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育人模式”的特色之一，在于医学生毕业了，学习之路仍没有终止，更确切地说是终身学习。
      毕业后，在协和医院实行的是临床住院医师制度，每年聘一次。三四年后有机会当上总住院医师。因名额有限，需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聘上。当时的协和医院崇尚先进的西方医院管理理念，包括“完善的招聘制”和“讲求效率的制度化管理”。毕业后在继续完成了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后，王季午被聘为内科住院总医师。这是个非常荣耀和锻炼人的职位。在他之前，已有十位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有医学大家张孝骞、钟惠澜、刘士豪、邓家栋、谢少文。
      著名心脏病专家黄宛回忆起在协和的几年经历，深刻的磨难及喜获知识的乐趣兼而有之，“令我四十余年来未能丝毫忘怀”。1986年夏天，和黄宛同一班的1943届协和毕业生再聚。这些老协和人坐在一起，回忆自己的协和生涯，用的题目是“无限依恋忆协和”。在畅叙旧事时，他们提到许多协和的特色，比如上基础课时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小测验，临床见习导师制，以及协和传统的教学巡诊和病理讨论会。此外，一个少不了的主题是“激烈的竞争、无情的淘汰”。当时，协和为调剂学生生活，促进同学间的交际，每周六晚请几位教授夫人教跳交际舞。宋鸿钊说:“同学们因功课紧，去的不多，教授夫人便亲自到宿舍邀请。我和几位南方来的同学，因怕功课跟不上，不愿参加，为避免宿舍灯光外露，教授夫人们来叩门邀请，就把桌灯放在储藏间内，把自己关在里面念书。”
      “过去如此，今后也应如此。”对于如何培养医学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英恺最看好的是老协和的育才之道。晚年时，他曾几次将协和医院领导请到家中，探讨老协和的淘汰制、二十四小时住院医制、总住院医制。他说过去协和培养十个人，准能出两三个名医、名教授，中国需要“五星级”的名医，需要像协和那样的高质量人才的土壤。
吴英恺读的是沈阳的医学院，毕业后到协和，先实习，后当住院医生。他这样描写一个外省青年眼中的协和:“这里绿瓦顶白栏杆，找人打灯号，见面说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初来乍到，每次查房前他都要一个人在厕所里对着镜子背诵病历，改正自己的英语发音。
在上世纪30年代前，中国没有统一的医学名词和医学教材。在办校后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协和教师队伍中，外国人占多数，不能用中文教学。除了这些原因外，协和当时认为，只有掌握好英语这一工具，才能学到最前沿的世界医学知识，进行国际交流。当时协和所用的教材、参考书，全是英文。图书馆中的绝大部分书籍和杂志，也是英文的。当时的协和课堂、实验室、病人病历、病房巡诊教学和学术讨论……全部用英文。即使是中国师生间的日常交谈，也用英文。
对于“完全用英文教学”，不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中国人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和交流，不应让学生轻视自己国家的文化。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曾指示协和要纠正“忽视中文”的倾向。后来学校也决定要中英并重，但直至学校被日寇关闭，这个想法也未能实现。不过，今日的医学生，也许能更深切地理解“英文”对于能否跟上世界医学进展有多重要。虽然不必连病历书写、师生交谈也用英文。一位协和医生，这样描述了林巧稚日后面对新一代医生查房时的情景:“最能让林大夫查房高兴的是陪伴她的高级医师必须有如下两个本领:第一，因为林大夫英语太好了，查房时会经常不自主地说出一些英语来，你必须能准确地、简要地帮助她老人家解释一下；第二，林大夫有时会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汉语词汇来表述自己的意思，而她又要求非常准确地找出这个词，你必须善于捕捉林大夫的思想脉络和表达方式。”
      惊人的淘汰率，优中选优，随之伴行的是学习紧张和无形的竞争压力，许多毕业生后来在回忆时都有描述，甚至有人用了“磨难”这个词。药理学教授金荫昌在回忆录里说这甚至是一种无谓的紧张:“在协和，对学生的任何要求都是严格的，曾传说有某生因为考试时答错了用药剂量而被留级一年。为了显示课程水平之高，这种操之过严的措施，据传在协和各科之间大有‘你追我赶’的劲头，因而造成学生学习中无谓的紧张。”
      吴阶平回忆说:“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从专业学习到言谈举止，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位教师手中有一份附有照片的学生名单，教师很快就熟识了每个同学。平时的实验报告、读书报告或病历记录，都要求记述准确，书写工整，交教师或上级医生批阅。
      考试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教师们要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留级生以及淘汰生名单。”而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
对于那些在“淘汰”中留下来的优秀生，协和的奖励倒也毫不吝惜，以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在医学生一二三年级结束时，每年评选出两名优秀生，免交下一年的学费一百元。每年毕业班中最优秀的学生，还能获一笔高达四百美元的文海奖学金。文海是早年协和医学堂的一位美籍教会医生Walter　A.Hawley，他捐出全部财产，作为对协和最优秀毕业生的奖励。1933届的邓家栋，就用这笔奖金还清了上协和的欠债。1929年，林巧稚也是那一届毕业生的“文海奖”获得者。在当时，这笔奖学金相当于一个助理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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