说到生父黄辅民，他马上问，那你是黄辅民和徐平波的女儿？我连答，是的，是的。他立刻切入主题，说战事爆发后，报社被迫撤退，后来与生父兵分两路，据说你生父到过我们的根据地，并受到热情接待。解放军转入反攻后，江老回到《大连日报》当领导，遇到了已在报社当记者的母亲。母亲与他谈到生父牺牲的事，失声痛哭……

　　“我是遗腹女，从未见过生父，您能告诉我他的为人吗？”

　　江老不假思索地说，你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说话慢条斯理，做事稳重老练，很受人尊重。你母亲热情开朗，聪明活泼，很受人喜爱。当时组织上已宣布任命江老为科长，准备任命生父为副科长，命令还未下达，他已牺牲。他最后讲道，听说你生父牺牲时下身都炸没了……

　　我惊骇得说不出半句话来。母亲从未对我讲过这些，可能她也不曾知道这惨烈的细节啊！连续几个夜晚我难以入眠，眼前总是浮现血肉模糊的肢体，鲜血横流的场景……人们常说，战争是残酷的，牺牲是痛苦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锥心之痛——虽然我从未见过我的生父！

　　我们夫妇俩在沈阳到大连的高铁上注视窗外，苍茫的辽南大地啊，我离生父应该更近了，但你究竟在哪里呢？在大连，我会见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奇同志和袁晓虎同志。他们分析当时形势，认为生父极有可能随报社撤到了岗边根据地。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后，击溃关东军，入驻大连，设岗保卫，因此大连被老百姓称为“岗里”。岗外则是国民党军队的地盘。“岗里”与岗外之间有一片缓冲区，我党便建立了岗边根据地。我脑中闪过江老关于生父他们到过根据地的一番话，感到有希望，心中很是兴奋。

　　第二天清早，李奇和袁晓虎陪同我们驱车前往当年的岗边根据地，即大连西北一百多公里外的普兰店实地调查。他俩都说，岗边根据地长百余公里，宽数公里至十数公里不等，我们仍然如大海捞针。我表示，即使找不到，我们也已靠近了生父的牺牲地，至少可以路祭遥祭。

　　汽车在乡村公路上前行，进入岗边根据地所在地区，眼前绿树掩映，田地广阔，房屋炊烟袅袅，好一派恬静的景象，实难想象曾经的烽烟战火！在街道办公室坐定，普兰店市党史研究室主任沙浩天同志、街道党委副书记孙继同志得知我们来意后说，最近正请各村调查撰写根据地的历史材料，随即给我们复印了一份岗边根据地的材料，十分具体，包括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及其为辽沈战役乃至全国解放做出的重大贡献。我问，根据地只有一个兵工厂吗？孙健说，只有一个，在姚家村。

　　我们来到姚家村（现改名为姚家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林天栋出来迎接我们。他40岁左右，当过兵，热心于搜集和撰写党史材料。他告诉我们，当年的兵工厂十分简陋，主要是改装改造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弹药。听前辈老党员说，一次兵工厂的马车运送弹药时，国民党军队开炮射中了马车，引起爆炸。两位同志牺牲，就掩埋在附近小山坡上。怕国民党军队来祸害，故未立墓碑。林书记说，他小时候每年随干部群众去祭扫烈士墓，从未间断。

　　我不禁叫起来，对呀，这与我母亲讲的完全对得上！墓地在哪里？咱们这就去。林书记说，6月份刚刚迁走，此前上级几次通知，将散葬各地的烈士墓集中安葬到安子山陵园，这是最后一批。起灵那天，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依照当地风俗，清早赶来，燃放鞭炮，极其隆重。陵园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收捡灵骨，摄影、纪录，留下完整材料，非常专业。起灵时发现，一位烈士胳膊被炸掉，另一位烈士没有下肢。从留下的纽扣看，后一位烈士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便装，身边还有一个玻璃小药瓶。

　　我们赶到安子山陵园，只见依山而建的烈士陵园中央是高耸的纪念碑，陵墓整齐排列，四周松柏青青，肃穆洁净。陵园的任连伟同志引导我们到了无名烈士区域，指着九区47号墓说，这里安葬的是那位没有下肢的烈士。

　　我们终于找到生父的陵墓了！

　　这时我们只能简单地用清水祭奠生父，也祭奠所有的烈士。

　　离开陵园时，李奇同志说，实在太巧了，如果不是6月迁葬，还不可能这么详细地了解烈士骸骨情况，你也不可能这么快确定。6月迁葬，你们8月就来寻亲，冥冥之中英灵一定在召唤你们呀。我百感交集，恍如梦中。李奇问我是否要迁灵至上海，我说不用了。烈士始终与战友们在一起。当地人民如此敬仰烈士，一直精心守护着陵墓，现在又建设如此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就让烈士长眠于此吧。

　　生父的墓碑将刻上他的姓名。更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在我找到生父墓地两周后，2014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将9月30日定为烈士纪念日。这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定能带动更多的人寻找英烈踪迹，了解英烈。让无名烈士变为有名烈士，不仅为了赞颂他们的事迹，彰显他们的英名，更是为了让后人知晓，这份名单不只是简单的姓名，它的背后是无数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有自己的至爱亲朋，喜怒哀乐，有战斗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义无反顾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正如生父，弹药爆炸绽放了绚烂的生命礼花，漫天火光衬托出理想信念的万丈光芒。生父如同照片上一样，满面笑容，生气勃勃，永远定格在25岁。

 荐稿人：lry    2015-04-06    执行编辑：xscclf  2015-04-06    责任编辑：zjy 2015-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