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真理，似乎已被淡忘 ——怀念苏步青先生

　　今年9月23日，是苏步青先生110周年诞辰。苏步青是蜚声海内外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被尊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他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即使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也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身体力行地演绎着一名教师的崇高师德。

　　在1931年至1952年的21年间，苏步青培养出106位毕业生，其中建国之后担任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就有30多位。但在更多晚生后辈心里，苏先生不仅有让人高山仰止的学问，更有虚怀若谷、求真务实的人格魅力。即使是那些定格在学生心中的关于先生的小事，也桩桩件件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聆听先生弟子和亲人的讲述，宛如重温一段关于大学的回忆——有很多治学的真理和人才培养的基本道理，我们本不该淡忘。

　　本版文字整理：本报首席记者 姜澎

【经典语录】

　　“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用不着等待什么特殊机会，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表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登贵在少年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我们老年科学工作者能否正确对待这个规律，并自觉主动地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不必为学生超过自己而感到羞愧难受，而相反地应把它看作是对四化建设的一种贡献。”

“语文与数学”

　　“我是研究数学的，对语文也有很深的爱好。我小时候在家乡放牛，常骑在牛背上念《千家诗》，稍大一些，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随后我对古文发生兴趣，爱读《左传》、《史记》、《三国演义》等名著。有一回，学校来了一位数学老师，上数学课，讲得非常引人入胜，把我吸引住了。从此以后，我受老师的影响开始爱好数学，数学成了我一生研究的对象。这当中，虽然有些偶然性，但老师能把学生吸引住，还不是借助于语言的魅力吗？虽然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数学，但我们没有放弃古诗文的学习，时常写点诗，既丰富业余生活，又练了自己的文笔，对写论文也有很大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我今年已经81岁了，写字还是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而看到一些青年的来信，不仅字迹潦草，而且经常有错别字，这也是不重视语文学习的表现之一。有时我看到这种信，常常退回去，因为这根本是不让我看嘛。”

　　——摘自《略谈语文与数学》作者：苏步青

“语文是成才的第一要素”

　　“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宣言”

上课是一名教师的天职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1985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在答辩结束后，苏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一点都听不懂了，我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种答辩会。”……

　　洪家兴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历任教育部部长上任时，都少不了号召教授到第一线给本科生上课。可说归说，做归做，从也没有真正执行过。苏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上课是一名教师的天职。

他到哪里，哪里就发展神速

　　在50年前，我就听苏步青先生教授几何课。苏先生讲课十分幽默，时而会穿插一些著名数学家的趣事轶闻。他的板书十分工整，几何图形画得非常漂亮。当时，苏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主管教育工作的副校长，公务繁忙，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兼职，但他总是一门课从头到尾亲自上，不请任何人代课。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1985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结束后，苏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一点都听不懂了，我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种答辩会。”我们在座的学生都很震惊。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苏先生就是我的偶像，进了大学之后，我知道他的学问一直处于高山的顶峰，对我们后辈而言真是高山仰止。可他公开说，他一点都不懂，再也不参加这样的答辩会。怎么回事？

　　过后我想想，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如果仍然站在学科的最前沿，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学科几十年来没有发展，或者已经走向死亡。所以，苏先生的话，是说出了一个真理，但这个真理，今天似乎越来越被人淡忘。

　　所谓“饮水思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些“乘凉者”常想一个问题：自苏先生1931年从日本回国、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后只有区区十几年时间，但到40年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参观当时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时，却发出“这是东方剑桥”的感叹，这是为什么？那时，学界已有“北有清华、南有浙大”的说法。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苏先生和陈建功先生来到复旦任教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数理系底下的一个数学组办成了国内最好的数学系之一，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北大数学系、中科院数学所一起，在中国数学界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什么在他的推动下，发展会如此神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下，探索苏先生走过的历程，会给我们很多启示，而这些启示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真正的科学家，无条件报效祖国

　　苏先生身上，始终体现着一位科学家的赤诚爱国之心。苏先生取得博士学位后，放弃了在日本的优越生活，应聘浙江大学。当时，他领受的“当头一棒”是，学校四个月没发他薪水，因为发不出薪水。甚至其时出现河南水灾，国民党政府决定公债还要用教授的工资去抵。尽管如此，苏先生毅然决然地把日本夫人和孩子接回了中国。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湄潭，苏先生一家八口生活困难，靠开荒种地和地瓜蘸盐巴为生。这样的条件下，他也没有放弃培养中国数学系和数学人才的梦想，在昏暗的油灯下通宵从事科学研究，感染着周围一批年轻的学生，激发他们从事数学研究的激情。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就是在苏先生的精神感染和刻苦钻研下建立起来的。

