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致榕
　　“排名指挥棒”让很多高校迷失了办学方向，无论是科研还是人才引进，学校对学术GDP的看重，甚至超过了学生本身。让大学教育回归到培养真正完整的“人”——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学术副校长,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钱致榕先生带领了一批同道学者，在台湾和大陆的大学推动博雅教育。他们中，有人在海外有终身教职，也有来自北京大学等名校、专为博士生授课的老教授……
　　在台湾的大学里，钱致榕推出的博雅课只有20个学分，但他却希望它能与120个学分的专业课“抗衡”。
　　最初开设这些课程时，没哪个学院的院长愿意让出授课时间；但艰难地坚持几年后，连很多专业任课老师都发现，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变了：他们的眼睛一天天“亮”了起来，上完通识课后，他们懂得在专业课上提问题……
　　钱致榕日前在复旦大学的“创新教与学”的研讨会上发表了“博雅教育，面对学生五十年的需要，回归大学育才的目的”的演讲，并在演讲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编者
　　
教育部最该做的是取消排名

　　现在的大学都很轻看自己，就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尽快满足市场需要。但只要看看最近三年知识更新的变化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我们就会发现，大学迎合市场，并非在培养真正的人才。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恢复高考至今，国内综合性的大学越来越多。经过“211计划”、“985计划”，这些大学出现在国际学术领域里，论文发表得越来越多，可对人才培养却越来越不重视。大学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排名和论文发表数上，这两年又开始重视论文的影响因子了。但这20多年来，我在国内参加了很多会议，看到很多大学在教学方面做得实在欠缺。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恐怕是，要让教育部统一下指令，改变对所有高校的考核标准。应该把各种考核指标改成“在未来五年里发展出什么好课程和好教材”，而不是在科研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其实，每年每天都有人在发表论文，哪怕是国际顶尖的《科学》杂志，如果你回头看去年它发表了什么文章，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其中的每一篇论文呢。真正有意义的论文屈指可数。
　　但今天，大学培养了什么人才，我们20年、30年乃至50年后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大学应该把目标放长远。
　　现在的大学都很轻看自己，就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尽快满足市场需要。但只要看看最近三年知识更新的变化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我们就会发现，大学迎合市场，并非在培养真正的人才。
　　
今天的大学是为未来20-50年储备人才

　　大学培养年轻人只为他们毕业找到个工作？年轻人未来如何有人关注吗？如果我们的大学可以让年轻人每5年回炉一次，或者学制延长到20年，那么学生20年后自然还符合市场要求。如果大学培养的人过了头5年就要被淘汰，甚至没出校门就已经过时了，那让我们这些教育界的人，情何以堪？
　　很多大学谈起人才培养头头是道，也有不少大学号称自己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但有多少大学问过自己：我们为什么办大学？我们为谁办大学？我们到底在办怎样的大学？
　　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来很简单，办大学的目标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是为搞研究，那么去办科学院就可以了，科学院的研究条件比较好，也不需要为大学生操那么多心。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投资，其实是为了让大学培养人。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为谁培养人才？我们如果是为美国培养人才，那么就必须学习哈佛大学；如果为英国培养人才，那么就应该学习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但是中国的大学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所以拜托大家不要成天想办法去学哈佛和牛津，我们没有他们的条件，没有他们的需要，我们的学生和他们不一样，一定要从中国今天的需要出发。
　　大学还得问问自己，自己到底在为未来的哪一个时间段培养人才？
　　现在，国家的很多中坚力量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而今天的年轻人等到毕业走向社会，大概是从2015年到2020年。所以，我们是为2020到2070年的中国培养人才。
　　到2070年，社会需要的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今天，我们高校里成立了很多研究院，出现很多大平台，它们都是为目前很红火的专业而设的，可这些专业在20年前是没有的。不妨想像一下，20年后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最需要的专业，我们现在可能提前预测吗？可以想见，今天我们所忙的各种研究大平台，20年后都会报废。即使在美国，曾经为20年后发展所作的预测基本上也都是失败的。所以今天自以为是为今后20年培养专业人才所做的工作，做得越精彩，可能越是落空。
　　我还注意到，很多学校都声称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台湾的一所大学，就列出了他们培养学生必须具备24项能力。我听说这一点后就问校长：“请问校长先生，你掌握了多少能力？”空洞的口号总有很多，但它们对人才培养一点用也没有。
　　这一代的年轻人，未来寿命会增长，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会变长。我们今天培养学生，要给他们足够的能力，让他可以服务于未来的50年，否则他每过五年就要“回炉”一次，纳税人吃不消，大学也吃不消。
　　而且，未来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可能像我们这代人这样，一辈子只干一个工作。他们不会这么幸福，当然也可以说，他们比我们幸运，也许每五六年就要改一次行，因为传统职业在不断消失，新的行业又不断地冒出来，一生改行八九次都有可能。
　　听说教育部很重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所谓就业率，统计的主要是23岁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那么请问，有没有第二个教育部关心学生5年后的第二份工作，或者有没有第三、第四个教育部关心这些学生10年以后、20年以后的第三、第四个工作？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不少大学都提倡加强专业教育，注重实用技能的传授。但这却使我们的教育方向越走越偏。教育界的人应该醒悟，我们要从“人”做起，为他们一生着想，而不是为他们毕业的头五年着想。未来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而要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将来一代人的产值、他们的生产力一定是今天的两三倍。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对世界的认知和50年前却没有什么不同，还是按照50年前定下来的路在走，这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
　　年轻学生的第二到第九个工作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二十年以后社会上会有什么行业，我们也不知道。二十年后热门的专业知识，今天还没有发展出来。我唯一可以保证的是，现在这些专业教育的内容在20年后都会落伍。老师辛辛苦苦教，学生辛辛苦苦学，但今后学生们会说：“老师，你教我们的东西都是落后、没用的”，这让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情何以堪？
　　
我们的大学是培养“千手观音”还是智慧的“人

