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接受采访

　　2018年5月30日，中国工程院宣布，8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得到工程院九个学部的一致推荐，荣获第12届光华工程科技奖的成就奖。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又担任十年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依旧坚守着他自己的冶金专业。

　　对于科技创新，徐匡迪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日前，在沪上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基础研究必须要重视，一是上海今后要多发展民营企业。

　　知识分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匡迪出生在父母逃难的路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情怀。”徐匡迪说，而他的祖父死于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这使得他怀有更深的报国情怀，并且自始至终都在坚持。

　　改革开放之初，徐匡迪作为第三批公派留学人员，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在英伦访学期间，他没看过一次戏，“后期为了赶实验，就在实验室搭一个临时铺，方便晚上做实验，只有周末实验楼要清人关门，才回到住宿的地方。”他说，尽管当时国外条件比国内好很多，但去英国的这批留学生全都准时回国。即便后来受邀到瑞典一家公司担任副总工程师，他也拒绝了对方的挽留，回到了祖国。

　　徐匡迪说：“如果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我觉得这是鼠目寸光。等到将来老了，再回过头看看，中间最辉煌的年代没有在中国，这是最大的遗憾。等于在一场戏最精彩的时候，你却到外面去吃蛋糕、喝咖啡而错过了！”

　　大国之争，基础研究不能放弃

　　在国外开阔了视野，又经历国内多种不同岗位的历练，徐匡迪坚信，中国要真正走向强大，必须坚持做好基础研究，“真正好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化缘化不来的。”

　　徐匡迪在英国和瑞典工作时，发明了喷射冶金法，使过去需要在炉内精炼半小时的钢水，只需不到三分钟就可完成——这里面有表面科学、流体力学流态化等基础研究，其实是工程与基础相结合的问题。后来这项技术被用在了生产北海油田的输气输油管、西伯利亚的低温油气管上。

　　“这说明，钢铁工业看上去‘傻大粗’，实际上也有很多微观的东西需要研究，基础研究很重要！”徐匡迪认为，最先进的技术只可能从自身厚实的基础研究土壤中生长出来，“这个过程很长，我建议大家要沉下心来。”他希望新闻媒体不要使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科技发展。因为工程上理解的“井喷”，是石油钻探中的事故，是灾难性的。况且，中国的科技还仅仅是冒了一些头，有了一些突破和可喜的成果，总体上我们还正处于从跟跑、引进、购买，向自主研发转变的阶段，切不可盲目沾沾自喜。

　　他还提到，在传统的工业科技领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相对优势的地位，比如大型桥梁隧道等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冶金工程、采矿工程等基础性工程，在世界上属于第一阵营。然而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空天技术、生命科学等新兴领域，中国还需要有所突破，而这种突破则要靠基础研究来支撑。

　　由此，他认为国家的科研评价体系应该发挥导向作用，“不能总看着产值、利润，真正重大的创新有时没有产出，甚至是赔钱的。怎样让单位愿意投入、领导愿意关注？”他觉得，加强基础研究的问题存在于每个行业中。

　　要想办法让国内年轻创业者有用武之地

　　上世纪90年代，徐匡迪曾在上海担任过多年市领导，经历过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他至今还记得国棉一厂搬迁去新疆石河子时，全厂职工包括已经退休的纺织女工都来到车间，一边擦眼泪，一边拆机器的场景。

　　“我们的社会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了，纺织业也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妥善安置几十万下岗工人，却需要管理者的智慧。”他说，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经离不开科技创新，如何在当下的上海营造好创新环境，同样考验现在管理者的智慧。

　　上海的知识结构层次比较高，而且国际化的生活环境对归国人才很有吸引力，外国科技创新企业也比较愿意落户上海。徐匡迪说，他唯一可以建议上海的，是希望对民营科创企业更多一些关注与信任。

　　徐匡迪认为，上海在继续与世界五百强企业保持合作的同时，还要想办法让国内年轻创业者有用武之地。“中国工程院每次选举新院士，为什么没有民营企业的人？为什么总是在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校打转转？因为我们评判标准就是得过多少国家奖、有多少 SCI论文！”他觉得上海可以在更多方面率先尝试，要不拘一格用人才、不拘一格留人才。

　　科学家应广泛合作关注社会问题

　　谈到科学家，徐匡迪有两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句是“科研本就是小众的，科学家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科学家成为公众人物是一种悲哀。”另一句则是“科学家不应埋头于自己的小领域，而应该多与别的科学家、别的行业专家多交流，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

　　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十年间，徐匡迪将大量精力用在了院士咨询工作上。“现在回顾，我主要做了四大课题：《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以及发展我国人工智能的院士建议。”每一项咨询建议都为中央决策起到了重要影响。

　　比如关于中国城镇化进展，徐匡迪带领几十位院士、近百位科技工作者开展研究，最后给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战略步骤等建议。“我们研究后发现，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是人从农业劳动者变成工业和商业劳动者，所以城镇化的政策应该因地制宜，不能简单地以指标来下达。”他说，同时他们也提出不要盲目建设大都市，更不能所有中心城市都追求建成国际化大城市。现在，全世界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带或城市群。

　　这些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真知灼见，后来也体现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中。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正以先进的理念，研究雄安新区规划工作。

　　他不断强调，科学家要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却也不能只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应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着眼国家大局，真正用自己的学识为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贡献才智。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8年5月3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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