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国的抗日战场迎来了一位异域使者：来自遥远的北美洲加拿大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一年半之后，为了抢救中国伤员，他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从此，中国大地上一直回荡着这个响亮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白求恩最后的安息地。他的遗体于1953年移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这个陵园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数万名烈士而建的，白求恩墓是陵园的标志建筑。白求恩纪念馆保存了他很多珍贵遗物：他留下的遗书、医学文献、便携式打字机，可以放在马鞍上携带医疗用品的箱子，听诊器，手表以及血压计，他发明的医疗器械等等。陵园竖立着白求恩的巨型塑像，而马路对面，就是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院近邻又是“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其前身是1939年白求恩亲自倡议并参与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

　　我的童年也就与白求恩密切相关。从上世纪70年代上小学开始，每年清明，老师都会带领我们去烈士陵园为白求恩扫墓，学校离陵园大约有十里地，每次我们都是带着干粮，背着水壶，排着长队徒步走去，把这一天当做神圣的节日。白求恩墓地那白色的大理石像也庄严地伫立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年复一年。

　　正因为如此，2010年夏天，当我有机会到加拿大探亲，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白求恩故居。故居位于安大略省，在多伦多以北一百里的格雷文赫斯特镇。1890年，白求恩出生在这里。这是一个典型的北美小镇，宁静优雅，周围是广阔的原野和一望无际的慕斯科卡湖。白求恩故居是一座两层小楼，院外有高大的枫树，秋天来临时闪耀着如火的红色。

　　据说这座房屋是1970年中加两国建交之后，加拿大政府从私人居住者手里买回，经修缮后作为故居对外开放。

　　参观白求恩故居让我惊讶：白求恩不只是出色的医生，不只是我心目中那位国际主义战士，原来他还是一位极具才情的艺术家，敏感细腻而且才华横溢。白求恩故居用了大部分空间展示白求恩的绘画作品，那些画作抽象而神秘，显示了艺术家白求恩像谜一样交错纵横的内心世界。这和童年就根植在我记忆中的白求恩判若两人。当年，我们把红领巾呈在白求恩墓前向他庄严宣誓的时候，从来没想到白求恩还会绘出这些画作。

　　这些绘画是白求恩得了肺病之后所作。1926年，白求恩在一次体检中被诊断为双肺结核，这在当时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在疗养院里，白求恩决定画壁画来呈现自己的病程，画的名字叫《结核病的历程》。这些壁画都已经遗失了，但是留下了照片，1932年白求恩为一家杂志社撰写了对这些画作的解释。白求恩故居中所展示的绘画作品就是这些壁画的片段。在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白求恩在生死边缘对生命的沉思、挣扎和抗争。

　　在这些壁画里，结核病菌被描绘成空气中飞舞着的TB蝙蝠，贯穿在从婴儿的摇篮到走向坟墓的途中。无论在大海中扬帆还是在城堡上瞭望，无论在远离城市的荒野中行进还是在城市的摩天大楼中穿行，这个巨大的TB蝙蝠如影随形，无所不在。白求恩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死亡的狰狞，他在壁画的结尾附了一首小诗：“甜蜜的死亡，最友善的天使，在他们的怀抱里面，最终让我坠落下去，闪亮的星星熄灭了，灿烂的太阳也一起消失掉了，我的表演结束了，累人的舞剧已经完成了。”

　　结核病菌使白求恩强烈地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心灵的衰竭。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屈服随时到来的死亡，而是竭尽全力与之作战，积极寻找先进的治疗方法。正是他坚持使用当时还不普遍的人工气胸治疗方法，成功地抑制了他的结核病。离开疗养院后，白求恩曾回顾这段历程：“如今回头来看，我曾经对未来的恐惧和无望都是错误的。恐惧是幸福的毁灭者，而大多数的恐惧都是无谓的。”也可能正是这段历程，坚定了白求恩对生命的敬畏，立志要以医术来救人，并成为北美最优秀的胸外科医生。

　　这些壁画使我相信英雄白求恩和艺术家白求恩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地融在了一起。多么丰富而有趣的白求恩。他不只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还是一个敏感细致多情的艺术家；他不只是一个不畏炮火勇于赴死的战士，他也是一个曾经被死亡打入谷底的肺结核病人。在白求恩身上，敏感细致的心灵和伟大坚毅的品格共存。

　　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奇，使我相信白求恩是一个传奇。

　　那年，我翻阅抗战烽火中的旧时《大公报》，无意中跃入眼帘一个名字：诺曼·贝顿。

　　这是一个外国人，写作了一篇非常感人的散文诗《伤》。报纸在显要位置发表这篇散文诗，翻译者侣梅，译自4月27日的《密勒士评论报》。编者并加了很长的按语，时间是1940年5月13日。仔细看完，我忽然明白诺曼·贝顿就是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我从少年起就崇拜的英雄，这个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无限敬仰的名字。原来他还写作了这样一篇温情悲悯的散文诗！

