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仇敌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哲学家是一支特殊的队伍、重要的力量。他们或直接投身革命队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中国共产党人；或辛勤耕耘在大后方，奋力锻铸救国强国的时代精神。其治学态度、精神境界、研究成果，永载史册、启迪后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刊发4位学者的追忆文章，以资纪念、以飨读者。

                                                             ——编 者

冯定：大力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冯定1926年入党，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次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他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文化运动。1938年他到达新四军军部，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和干部培养工作，是新四军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说过，我们是在行军打仗中一步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他在抗战时期大力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通俗哲学的开拓者之一

    在我们党内的著名哲学家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者，主要有3位重要人物：艾思奇、胡绳和冯定。他们的哲学研究都起步于抗日战争前期，其通俗哲学著述推出较早且成就卓著，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青年人。

    冯定撰写哲学文章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通俗化，向老百姓特别是广大青年介绍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解剖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分析人世间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勉励承担着社会责任的青年奋斗自强，参加抗日战争，建设新的国家。1937年，他在《哲学的应用》一文中说，从前的旧哲学好像鹫，只在人迹罕至的绝顶上回旋，不过问人间事；新哲学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近代各种科学经过“千锤百炼”创造出来的“丹”，同时又是领导科学继续前进的“明镜”。新哲学既告诉人们宇宙、社会是什么，又教会人们怎样去认识宇宙和社会。不但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样的理念，冯定努力向人民群众开展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他写下的大量通俗哲学文章，为其抗战胜利后撰写代表作《平凡的真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哲学的主要创建者

    冯定抗战时期哲学著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复给青年讲道德修养，以德立人。他在1937年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青年应当怎样修养》。这本6万多字的小册子很受青年欢迎，一版再版，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哲学的开山著作之一。

    冯定讲道德修养的著述有3个显著特点：一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伦理，放眼世界大势向青年讲修养的重要，将人生观、世界观和历史观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论述，具有宏观视野。他讲青年应该怎样修养，就是让青年人“明白宇宙进化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势去推动时代的轮子，尽一份‘人’的责任，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人生的最大愉快也就在这里了”。二是从分析青年烦恼和苦闷的根源入手，既揭示世界大大小小的矛盾、社会各色各样的矛盾和青年生活重重叠叠的矛盾，又帮助青年明白矛盾底蕴、探究解决方法。其著述不回避青年最为关注的恋爱婚姻、私生活和赡养父母等问题，积极释疑解惑，被称为青年的知心朋友。三是紧密联系现实引导青年做时代英雄。他谈到广大青年爱慕的英雄问题时说：英雄这个词，在大变乱的年头对青年很有吸引力，不少人都想“英雄一下子”，但怎样认识英雄、学做英雄呢？英雄是历史的产物，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英雄。英雄并非命运注定，只要能够顺应大多数人的要求，谁都有可能成为英雄。中国急需进步的英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最主要的便是民族英雄，凡是能看清当前的情势，能适应大多数民众的迫切要求，能消除中华民族的大危难，这便是中国真正的英雄。”冯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讲人生修养，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哲学。

    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才

    项英向陈毅介绍冯定时说，该同志是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才。冯定之所以不可多得，就在于他干工作非常认真踏实，善于思考问题，将哲学理论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1938年，他在撰写的文章中说：哲学是时时刻刻存在着的，是大事和小事中都存在着的，然而在斗争尖锐的时候，内容更充实，现象更丰富，也最易使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正是我们努力求进的一个绝好机会，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努力理论，也应该在努力理论中力求实践，这样才不愧为现时代中的一个好战士。这正是冯定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写照。皖南事变后，他担任抗大五分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敌后规模最大的干部学校。当时有一位同志热情地请求进抗大五分校学习，具体部门负责人怀疑其是托派，不让他进校学习。冯定知道后说：这个人坚决要求进来，就让他来吧，他是托嫌，怕什么？抗大是熔炉，就是托洛茨基这位仁兄要来，我们也不怕。这位同志进了抗大，后来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在冯定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抗大五分校为党培养了大量军政干部， 适应了抗日武装不断发展的需要。

艾思奇：矢志建设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的艾思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以一本《大众哲学》影响了大批青年投身革命、奔向延安。全面抗日战争之初的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在欢迎会上，毛泽东同志说：革命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有文有武，文武结合，革命的事业就能胜利。来到延安，艾思奇发挥作用有了更大的舞台。他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学哲学的热潮，提高了抗战骨干力量的素质；同时通过文化活动影响广大群众，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推动干部学哲学

    在延安，由于对哲学共同的重视和喜好，艾思奇与毛泽东同志有不少交往。毛泽东同志将年轻的艾思奇视为知音和益友，经常邀请他探讨哲学问题。有时毛泽东同志到艾思奇的住处，有时艾思奇到毛泽东同志的窑洞，两人促膝长谈，相互切磋。艾思奇写的书和文章，毛泽东同志都仔细阅读，还做了不少批注和摘录。

    1937年初，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哲学研究会，由艾思奇负责辅导，每周一个晚上，在毛泽东同志家里开会，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起草学习提纲，并由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分头讲解，然后讨论。大家结合实际，畅所欲言，学习空气很浓厚，最后由毛泽东同志作总结发言。毛泽东同志根据哲学研究会的学习心得，起草了《辩证唯物主义大纲》，供广大干部学习。