　　现在的大学都说自己朝前看，但是没有大学朝后看看，哪些是不合理的，需要改变的？学科越分越细，学院越设越多，知识被支离破碎地分割成专业，年轻人被塞到一个个专业里，也许有技巧和技能，但是没有智慧。如此培养的学生没走出校门就已经落伍。
　　教育总是从知识传授开始，寄希望于教会年轻人一些东西，想让他们这样、那样，想让他们爱国、关怀社会、关爱人类……这些都是高调，从前的年轻人不听，现在年轻人更是不爱听。
　　今天的大学试图举办大量的活动，希望通过活动来改变年轻人，但看来也没有什么效果。这些活动最终可以被视为是大学的业绩，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向教育主管部门展示成果。
　　关于知识，我们现在还把它分解成文科和理科。文科就是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文科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各个学科都忙着成立学院。比如，历史学有历史学院，文学就有文学院，专业划得越来越窄。很不幸的是，有的大学还出现了公共行政学院。可公共行政并不是和某一个学科有关系，它和法律、人文、工程、经济等学科都有关系。我们的公共行政学院里并没有这些丰富的学科，只有公共行政技巧。但依靠这些，我们就能培养出公共行政人才？他们走出校门，立刻就会落伍。
　　大学里还有法学院，学法律的学生都只会背条文，但法律和经济、社会、工程、国际关系、文化都有关系，只学法律的人走出校门绝对不会有国际竞争力，甚至可以说，没有走出校门就已注定他们要报废。医学院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法学和医学都没有设在本科阶段的原因。
　　再说理科，和文科也差不多糟糕，数学有学院，物理有学院，这些都是理科的基本学科，很多新兴学科都是从这些基础学科中发展出来的，所有的学科怎么可能截然分开？更不用说，现在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就分文理科了。而大学在学院里设的一个又一个系又使得专业分隔越来越细。
　　按照教育的本源，所有的学科是不应该这样截然分开的，更不应该让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按照那些很细的应用学科来学习。应用学科就像人的四肢，它的价值是可以做事，而基础学科，包括文科和理科就像人的头脑、中枢神经和内脏。如果头脑、神经和内脏不发展起来，只发展四肢没有用。我们没把一个人培育完整，却想把他培养成四肢发达的“千手观音”，做很多实用的事情，怎么可能？！而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学里的学院一旦成立，很难撤掉。
　　今天，中国的大学都是有固定学制的，但现有的学制是否合理呢？以医科为例。我查了一下资料，现在所用的学制基本上是1903年（光绪29年）根据国外的大学制订的。从史料可以看出，医科从1912年开始直接出现在大学堂里的。但美国1878年就已经规定医科生必须是大学毕业后才能读的，而不是高中毕业。那为什么当初我们教育界的先辈那么没有远见？那是因为我们那时没有大学毕业生，连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也没有。所以在民国的10年间，中国一下子办了几万所小学、几所大学。当时的医学直接出现在大学里，接收中学毕业生，这是应急的措施。可100多年来，没有一位教育部长回头看看历史，看一看这个应急的措施在现在是否还合理。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培养人既要不断往前看，也需要不断地回头看，才能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需要变革的。

对完整的“人”的要求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很多人讨论钱学森之问，但是钱学森自己成才前，就已经是一个精彩的人了。我们大学只想着培养“才”，不想着培养“人”。如果真要回答钱学森之问，那么今天大学的院系应该全部打散取消。
　　很多时候，大学都纠结于现在的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往往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但看看知识的结构，在古希腊时代，雅典七律里就规定了人要具备的7种能力，即逻辑学、文法、修辞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它们是文理兼通的，而且第一位是逻辑，但现在哪个大学是从逻辑开始教起的？我们都是上来先分专业。
　　知识是不分领域的，人类遇到的问题也都是跨领域的，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要把知识分割得那么清楚，并且越分越清楚。看问题必须要宏观思考，解决问题要从微观上着手。但现在正好相反，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只有微观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少宏观思考能力。
　　我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必须经受文理综合训练。当年我考上耶鲁大学的物理系博士，到学校后，导师让我必须修读人文学院一年级的基础课。我一听就急了，和导师说：“你有没有搞错，我是来学高能物理的，怎么让我去学人文学院一年级的课？”结果导师说：“你首先得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了解一些物理知识的人。如果连人文学科都没有修读过，怎么能够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钱学森之问，但是钱学森自己在成才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仔细看一下他的传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真的要学习钱学森，今天的大学院系应该全部取消。
　　不妨问问自己，作为当代人，你的困惑是什么？说到底，仍然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些问题不能达成共识，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在台湾，我发现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梦想，而大陆很多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的一生就是准备考好大学，至于为什么要考这些学校，却没有想过。
　　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从基础做起。我们的学生一定要有文理的基本修养。文科是左腿，理科是右腿，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人类文明来龙去脉，未来的走向及自我定位，这就是文盲；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数理知识，及理性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考社会问题，这就是理盲。

