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

　　有几亩田曾是我的生活目标
　　祖国像母亲，为我们实现人生价值提供平台，指明方向。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王文娟的今天。
　　我出生在1926年，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六口之家负担重，我十岁时成为家里主要劳动力。我家没有地，租了几亩田来种，维持一家生计。每年收获的谷子必须分出一半交租。我问妈妈，“我们可以不把辛苦种的谷子分出去吗？”妈妈叹了一口气，“有自己的田就好了。”从十岁起，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家有田地，不用再交租，能把一家血汗换来的谷子留住。
　　我的表姐竺素娥在上海唱越剧。听说演戏可以挣钱，1938年十二岁的我背井离乡，投奔表姐开始学戏。我并非科班出身，跟着姐姐在剧团成长，老师就是我的姐姐。姐姐为我争取一个月五元钱薪水，对我来说，这是很大一笔数目。我争取每年存五十元，到1948年终于积攒一笔钱，为家里买了六亩田。想着今后不用再演戏，可以靠田生活，我心里终于踏实了。
　　旧社会，演戏被人看不起，演员被叫做“戏子”，生活朝不保夕：有观众想看你的戏，老板抢你；观众少了，演员就失业了。我在大上海没有房子，一直考虑怎么从舞台上退下来。正在我思考隐退当口，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清晰记得，那天清晨，一出门看见解放军露宿街头，他们连老百姓送的水都不喝，我非常吃惊和震动。
　　7月市里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做演员不是挣钱的戏子，而是国家的主人，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上午，我们去马路上宣传党的政策，在延安路近上海大世界的路口普及《婚姻法》，一路敲锣打鼓到南京路，晚上演出《白毛女》《兄妹上街》《巾帼英雄》，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疲惫。
　　1950年，我所在的玉兰剧团配合抗美援朝排演《信陵公子》，表现邻国之间“唇齿相依，存亡攸关”，我扮演如姬，连演138天，20多万观众观演。玉兰剧团加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后，我们下工厂、下部队、下基层，把越剧艺术带给更多人。从舟山到福建，到处有我们慰问的身影。

　　炮火中为最可爱的人演戏

　　1953年4月，我们跨过鸭绿江去朝鲜慰问志愿军。黄昏时出发，大乐队演奏雄赳赳、气昂昂的音乐壮行。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不陌生，只是我从送行的人变成被送的人。我们带去《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道具与大城市演出配置一模一样，装满四部大卡车、两辆吉普车。布景放在车中间，两边坐人。司机叮嘱，一路有很多志愿军运输车，一辆车停下，整条线路会被轰炸机重创。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人都不能跳车，以免延误时间。

　　我拉起车篷一角偷偷往外望，祖国的路宽、有护栏，过鸭绿江的桥比外白渡桥窄，朝鲜的路狭长，没有护栏，没有一个人，放眼望去，只剩巨大的炸弹坑。车子关掉车灯，在羊肠小道飞驰。我的耳边传来车轮声与偶尔喇叭声。不知几时，“呜呜”声和砰砰枪声响起，是不是敌机来了？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死亡那么近。
　　车开了一夜，天朦朦亮，剧团到达志愿军驻扎的山洞。半山腰白云缭绕，犹如仙境。穿着白衣白裤的朝鲜老伯伯，趁着黎明的光在田间劳作。白天炮火猛烈，他们躲着，不能出来。志愿军住的山洞以前是矿洞，有五层楼那么深。我们住在第三层，床铺由石头叠起，壁上终日滴着水。
　　演出被安排在洞最下面的第五层，是战士们平时开大会的地方。泥块堆起的凸起，变为舞台。第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全场悄无声息。我担心战士们听不懂南方方言唱词，没想到大家看得异常投入，演到梁山伯临终，一位战士大喊，“梁山伯，你不要死，跟着祝英台一块跑！”
　　演出一场接一场，战士们的鼓励伴随纸、子弹壳、小刀、苹果、旗帜等小礼物传递到我手上。有一次，戏演到一半，断电了，台上台下一片漆黑。不知哪位机灵的战士打开手电筒带头往台上照来。靠着一缕缕手电光，演出继续。条件艰苦，我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演员插在鬓边的绸花用破了，没有地方补充，化妆师摘真花给我们戴。
　　因为要保持嗓子状态，有段时间演员不睡在山洞里，改在洞口边上。有天剧组装运道具，眼看敌机俯冲到眼前，没有扔炸弹。战士们提醒，“白天飞机大概去了其他地方轰炸，把炸弹用完了，晚上准得再来，今晚剧组一定要睡在山洞里。”第二天一早，我们走出山洞发现，旁边山头被炸平了。
　　我们在朝鲜演出八个月，从春天到冬天，剧组一直往前线走，路上被飞机、大炮封锁。天黑了，车快得像飞起来。除了志愿军，我们也为朝鲜人民军演出，四辆卡车组成一个舞台。剧组用一半朝鲜话、一半手语与当地老百姓和战士们交流。

　　不断在舞台上为观众塑造新角色

　　在前线的经历，让我懂得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有价值，激励我不断努力，去创造新的作品。我和玉兰大姐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二等功。回国后，部队安排剧组到辽宁住宾馆。睡着席梦思，坐着沙发，我真难适应，没有经历过战争，真不知道和平年代如此幸福。
　　我们不愿意离开部队，部队很温暖。不过周总理说，他收到很多观众来信，“怎么把徐玉兰和王文娟一直留在部队文工团呢？”我们回到上海，回到上海越剧院前身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编排《春香传》《追鱼》《红楼梦》等一系列新戏。
　　1983年，在文艺团体要“打破大锅饭”号召下，我与徐玉兰大姐商量后，一起向院里提出率先改革的想法，成立“红楼剧团”，自负盈亏。“红楼剧团”促使编、导、演、音、美充分发挥积极性，在竞赛中前进。艺术见解、艺术趣味、表演风格接近的人组合在一起，各个团就能形成特色，越剧艺术更加多姿多彩。
　　现在的戏曲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更要求演员和编剧、导演增强责任感，排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戏。好戏是一点点改、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与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感，通过创作寻找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多演出，就要拿出更多更好的剧目，不断在舞台上为观众塑造新角色，这对演员是真正的考试。我演的角色，大都是感情比较深的，比如林黛玉，情感非常真挚，孟丽君很独立，很真诚。我曾连演两个月的《孟丽君》，有时日夜连场，也不觉得累。

　　对做人做戏，我还是那句座右铭：台上演戏，不怕复杂，要精益求精；台下做人只求简单，要甘于奉献。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2月8日第1版）

荐稿人：ffy 2019-02-08  执行编辑：ffy 2019-02-08  责任编辑：xwf 2019-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