    1938年，在毛泽东同志提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与何思敬负责。为了满足大家学习哲学、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的需要，艾思奇编写了荟萃延安新哲学著作的《哲学选辑》，其中包括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毛泽东同志对《哲学选辑》批读了3遍，特别是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研究提纲》，并作了不少批注。

    1939年初，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艾思奇等人参加，每周活动一次，地点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窑洞。每次总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哲学问题。在讨论中，艾思奇发言最多。毛泽东同志对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总是认真听取，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对这两篇哲学著作进行认真修改。

    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和推动下，党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及其他人学习哲学的兴趣也愈加浓厚起来，延安纷纷成立哲学小组，艾思奇都尽量参加他们的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以张闻天为组长的学习哲学小组，艾思奇担任学习辅导员，写学习提纲，作学习辅导，并在讨论会上作总结发言，为推动形成学哲学的热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此后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提出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学习材料的设想，并将此项任务交给艾思奇当时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来完成。艾思奇等人接受任务后，苦战近两个月，编写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为当时的学习和整风提供了重要辅导材料。

    领导延安文化工作

    作为延安文化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艾思奇创办了由他担任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大型综合学术期刊《中国文化》。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文。艾思奇为该刊撰写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文章，发挥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1943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解放日报》第四版，调艾思奇任该版副刊部主任，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1944年1月8日，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评论《逼上梁山》一剧说：中央党校新编评剧《逼上梁山》是评剧改革后大有成绩的一部作品。1944年3月17日，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发表《群众自己的秧歌队》，并写了一篇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指出文艺工作要面向群众，同时谈到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等问题。

    1944年5月，歌剧《白毛女》上演后，引起较大争议。艾思奇得知后说，《白毛女》的创作是很不容易的，虽有些缺点，戏是好的。在一次副刊会议上，艾思奇从方向、思想、艺术诸方面肯定了这部戏剧的重要意义。《白毛女》最终成为群众喜爱的歌剧，并荣获斯大林文艺奖，成为不朽之作。

    抗战时期的延安，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精神生活很活跃、很充实。艾思奇在多条战线勤奋工作，充分发挥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巨大作用，为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建设，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岳霖：积极投身学术救国强国

    金岳霖1895年生于湖南长沙，是我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而后又转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就在那时来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学院型”哲学家，他希望以著书立说强化民众素质，以学术救国强国的方式参与抗日战争。

    潜心治学，锲而不舍

    金岳霖在西南联合大学前后约7年时间，其主要学术著作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逻辑》一书出版于1936年，《论道》《知识论》两本书完成于抗战时期，其中《论道》于1940年出版。

    抗战时期，金岳霖虽处在大后方的长沙、昆明等地，但空袭警报不断。为了潜心治学，有时他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有次警报拉响，金岳霖只顾在书房苦读，不知日本飞机来袭。等到几枚炸弹丢在金岳霖住处前后，他才惊醒过来。待其跑出时，才发现前后房子早已不复存在。可以说，这就是以金岳霖为代表的在抗战时期仍潜心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的真实写照。他们所从事的是以学术救国强国的“战争”。

    据金岳霖自己回忆，《知识论》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完成于1940年至1945年之间。那时日军的战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空袭警报响了，金岳霖匆忙把《知识论》的书稿包好，一路跑向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空袭。他将书稿放在藏身的山洞地上，自己坐在书稿上。那次空袭时间较长，待警报解除时，天快黑了。金岳霖就站起来径直朝外走，却将稿子遗留在原地。等到他记起那部稿子，赶回躲空袭的山洞，却发现稿子已经不翼而飞。无可奈何，他只得重写。直到1983年，也就是金岳霖去世的前一年，《知识论》才正式出版。

    着力提高中国哲学文化的逻辑、认识论意识

    近代以来，在西方侵略和文化挤压下，中国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出现如此文化困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应对才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对此，国内政界、学界等有许多看法或建议，提出所谓“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观点。这些看法的共同不足是过于玄虚、笼统，流于口号或标语的表述，没有真正触及中西文化间的根本差异。正因如此，这样的文化观不可能在文化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在逻辑学、知识论等领域进行过长期探索，金岳霖对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厚情感，这使得他能够较为深入地触及中西哲学或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他说：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之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而西方文化则不同，欧洲人长期惯用的思维模式是希腊人的。希腊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这种文化的理智特色表现为发展各种观念，把这些观念冷漠无情地搬到各种崇高伟大的事情上去。金岳霖还指出，归谬法本身就是一种理智的手段。这条原理推动逻辑的早期发展，给早期的科学提供工具，使希腊哲学得到那种使后世思想家羡慕不已的惊人明确。如果说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就是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的一部分原因。

    金岳霖提出关于中西哲学或文化间根本性差异的观点，实质是为振兴中国传统哲学，复兴中国文化，促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长足进步。在他看来，这就需要改变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状况。他的由逻辑和知识论构成的哲学体系，在客观上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奠定了基础。《逻辑》教科书率先引进数理逻辑系统，我国现代数理逻辑学家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知识论》是中国哲学界最早的较为严密系统的知识理论研究专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岳霖是试图改变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第一人。他写的《逻辑》《知识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倡导勇猛宏毅的哲学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张岱年的哲学论文正是在国难深重的关头，把“求真之诚”与坚定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信念联系在一起。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保持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建构继往开来的哲学体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我们创造了崇高的伟大文明，我们从来有光辉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成就是人类的光荣，我们的努力将永久延续以至于无穷。我们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们的愿望是永久和平。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荐稿人：xscclf   2015-08-16  执行编辑：xscclf  2015-08-16   责任编辑：zjy  2015-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