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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10-05-02 【编辑录入:wangdl】 文章出处:新民晚报2010年5月1日 第B07版

追随时代需求,科研亦无界限
作者:徐元森  阅读次数:9240

 徐元森

◆ 徐元森

  作者简历

  徐元森 中国工程院院士,冶金及微电子专家。1926年5月出生,浙江江山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室主任。曾兼任上海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电子学会理事等职。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1950年毕业至今近60年的科研生涯中,我曾有过两次研究大转向——分别是1965年从金属冶炼转入微电子领域和1995年转入生物领域。有人说这是跨界、跨学科,我却认为是殊途同归,科研的本质没变,且都是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去。

  工业环保艰难行

  在困境中奋进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建设包钢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要保护大草原的生态环境的问题,要保证大草原依然能够“风吹草低见牛羊”,黄河上鲤鱼依旧跳龙门!

  1950年,我从浙大化工系毕业,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那个时候国家百废待兴,新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各样的科技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为我们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和大显身手的机会。

  上世纪火热的50年代,钢铁建设成为重点,国家要求利用包头和攀枝花铁矿各自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新的研究课题接踵而至,在包钢建立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让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包头矿中含有萤石和稀土矿物,萤石会不会在高温下挥发甚至腐蚀炉体?高炉煤气中如果含有氟化物,会不会污染大草原,使牛羊中毒?含氟的废水排入黄河后,会不会再也看不到鲤鱼跳龙门了?如何避免环境污染问题,中苏冶金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要求中国科学院进行解答。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研究所,高炉冶炼研究的会战立即打响。

  时间非常紧迫,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仍然没有找到切入口,大家一筹莫展。深思熟虑后,我建议先造一座微型实验高炉,容积一立方米。在不同炉体平面安装取样设备,以此来研究萤石反应产生的氟。此外,高炉煤气的除尘、清洗和废水处理等设备也一应俱全,以测定氟在煤气和水中的含量,同时研究处理办法。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方支持。不久,当时最小,但很现代化的一流实验高炉就建成了。高炉顺利运行后,如何在炉内高温下取样和即时测定氟化物形态,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我当即又设计了一套即时快速过滤取样的方法,先后获得了上万个数据。综合各种冶炼参数,我们证实了萤石在高炉反应时的化学特性。经过炉外处理环节后,高炉煤气及废水的氟含量均低于排放要求。而且在炉料中增加石灰石的比例,既能提高生铁质量,又能吸收氟化氢,一举两得。这样,炉体结构的腐蚀问题也得到了完美解决。这些都成为冶炼包头矿的合理对策,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早就成为包钢建设和生产的重要科学依据之一了。

  50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包头的大草原上仍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也没有被高炉废水中的氟所污染。当初的许多疑问从此销声匿迹,再没人提起过。后来的冶金界评论认为,这是一项“出类拔萃的科研成果”。我想,之所以这样论断,他们的着眼点并不全是针对其科学技术中的创新,更主要的是对环境保护理念的一种赞赏。

  在黑暗中探索

  微电领域创新篇

  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片空白,到现在成为一个时代的信息载体,我国集成电路的发展可以用“飞跃”来形容。

  如今已是信息时代,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时代的基础是计算机通信,而计算机通信的基础就是集成电路。其实现在人人身上都有集成电路,比如身份证、交通卡还有手机等等,这些都是集成电路发展的结晶。

  上世纪60代初,U2间谍飞机被我们打下来,打开一看,控制飞机的单元都是集成电路,大家当场就傻眼了。说明国外的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很厉害了,我国基本还是空白。1965年,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并不晓得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只是觉得肯定大有用处。至于会发展到现在的水平,的确没想到。当时,我跟所里的党委书记说:“国家要几亿吨的钢铁,这是工程师和工人的工作,不是科学研究者的事情。科学人要带头搞技术,要开路。”我的建议上报后,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并得到上海市委领导和全市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同。

  那年的8月,正是上海最闷热的时候。我带了15个人,冒着酷暑,专门在华东计算所做集成电路研究。那时国内的硅晶体管正处在初创阶段,几乎是一穷二白,所有的设备都得靠自己研究,自己制造。有限的资料只有国外发表的一些文章,西方又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更不用说出国学习。本来就极度匮乏条件的研制工作就更雪上加霜了,我们没被困难吓倒,充满干劲地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在黑暗中探索了不到一年,我们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初步摸清了设计和制造原理,做出了样品。后来,我国第一台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就诞生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现在每秒运算千万亿次的“天河”计算机和北京计算所研制出的“曙光”计算机,同样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生产集成电路条件要求很高,首先房子要净化,不能有灰尘。大气中平均每立方英尺200万克以上的灰尘,必须过滤到每立方英尺只有1000克。其次,要不断投入研究经费更新设备。集成电路发展的速度很快,单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就要翻一番。现在的集成电路芯片甚至可以有上亿个晶体管。高速的更新换代要求技术和投入都要跟上。当年比利时想打开中国市场,要装电话,装电话时用到的电话交换机就是集成电路,所以就向我们转让了一部分技术。但他们要搞垄断,正如现在手机和笔记本芯片的垄断一样,都是集成电路的垄断。遗憾的是,当时由于科研经费不充足,所以我国这方面技术发展比国外要落后。后来,国家投入了更大的人力和物力,许多新厂和新所也创办起来。集成电路的集成规模由中小规模逐渐变成了大规模(LSI)乃至超大规模(VLSI)。我们自主创新的研究和生产,打破了垄断。近些年持续引进外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微电子科研和生产的重要地区了。