　　这篇文章发表于白求恩去世半年之后，是一篇特殊的抗战文学作品，是白求恩放下手术刀的间歇与自己心灵的对话。医生白求恩此时成为诗人白求恩，写出了战争重创下一个又一个肉体的挣扎与痛苦。他柔情似水，又激昂悲悯；他保持了医生的客观冷静又展示了诗人的敏感多情。这些文字带着温度，传达了白求恩对侵略战争的强烈质疑及对生命的悲悯情怀。这些文字也正像一扇窗口，可以瞭望白求恩丰富细腻的心灵空间与精神世界。

　　《伤》发表的时候，中国大地上的抗日烽火正在熊熊燃烧。《大公报》也在硝烟弥漫中组织了来自延安，来自前方战场、大后方以及沦陷区、孤岛上海乃至海外的无数文学作品，激励抗战士气，抵抗民族灾难。这个特殊的文化传播空间，奋力为这场民族战争摇旗呐喊。《伤》正是这滚滚抗战文学大潮中的一束浪花，也是白求恩献给中国人民的一块抗战文学纪念碑。

　　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已经加入加拿大共产党的白求恩决定到中国去进行医疗救助。他和几个同伴于1938年1月启程，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而后辗转香港、汉口，一路穿梭在炮火之中，于3月下旬抵达西安，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办事处迎接他们。朱德告诉他们，原以为他们都被日军杀害了，也已经通知了加拿大方面，《芝加哥论坛报》还登载了一张白求恩的照片，报道他的死亡。

　　1938年底，白求恩来到延安，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受到热烈欢迎。白求恩曾在日记中写道：“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很快，他就到达晋察冀军区战斗前线，聂荣臻司令员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一到医院驻地，马上开始工作，为伤员做手术，培训医护人员，亲查病房，为伤员盖被子、端水……为了改进军区医疗条件，白求恩主持创建了一所模范医院。医院落成那天，白求恩给大家做了战地救护、伤员分类和手术示范表演。白求恩在中国战场上救助过无数伤员，成为战士们心中的英雄。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一次手术中手指被刺破。三天后他为一位重伤员做手术，伤口受到感染，迅速恶化。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感染败血症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他缝合了无数伤口，又为救助伤员自己受伤，而后伤口感染而死，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来没有离开过“创伤”一词。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伤”成为白求恩生命中的关键词，成为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死分界线，也自然成为他散文诗的标题。

　　这篇散文诗发表时，《大公报》特加编者按如下：

　　“这一篇充满了动人力量的文学作品是贝顿医生写的，但是做过医人事业，写过血肉文章的贝顿医生，却为了中国的解放已于1939年11月13日（应是12日——本文作者注）逝世了。他在为一个中国伤兵实行手术时，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伤兵的病毒进入他的疮口，不能救治，因而致命。他死在十八集团军的游击根据地五台山中。

　　“贝顿医生是加拿大人，从1938年起就来华服务。在这以前西班牙内战时，他加入加拿大分遣队服务于政府军。他到中国之后，不久就在八路军中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战士们对他都抱着极大的信心，当他们上阵地战时，他们的口号是：“杀呀！我们用不着害怕，受了伤有贝顿医生！”输血的方法是由他开始引用的。他三番四次把自己的血输进伤兵的创口里去，这伟大的模范，感动而且说服了中国人，使他们敢于输血去救治同胞，因此才有了输血队的组织。现在输血已经成为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永不会缺乏肯把血输出来的人。贝顿医生从来不会感到疲倦，老是工作着。他有时每天施行手术十至十五起，平均每月约施手术一百三十起；在他死前的一年之内，经他施行的手术应在一千起以上。”

　　这篇编者按用震撼的数字告诉了读者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辛劳工作。“每天施行手术十至十五起，平均每月约施手术一百三十起；在他死前的一年之内，经他施行的手术应在一千起以上。”这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白求恩挑战了自己的身体极限，更何况，他还“三番四次”把自己的血输进伤兵的创口里去。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也印证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表述的：“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并称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伤》字里行间都在展示这种精神的动力之源。战争是残酷的，但是白求恩的文笔却无限轻柔，他以轻柔触摸生命，抚慰人类无法承受的这个巨大创伤，具有无限的震撼力。当我们知道白求恩在拼命工作，永不放弃，不断惊叹他超人的毅力时，白求恩用诗人的文笔告诉我们这动力的来源。《伤》是白求恩无数台手术记录的缩影，是他每天面对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是融合了悲悯与大爱的国际主义范本。

　　阅读白求恩的这篇散文也许可以让我们再一次思索：

　　这样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跨越大洋，万里迢迢来到这个正在受难中的东方国家，把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和人民。是什么样的内心世界支配了这样神奇的行动，可以让一个人跨越地域、跨越种族，无视战火和硝烟，在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把生死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