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来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两个话题：历史和教育。”这一开场白，道出了讲演者本人的心声。这位谈话时喜欢中英文夹杂使用的美国人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柯伟林（William C.Kirby），他来自哈佛大学，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任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曾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职期间大力推进哈佛历史上最全面综合的本科生课程改革。日前，柯伟林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大学”的专题讲演，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一、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
　　文汇报：您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1920－193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个重要年份，很多著名的学术机构就是从那时起步的。您在研究中似乎特别推崇那个年份？
　　答：那个年份重要，是因为商业在大城市获得了很大发展。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那个年代不仅有依靠政府背景的大学，同时也有私立大学，有的还具有国际背景，比如燕京大学就是由海外资金资助的，还有不少教会学校。那时的中国大学有很多不同模式，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在决定去哪里深造时，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一些民办学院比如上海大学，当时也在地方上小有名气。还有很多职业学校，比如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苏州大学等等，职业教育也是从那个时代起步的。
　　文汇报：您曾经提到，100年前的大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多是德国的学校，而100年后的今天，美国学校占据了领先地位，德国的大学却寥寥无几了。这种趋势的形成，其根源何在？
　　答：也许再过几十年，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可能都是中国的学校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德国社会来说是个重创，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60、70年代德国的大学管理不善，过分扩充，却没有增加教员数量。德国的大学放弃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变成了一家家大型公司，数量增加了，质量却没有同步增长。而美国的大学主要得益于两种力量，一方面是教育结构的多元化，既有大型的大学，也有小型的学院；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也大有帮助，毕竟，大量经费可以投入到研究中。在这点上，德国做得并不好，大量经费并没有投到高等教育中，而是用于专业化的研究机构，那里没有学生，只有研究员。
　　文汇报：不过，情况往往是这样：即使经费投到大学中了，可能仍旧会存在重研究、轻教学的现象。
　　答：首先我相信，好的教学和好的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必须注意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很多情况下，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多少来评价，结果只是论文的数量增长迅猛，但并不代表研究质量有所提高。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对哈佛来说，那些推出了少量精品的人所赢得的尊重，要远远大于那些拥有一大堆一般成果的人。
　　而对于教学，我们确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教师们会因为研究做得好而得到奖励，但很少会因为教学好而获得奖励。现在流行的大学排行榜，注意力也大多集中在研究上，比如获奖、论文，但却不衡量教学成果。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在提高数量的同时保证质量？如何像重视研究那样重视教学？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说，如果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
　　文汇报：那么，哈佛是如何促进教学的？
　　答：为了改进教学，我们一方面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匿名打分，然后在网上公布；另一方面是设立奖励教学的专门制度，授予教学好的教师“哈佛教授”（Havard college professor）称号，给予他们奖金和奖励性的休假。每年在哈佛，奖金提升最快的，一方面是研究做得好的教授，另一方面也有教学教得好的老师。哈佛还设有一个教学中心，教师上课的一些情况会录下来供教学分析之用，以期找到改进教学的方向。

二、大学要在相互学习中获得发展
　　文汇报：前面您分析过，德国大学排名下降是由于盲目扩张。但是，随着社会高速发展，社会对大学生会有比较大的需求。如何在其中做到平衡？或者说，大学需要怎样的发展才是有益的？
　　答：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因为中国有巨大需求，而大学相对较少。相比之下，中国的中等教育，尤其城市里的中等教育，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和20年前相比，中国将有更多的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重视的是，在学生增加的同时，是不是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中国现在的在校博士生数量比美国还要多，博士生项目增长非常快，这种情况当然很好，但是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教师来教他们。要知道，招收学生远比招收教师容易得多。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大学开始为吸引优秀的教师展开竞争，不仅在国内的学校之间出现了竞争，而且在和海外的学校之间也出现了竞争，这些都是好事情。
　　文汇报：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在竞争的同时，与国外优秀的大学交往，向国外优秀的大学学习，也许更为重要。
　　答：哈佛最近在上海设立了办公室，以加强和中国高校的合作，同时让更多哈佛学生来中国学习，了解中国。
　　不过在我看来，提出向某个特定学校（比如哈佛）学习，可能是个误区，不理性。哈佛本身非常分散，每个学院都是一个独立王国。欧洲的大学和美国很不一样，他们多数由政府主导，也是非常好的模式。日本、韩国等地的大学模式是公私混合，也可供中国的大学借鉴。中国的大学也有自己的经验。我想强调的是，大学都需要互相学习，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独立发展，各个大学都需要通过吸取前人经验改进自身。

三、大学要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文汇报：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也更希望他们对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此您怎么看？
　　答：对社会来说，大学负有重要责任。哈佛很多学生在公共部门工作，他们不少人也做一些志愿工作，在学校里教学，在一些贫穷的地方建造房屋。这些都很好，尽管不是必须要做的事，却是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即使在哈佛这样的私立学校，人们对公共事务仍然保持有责任感，学校仍然教育学生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全人类。
　　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好事情。但是，当我们对大学给予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一些贫穷地区的小学、中学，因为大学体系的基础同样包括这些地方在内。哈佛在录取新生的时候不仅仅看学生的成绩，而且要看学生的整体情况：你从哪里来，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如何成长的，是如何自我训练成为优秀人才的。
　　文汇报：关于社会和大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也存在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就业压力会不会影响到大学的教学和研究？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大多数人考进大学，只是希望能够将来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或者简单来说获得一份工作。美国的大学也是这样。从长远看，能够成为领导者的那些人，他们在大学读书期间并不只是专注于狭小的领域，而是会接受广泛的教育。比如说高盛公司的前领导人保尔森，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英语专业，在校期间他还是学校足球队队长；高盛现任领导人则毕业于哈佛历史系，他进哈佛时很穷，以助学金为生，边读书边打工，一方面是为了从中得到锻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支付生活开支。我认为，如果为了应付工作，那么只需要一些特定知识就行了；但如果要成为领导者，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政府部门，那么就需要接触很多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同时能够对过去的东西提出批评，并且试图改进它。

荐稿人：lry   2009-07-18    执行编辑 zjy  2009-07-20    责任编辑: tmy  2009.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