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书育人的状况，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这与科研成果相对容易考核，而教书育人的成果难以考核不无关系。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标准在于，她培养了多少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材。面对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面对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大学的改革难道不正应当从抓好教书育人开始吗？

在给研究生上完“公共经济学研究”课程后，学期考试的方式是写一篇论文。研究生的考试方式一般不同于本科生，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题，而是带有研究性质的论文。但如果老师只是简单给出一个分数，不让学生了解自己论文的长处和短处，学生便无法得到真正的帮助和长进。因此，我在批考卷给出成绩的同时，也给每个学生的论文写了评语，指出文章的优点和不足之处。然而，学生的反馈却让我吃惊。一个学生写道，“收到您的邮件，很激动，这是我大学学习6年以来，第一次在考试结束后，能够得到老师的反馈和评价，真的非常感谢！”

由于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给研究生批考卷，我以为所有老师都是这么做的，难道我真的是与众不同吗？我向其他老师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学校里并没有要求老师在给出成绩之外还要写评语，如果一个老师要改上百份考卷的话，怎么有时间写评语呢？”

另一位学生的反馈是，“我要谢谢蔡老师的评价还有B-的成绩。尽管B-的成绩在我的成绩单里是排在倒数第二位的，但这让我知道了做学问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学习不应该是敷衍就能过去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学习并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努力。还是在这样的课程上学到的东西更多，我们所有的课程都应该这样严格要求。”

如果我没有这几年回国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我一定会简单地将板子打在老师身上，认为我们老师没有尽到责任，在混日子。然而，我的经历使我了解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大家的心目中，一个名牌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收入应当非常可观。但实际上，我们许多本科刚毕业学生的工资收入要高于我们教师。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如何要求老师保证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

教书育人应当成为一个教师本职工作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职责，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如何有效匹配？在现在教师晋升职称的考核标准中，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获得的课题才是考核的最重要标准。奖金的数目也是完全向科研倾斜，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获得好几万元的奖金，而上一门课却只有几百元的课时费。不仅教师个人的评比，甚至专业和学校之间的评比也完全是科研一把尺说了算。在这样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下，如果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教书育人上，教师得到的只能是名誉和利益上的“惩罚”。

同时，我们很多大学的人员结构比例有些失调。根据我们现有的规定，一个大学里一般只有校长和书记两人可以配备秘书。教师除了承担教学科研外，还要承担大量的学生工作和行政工作。而在国外大学中，一个教师或几个教师就能配备一位秘书，同时还有大量的学生助理，教师能够将更多时间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我们的师生比例的失调，造成一个教师面对大量学生。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形势下，在大学如此需要人的地方能否配备足够的人员？在教师如此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责怪他们。

所以我给学生回信说，“看了你的信，心情很复杂。从教师的角度看，我感到做一名大学老师，身上的负担很重，科研、教学、行政，还有一定的经济压力。如果教师仅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去创收，很难有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家庭生活水平。我自己有国内外的比较，感触特别深。当然，我也感到责任重大，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改进。不然，如何对得起我们的学生，特别是我们复旦的一流学生。作为教师的确是担子很重，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还是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应该看到，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书育人的状况，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这与科研成果相对容易考核，而教书育人的成果难以考核不无关系。我们许多大学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奋斗目标，然而世界一流大学绝不在于校园有多么华丽，甚至不在于有几个获诺贝尔奖的大师，也不在于发表了多少获奖论文。

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标准在于，她培养了多少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材。面对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面对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大学的改革难道不正应当从抓好教书育人开始吗？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全文转自200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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