　　从苏先生的经历中还可以看到一点：一个学科带头人，应该把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苏先生无论是在当他系主任、副校长还是正校长期间，他的第一要务就是抓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人们对“左”的思潮还心有余悸，苏先生在参加邓小平组织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带头发言，痛批“四人帮”，并提出要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百废俱兴，队伍建设先行。他从浙江大学转到复旦大学时，最大的顾虑是，能不能在复旦重建他在浙大的微分几何队伍，考虑的还是队伍建设问题。

青胜于蓝，教师一生的目标

　　苏先生待人豁达，胸怀宽广，有海纳百川的个人魅力。我常听老一代数学家说，苏先生多次提到前辈姜立夫的重视和提拔。在谈到陈建功先生时，他经常满怀激情地道说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陈先生对他的帮助。我还听比我高两届的学长说，60年代苏先生给他们上微分几何课时就告诉他们，中国人中有一个几何做得很好，比他还好的人，他叫陈省身，在美国。

　　苏先生的身上完全没有所谓“文人相轻”的味道，他一直赞美同行，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年轻人，苏先生一直是尽心尽力提携。当学生在科研上取得初步成果后，他表现出特别的喜悦，会帮助他们修改论文、改写英文，并把它们推荐给国外的大师，或到重要的期刊上发表。苏先生把“名师出高徒”改为“严师出高徒，高徒促名师”。这些充满哲理的话，体现了他的谦虚和大家风范。

　　苏先生把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作为一生奋斗目标，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学生这样做。他在科学研究上严谨治学、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举不胜举，值得我们今天的晚生后备缅怀、学习。

他“啪”地把论文甩下去，让学生回去改

　　苏德明 苏步青之子、复旦大学教授

　　很多人提起父亲，都说他是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但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热爱我们国家。这和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父亲出生在农村贫困家庭。我祖父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学校去念书，但念完后，家里太贫困了，无法继续深造。于是，当时的校长就自己掏了两百个大洋，送他去东京留学。一个校长能够拿出两百大洋送学生到日本去留学，这种事情即便到了今天，大概也不多见。父亲去日本时大概只有17岁，他最初念的不是数学，而是电机系。毕业以后，他发现自己对数学有兴趣，就转到数学去了。

　　正因如此，父亲后来对自己的学生也非常好。从父亲到他的学生谷超豪先生，他们都有一个特点，直到自己步入老年，还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并且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父亲是这样对自己的学生的，所以他的学生也用同样的热情和关爱对待自己的学生。

　　当我们家还在浙江时，我们就住在数学所对面。每个学生，他都要去家访，了解他们的家庭和学习情况，也定时和自己的学生谷超豪先生沟通学习情况。后来，谷超豪先生也是如此。

　　当时谷先生也一直要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在杭州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周围的几个男生，是谷先生家访的对象。谷先生往往家访完了，就来找我父亲交流。他都是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肚子早就饿了，看着谷先生老坐在那里，谈个没完，谈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他的“屁股长”，坐在凳子上起不来。

　　但我想，我们现在“屁股长”的学生恐怕不多了，而我们的老师也没那么多的空跟学生交流。

　　父亲把自己的学问教给学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使得大家亲如一家人，甚至比一家人还要亲。这一点，是他培养人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父亲对学生很好，但是也很严厉。他是有名的严格，年轻的时候恐怕是蛮凶的，后来年纪大了，脾气好一点。很多时候，他严格是因为他仇恨错误，认为你不应该犯那样的错误。有的学生年纪蛮大，早就是大教授了，父亲一看稿子不行，“啪”地把论文甩下去，让学生回去改。虽然有点粗暴，但是他对学生非常重视。

　　有人曾开玩笑似的叫父亲为“数不清”，说他的学生多得数不清。实际上，他更加注重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父亲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时，树立起严谨治学的学风。记得那时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女学生，过不惯浙大紧张、清苦的生活，开学不几天就溜回繁华的上海，看电影、串亲戚、会朋友。后来，她在父母的催促下回校上课。父亲那天一进教室，就点名叫她上讲台演算习题，算不出不准下讲台，一直在黑板前“挂”了一个多小时。从那以后，她的全部心思都用来学习，后来成了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