  我们当年研究微电子的目的是军用,想不到集成电路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整个信息时代的载体,更没想到民用以后这么普及化。后来我提出身份证和一卡通的构想,这些也都一一实现。一张身份证上最少有3万个晶体管,现在做身份证电路研究的正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们常用到的一卡通,和身份证是一回事,只是用途不同。轨道交通电路研究的负责人也是我的学生,刷卡系统就是上海自己研究出来的。当年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和学生,后来都成为微电子产业的工程师或者总经理,现在他们也都退休了。一代代人才的更新与交替,科研事业就是这样继承和发展的。

  回首这段科研历程,如果没有当初的科研创新和人才辈出,就不会有今日上海微电子的繁荣景象。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名言,在微电子领域内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验证。

    在光明中开拓

    生物科技促和谐

    有一次,坐我对面的同事刚进门,我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就问他是不是有胃病,他很惊讶,说有。因为我分辨出那是幽门螺旋杆菌的独特气味,捕捉到了它的信息,所以作出推断。

  现在是信息时代,接下来可能进入生物时代。1995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转到了生物领域。当时很多人觉得诧异,因为微电子和生物科学看起来毫无关联。其实,这两个领域有着相通之处,都是要弄清楚各自研究对象的信息,以及信息的载体。所谓“龙生龙,凤生凤”。孩子的基因都是遗传自父母,而DNA就是人的遗传信息载体。正如现在看病都是以计算机为载体来记录健康信息,就是这个道理。医疗技术飞速发展,有些癌症,比如肝癌可以提前发现病变信息并尽早治疗。但肺癌、肾脏癌等很多癌症,现在还不能在早期就发现病变信息,以至于无法及早医治,挽救患者生命。现在我所关注的,正是如何找出这些病症的标志物信息。

  我虽然上了岁数,没有那么多精力扑在科研一线,但可以关注和发现新的问题。我每天要阅读多份报纸、杂志,关心时代进步,关注国家需要。比如,奥运会和世博会都要防恐,而恐怖分子搞破坏主要有两样危险物,一是炸药,二是生物毒品。利用反恐犬可以找出它们,正是由于它们都带有独特的信号。毕竟反恐犬数量有限,而且也需要休息。我想,应该可以用专业设备捕捉到危险物的信息。探测危险物或是否吸食毒品都要靠捕捉信息来判断,酒精探测仪检测酒后驾驶正是这个工作原理。有了这些专业器材,一定会造福百姓,造福社会。

  当初转到这个领域,是很自然的。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必再为生计发愁,就希望可以更长寿。我今年85岁,不少人问我,有什么好的养生习惯,比如喜欢散步之类。说实话,我还真有个长寿秘诀,那就是要“健忘”。我跟信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但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爱记录信息的人。“文革”时我被扣上很多帽子,受到冲击,不过,生活中的烦心琐事发生了,过去了,就要忘记。人生在世不容易,要有乐观的心态。老想不开,免疫力会低下,抵抗力差了,疾病自然找上门来。所以,要想健康和长寿,心态最重要。

  作为科学工作者,应该研究国家的重大难题,要做“开天辟地”的探索开拓。近60年的科研生涯,我没有遗憾。

  |||||

  本文作者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钢铁冶炼研究,系统地研究了含钛高炉型熔渣的物理化学性质,论证了钛渣的性质与高炉冶炼的关系,采用吹炼风口喷吹技术,解决了高炉冶炼钛磁铁矿的难题,为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建立提供了科学基础。60年代初领导进行B、Ga、In、P、As、Sb等超纯元素及GaAs半导体单晶的生长,均获得成功并推广到工厂生产。1965年后开始从事高速集成电路研究,开发成功我国第一批DTL、TTL、ECL等系列集成电路,为70年代我国大型计算机发展提供了主要器件。在80年代继续开发成功多系列集成电路,包括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20门、600门超高速砷化镓门阵列电路。30多年来,他领导团队研究开发成功7个系统集成电路百余种。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10余种著作并获得多项专利。198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5年因高速超高速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2005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


 荐稿人:wdl  2010-05-02      执行编辑:wdl  2010-05-02       责任编辑:lry  201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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