附：（同版）大学博雅教育：替中小学补课

　　本报记者 姜澎

　　文汇报：既然教育是有共性的，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不能学其他发达国家的教育呢？
　　钱致榕：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学别的国家，那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不一样。最简单的问题是，中国的学生在走出校门以前，他们打过工吗？在家里干很多家务吗？他们当过志愿者吗？我们的学生不同，决定了我们的教育不能向美国学。现在我们很多大学推博雅教育，推“全人”教育，这都是在补学生在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本来该上的课。现在中国的很多孩子都是抱大的一代，不单单大陆是这样，台湾也是如此。

　　文汇报：现在很多学校也在提出要回归教育本源，要推行全人的教育，但是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钱致榕：其实有些是制度导向造成的问题。现在的大学整天都忙于应付排名、应付各种评比，搞各种活动，教育真的很热闹，但是这种热闹并没有用。我认为，教育部应该做的是不要再允许排名了。说实话，如果教育部没有评估，没有排名，没有各种考核，我认为很多大学的校长会觉得没有事情做了。
　　大学的研究工作，也是为了培养人才，而不是单纯地为了研究，更不是为了排名。现在的问题是高校本末倒置太久了。
　　而且说实话，很多时候，拿经费越多的高校，价值观也越扭曲，因为他们是这种扭曲的价值导向的受益者和助推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体系，让他们改变这整个体系，其实是很困难的。我和很多大学里的老先生交流过，现在的教育现状让人很沮丧。即便是专业教育，也不是填鸭式的教育，而是要从头教起，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学生一辈子只有一次读大学的机会，我们要给学生正确的教育，我想我们大学都要反思，是不是给了学生正确的教育。

　　文汇报：如果学生是从小就没有给予正确的教育，那么到了大学时，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基本上成形了，那还有改变的希望吗？
　　钱致榕：好学生一定是培养出来的，而不是挑选出来的。现在大陆的很多985大学、211大学到了招生的时候，都有最好的生源，他们能够教出好学生来一点也不稀奇。我曾经和北京大学交流过，我认为如果北京大学在别的50多所部属院校都挑选完了学生以后再来挑选学生，然后说我能够把他们培养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大学。现在大陆的大学投入不少，如果每个学校能够对5%的学生进行博雅教育，使他们具有宏观的视野，文理汇通，再具有一些专业的能力，那么慢慢来，中国人才的现状一定会有变化的。

　　文汇报：但是在现实的考评制度下，老师就是分科教育一路学上来的，而且他们也在各个专业服务，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承担起博雅教育的功能呢？
　　钱致榕：其实很多老先生对教育的现状都不满意，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挥那些老先生们的优势呢？说实话，如果要求高校里的年轻人为大学生做博雅教育，一是他们还不具备这样的视野，二是年轻人也赔不起，因为现实是对年轻人仍然有很多考评，不管是论文还是科研。我在台湾尝试做博雅教育的时候，从普林斯顿请来教授，从耶鲁请来老教授，教历史的则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这些老先生年龄都已经够大了，本身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而且他们自己受外界的约束也会比较小，只有这样的人现在才能参与博雅教育。既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专业都推翻重来，那么总是可以在小范围内作一些改变吧。

　　文汇报：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在原有的价值体系下成长起来，能够脱离功利，跟随你们一起坚持追随教育的本源吗？
　　钱致榕：说实话，我在台湾刚刚开始推行博雅教育的时候，也非常艰难，台湾比大陆更功利，更浮躁。当时学生4年只有20个学分让我们来设计课程，我们必须和120个细分的专业学分“抗衡”，刚开始的时候，那些院长们也不愿意为我们的课让出时间。我们每年就让学生自由报名，每年收20名学生。这些学生每上2小时课，回家就得有论文，全部都是问题式样的论文。刚开始，学生很多论文都是网上抄的，我们每天都要一篇篇地对，然后发回重写。后来只好干脆规定论文必须手写。即便抄也得抄一遍，而不能像在电脑上那样剪切粘贴。我们教了两个课程，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如何面对未来？上了一年后，学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专业课上的提问也越来越好了，哪怕每年只有20个人，假以时日，教育一定会有变化。

  推荐人：lry     2013-05-25       执行编辑：lry     2013-05-25       责任编辑：lxl  2013-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