　　“一生著述开宗派，百载树人播馥芬”，父亲年逾八旬之后，仍然关心青少年的学习和思想。有一天，他收到一位小学生家长的来信，反映他的孩子对一道数学题的理解。这道题说：“有8个队，每队5人，一共有多少人？”孩子用“8×5”的算式来表示，老师说不对，应该是“5×8”。这位工人家长不理解，特地给数学家苏步青写信。父亲立即给他回了信，讲清楚这个问题。后来，那位家长很感动，就将苏步青的回信交给了《文汇报》。不久，《文汇报》用很大的篇幅，全文刊登了家长的来信和苏步青的回信。《文汇报》上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还能关心科普工作，足见他对青少年的关怀。父亲则认为，青少年是祖国的将来希望所在，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的成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竟微服私访，听了一堂我上的辅导课

　　李大潜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每次想到苏先生，我的记忆总绕不开那几件小事。它们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但都是苏先生留给我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时而让我感到无比充实、幸福。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大学毕业后刚留校任教的时候。那时，对于怎样做好一个大学老师，我心中很没有底。有天晚上，我专程到苏步青老师家中登门请教。他当时讲了很多，但我牢牢记住的是他说做学问“贵在坚持”那四个字。他接着现身说法地作了详细的诠释，说他自己不论多么繁忙，每天至少要坚持学习两个小时；如果有一天实在做不到，第二天也一定要设法补回来。他还介绍自己平时如何挤时间学习的一些窍门和方法，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不到一个誉满天下的大数学家竟还如此刻苦认真地坚持学习，那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发愤图强吗？！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大学毕业、从宝山葑溪乡劳动锻炼一年后返校任教的最初日子。1958年数学系的大学新生有八个班，近250人，我担任他们解析几何课程的助教，这是我首次担任教学任务。这个年级新生中，有不少同学来自工农业生产一线，学习相当吃力。但那时，教师和学生们都响亮地提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口号，大家的热情很高。不久，我给学生上了一堂辅导课，将大课上讲的好多内容和公式作了归纳，理清思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我自己也相当满意。下课后，我惊讶地在教室最后一排发现了苏步青老师，想不到他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微服私访”，从头到尾听了我上的这堂辅导课！他虽然没有对我这堂课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和批评，但我也从来未听说，他还会有空来听课，竟出现在我的讲堂上！

　　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警示和教训，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教师，尽心尽责、精益求精地搞好教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决不能漫不经心、粗制滥造、随心所欲。

　　第三件事，发生在我即将第一次走出国门、赴法国进修的前夕。那是在1978年底，我即将由北京飞往巴黎，而老师也恰在北京开会。他主动提出利用会议的休假日带我游北海公园，为我送行。冬日的北海并没有太多的诗情画意，但我们却玩得很开心，一起登上白塔远眺北京城内的景色，还拍了不少照片。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心情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凑成一首七律送给老师，请他斧正。意想不到的是，他也专门写了一首七律赠送给我。这首七律的后面四句是：

　　此日登临嗟我老，

　　他年驰骋待君还。

　　银机顷刻飞千里，

　　咫尺天涯意未阑。

　　我知道，诗中“他年驰骋待君还”句，是他、也是复旦对我的期望和鼓励。

80岁的他，竟还想着换个方向做学问

　　沈纯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57年，我考进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时，苏先生已是复旦大学副校长。

　　此前在中学，我的数学学得不错，但大学里一接触数学分析，觉得题目难得很，对数学的兴趣大不如前，所以想转去化学系。我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苏步青副校长，提出了我自己的想法。

　　这封信发出后，我就后悔了，觉得自己闯了祸。因为苏先生是数学系的，我还这么抱怨数学难学。果真没几天，数学系的老师就来找我，说：“你寄给苏先生的信他已经收到了，也看过了，他有一些话通过我来转告你。”虽然说的那些话无非是鼓励我不要怕困难，要继续学习，但是也提到了一些数学学习的方法。这说明，苏步青先生对于一般学生学数学的苦恼也是非常关心的。

　　大四时，我被分到几何专业组，那时的微分几何概论等课程都是苏先生亲自上的。他讲课非常精细，板书工整，也有讨论。在讨论中，我得到了苏先生的很多指导。

　　后来我念研究生，更有机会得到苏先生的直接教导。有一次，苏先生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就说了一些我对数学课题的想法。他当即鼓励我把它写出来。我写完后，他用红笔修改，然后推荐我投到当时的《复旦学报》去。

　　“文革”结束后，1980年左右，我有事到苏先生家里去拜访，那时他已经80岁左右了，还在家中做科研、写论文。我很感慨，我们到80岁不知道能干什么。而且当时苏步青先生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计算几何。因为在“文革”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在江南造船厂，遇到了一些生产上的问题。因为有着射影几何的背景，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和现在的计算几何有关系。一个人到了80岁，还想着换一个方向，研究和实际有关系的学问，这一点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荐稿人:wdl 2012-09-27   执行编辑: lxl 2012-09-28   责任编辑:lry    2012-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