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事》 选载之二
  香港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孔宪铎教授，曾在东西方的多所大学中学习、工作过。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招聘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协和管理部门曾不得不提议，全校员工中的所有美国人，如果愿意听从美国国务院的劝告，应在条件还允许的时候，尽早考虑离开中国。但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选择这样做。
  协和建立之初，教学的老师大多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外国专家来担任，共招聘了151名员工，其中的28名中国人中有25人在国外受过教育。协和药理系曾试图招聘哈佛医学院药理系主任克来耶，后来因为哈佛医学生喜欢克来耶而抗议，使他未能离开哈佛来协和任教。
  1927届协和毕业生胡传揆回忆自己“在本科学习期间，直接教过我的就有五名欧美专家，分布在病理、寄生虫、药理、解剖和外科方面;这些人不仅对于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全校有着巨大的影响”。
  以协和的解剖系为例，加拿大人考德里早期在线粒体、高尔基体研究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1918年来协和任解剖学教授、第一任解剖系主任。他在协和第一个开展尸体解剖，他收集胚胎标木，奠定了中国胚胎学的基础。鉴于当时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考德里研究鸦片瘾对血细胞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损害，制定出有鸦片瘾的人血象变化的标准。他在任职期间培养的马文昭，从芝加哥大学两次进修后，仍回到协和工作。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戒烟时，由马文昭为他检查血象，以确定身体是否恢复正常。
  1919年，步达生应考德里的邀请来到协和，担任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两年后，接替考德里任解剖系主任。1926年，协和的解剖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随后由于在同一地点发现了第一块中国猿人头盖骨而得以证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协和解剖系共同组成了 “新生代研究室”，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协和医学院则提供研究实验室，步达生任荣誉主任。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成了全球人类学家关注的地方。
  生理学系的林可胜教授，是协和医学院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位出生在新加坡，早期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华人，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当上系主任的华人教授。他创立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质量之高，令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埃科斯(196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翘首以盼每期的出刊。
  192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年轻的施米特来协和，建立药理系和开设药理学课程。随后，年轻的陈克恢从美国回国，受聘于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任助教。来到协和之后，陈克恢得到施米特的支持，从数百种常用中药里，选出麻黄为研究对象。结果，几周内即从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1924年，陈克恢发表了关于麻黄碱药理作用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了世界著名的“麻黄素研究”。这个研究成果，成为研究中草药成功的典范，可与美国艾贝尔的肾上腺素研究、英国戴尔的拟交感胺类物质的研究齐名。
  从开办之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协和除了“招聘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之外，还有一种国际知名学者“最好的人才”的流动机制。老协和每年有一些来自哈佛、约翰斯?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学者，担任基础或临床各科的教课和研究，聘为客座教授。这些客座教授的到来，不仅加强了教学力量，同时也能带来各门学科的最新进展，传授最新技术，培养协和年轻的教师，开展新兴领域的科学研究，促进了协和更好地形成学术气氛和风格。
  那些来到协和的短期客座教授，一般会待一两年，这使得“当年协和的师资阵容，是当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国际上“最好的人才”的流动，不但在教学恒流之中注入新鲜元素，等他们回到西方，又能扩大协和的影响，把协和的办学目标和项目传播得更远。
  那时协和的客座教授，并非今日的走马观花，他们所过之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有的甚至奠定了中国一些学科的基础。比如，协和儿科的发展，来自于1924年到协和的客座教授豪特的贡献。豪特是美国儿科权威，他的《婴儿和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美国通用儿科教材，《育婴指南》则是美国母亲们的必备手册。在协和时，他每天参与教学、查房、免费诊疗特约病人。每个月他都在大礼堂做专题讲座。由于他的影响，使得原归在内科的儿科得以独立成科。
  除了来自外部的“知识杂交”，老协和还有内部发动的“知识充电”。优秀的年轻人在协和工作三到五年后，可去欧美进修一到二年。学校和洛氏驻华医社预先联系好国外学府，在己有的专业基础上，请名师指导，学习新知识和技术。这些人返校后多成为骨干，升为讲师或副教授。继续工作五年后，还有机会利用一年休假，再次出国深造。而这些出国充电的中国人才，也让世界知道了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
  1937年，1933届毕业生邓家栋被派往美国哈佛医学院。在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上，对一位患者的死因，大多数人认为是急性阑尾炎、导致穿孔及腹膜炎致死，邓家栋却认为死因是伤寒病肠穿孔。最后的病理解剖结果证明:邓家栋正确。
  1942年，吴英恺在圣路易的郭霍医院进修。有一次，医院来了个急性腹痛病人，吴英恺诊断是急性阑尾炎，报告院长要求手术。院长看了病人说:“我看他不是阑尾炎，但做手术我不反对。”吴英恺没有犹豫，立即开刀，发现病人的阑尾已濒临穿孔。医院的几百名病人，一下子都知道了这位来自中国协和的吴大夫。
  当时协和专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基本与西方相近，也保证了可以招到很“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让我们看看当时在协和的“洋教授”的生活状况。
  当时的北京生活费用是:20美分可在一月内包租一辆人力车；煤10美分一吨，在冬季，起居室用煤平均每月4吨，厨房用一吨，电费每月10美分左右。在1919年2月的北京，牛肉20美分一斤，嫩牛肉30美分一斤，鸡蛋20美分一斤，苹果6美分一斤。对于一对美国夫妇来讲，一年有5 000美元的薪水再加上可观的住房津贴，在北平的生活会很舒适，不比美国的中产阶级差。他们一年的工资，可抵当时中国一个中等商人的全部资产。生活上，完全无后顾之忧。
协和的成就，和这一切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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