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协和(医学院)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 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而在这里的及格线，不是60分，而是75分。在评定成绩时，平时老师的考察和评估也占不少比重。一门学科的考试，除了笔试，还要口试和实验测验。考题不只重知识记忆，更看重融会贯通和思维能力。比如协和的生理学教授张锡钧，生化系的窦维廉，生理学家冯德培，每次讲课前会发给学生一张纸，上面写着问题，进行小测验。有的问题可能是学生完全不熟悉的问题。1943年毕业的黄宛，在上细菌学课时，抽到了“病毒的物理化学性质”的问题。当时这门课还没开设，什么是病毒都不清楚，又怎么知道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呢?他去问导师，导师就告诉他，到图书馆去如何使用文献资料。结果，他看了近10年的一百多篇文章，写出了一篇综述。

    在病理解剖学这门课的成绩单上，除了考试成绩一栏外，还有一栏是分析能力的考核分:5，5-，4+，4，等。在考试时有这么一道题:"线绳系在手指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多数答:被绑住的手指发生淤血性坏死，结果他们都不及格。老师对这些学生说:只答对了三分之一，因为少答了两条。第一条可能是:当线绳松松地系在手指上，不压迫静脉也不压迫动脉，则没有任何后果；第二条可能是，如果线绳很紧地绑在手指上，既阻断了静脉，也阻断了动脉，则会发生手指的缺血性坏死。而大多数学生的回答，仅仅是第三条可能:压迫了静脉血管而不阻断动脉的情况。

    1942年毕业的须毓筹记得第一次实习诊断学时，钟惠澜教授自己当患者，让学生检查他的头、面部。须毓筹和另外两个同学轮流观察、检查，但谁也没说全“病情”。分明是从头发、前额、五官到下颓，都一一检查的，那么到底遗漏了什么呢?钟老师严肃地说:“我戴着眼镜，是提示我的眼睛有问题，但你们谁也没有注意，亦未问我为什么戴眼镜。”

    医本科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医学院的第五年），就进人了实习医师阶段，在各专业科室进行一年轮转。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直接负责10个病人的诊疗工作，对病人实行“24小时负责制”。这是8年学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真正开始“管理病人”。无论前一天收了多少新病人，实习医生都必须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历、拟诊讨论和三大常规。

    新来的实习生放下行李后，就立即换上工作服，开始熟悉自己的工作，并被分上一个信号灯的灯号。除了休假和请假外，实习生24小时都必须在医院。如果不在岗位上，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总机要求打亮他的灯号。实习生看到灯亮时，会立即回到岗位。如果半小肘内找不到人，总机报告给院长办公室，第二天就被通知到院长办公室说明理由。

    在老协和的八年制学习中，实行的是一种残酷的“淘汰制”。最明显的淘汰有两次。一次是投考协和的学生，先读完三年医预科，经过考试，结合医预科的各门功课成绩和老师评语，决定是否能够录取进协和本部，成为医学生；第二次是进人本部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绩差、身体差等被淘汰的常占入学时人数的四分之一。

    在协和，有一个名词用来形容协和人的紧张生活，这就是“协和脸”"。因为协和人学习紧张，压力大，久不见天日。吴英恺初到协和医院，就描述了这张“协和脸”——“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4时及晚上10时半)，质量很高，可惜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住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那时做住院医师，成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中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是家族中第三个进协和的人。在吴阶平之前，先后被父亲动员进协和的有大姐夫陈舜名，哥哥吴瑞萍。在吴阶平之后，他的两个弟弟，吴蔚然、吴安然也相继进入了协和。他以自己的经历，描述了从进协和医预科开始到最后成为住院总医师的“宝塔尖”制度：“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为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

    对于那些在"淘汰"中留下来的忧秀生，协和的奖励倒也毫不吝惜。在医学生一二三年级结束时，每年评选出两名优秀生，免交下一年的学费一百元。每年毕业班中最优秀的学生，还能获一笔高达四百美元的文海奖学金。文海是早年协和医学堂的一位美籍教会医生，他捐出全部财产，作为对协和最优秀毕业生的奖励。1933届的邓家栋，就用这笔奖金还清了上协和的欠债。1929年，林巧稚也是那一届毕业生的“文海奖”获得者。在当时，这笔奖学金相当于一个助埋住院医生一年的工资。

    老协和的“淘汰制”，对很多学生是一种无形压力，对那些能在压力下生存的学生来说，激发的则是竞争向上的气氛。在吴阶平上到五年级时，“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怡，提高较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国安，邀他同住一问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竞争不只表现在学生、青年医师中间，教授之间亦不例外。一些教授继续留任，另一些聘期满则离开了协和。抗战初期的妇产科主任惠特克，不把门诊和住院病人放在心上，只顾在实验室搞研究，还挖苦林巧稚:“你以为拉拉病人的手，给病人擦擦汗，就能当教授吗?”当他任职期满，协和没有再续签聘约，而遭惠特克讥讽的林巧稚在这一年被聘为 妇产科主任。

    在协和，学门负担很重，可学习条件也很 好，在生活细节上堪称爱护备至。

    宋鸿钊入学时是1937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毕业考上协和，正值抗日战争，南北交通中断。直到1938年，他才上了路，但也是绕道上海，坐船到天津塘沽，再去北京。船到塘沽，有人上船来告诉他，岸上有人接，是协和派来的，帮他办埋登岸手续。他被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报到后，注册主任安排宿舍工友组长接他到学生宿舍，房间里的物品一应俱全。老协和人回忆，上学时学生宿舍有一个相当大的休息室，有地毯、沙发和几张桥牌桌，有一部很好的留声机和一台很大的两波段收音机。“书架上有当日的报纸，很多英文小说和美国《生活》画报、《时代》杂志等。晚饭后，大家都愿到这里玩一会儿。另有一个健身房，有许多锻炼身体的器械。

    关于协和的宽进严出、培养人数少，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从1914年着手准备到1917年开始招收医预科学生，协和坚持“优中选优”，选出真正立志从医的学生。前后大约10年的艰辛努力，换来的第一届协和毕业生只有3人。这并没有让出资者洛克菲勒基金会感到回报无着，相反在压力面前，坚持的仍然是精品打造。

    从1924年第一班毕业到1943年，协和共毕业了318人，平均下来每年16人。此外她培养了高级护士约170名。然而这平均每年16人的精品产出，意义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协和”，具备了协和的“发散意义”。             :

    解放后，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大医院的负责人，都来自协和。仅举北京为例，几家著名医院的院长都是协和毕业生担任:阜外医院的吴英皑、儿童医院的褚福棠、皮肤性病研究所的胡传揆、妇产医院的林巧稚、积水潭医院的孟继懋等。解放后从协和抽调的骨干，组建了新的医疗机构，现在都成了骨干医疗单位。

    1935年至193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的曹钟梁教授，后来任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他曾如此评价协和的育人模式:“我离开协和八年后的抗战胜利前夕，曾到北美洲进修内科、传染病学两年…对比之下，我认识到:小而精的特殊条件下，八年前协和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与取得的教学效果，不仅不亚于霍普金斯医学院，而且在某些医学埋论、实践操作和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可能是高于霍普金斯的。”

荐稿人：wfl 2008-6-17   校对：116 200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