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 “两把菜刀闹革命”，是一位所谓“起自草莽”的英雄人物。组织上安排我做贺老总的保健医生，我就料想到有难度。果然，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他说：“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时候不可能死啊，想都没想过能活到现在，还保什么健哩！”

　　说起医生，贺老总佩服的似乎只有一个：董炳其。贺老总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这位了不起的医生。那是西南解放后不久，打完胡宗南，接着又是清剿“政治土匪”—国民党的残部。由于连续作战，贺老总的血压骤然升得老高，组织 上安排他到昆明休息，住在郊区一条小河边的一座别墅里。前后请来几个医生治疗，血压一点也不下降。医生们越着急，对他的限制越紧，几乎什么都不让动了。其实，他惦记着许多紧迫的任务，哪里静得下来。后来，从重庆请来了董炳其医生，看完病后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对话。

　　董炳其问：“贺老总，您有什么要求？”“我要求解放。”“怎么解放？”“前面到河边，后面到山脚，沿河上下各 200 公尺。”董炳其非常能体会病人的心理状态。他当下就懂了，想了想说：“好，我同意。”就这样，贺老总天天钓鱼、散步、骑马，没多久血压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事例中，其实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医学理论问题。一方面是，血压升高有多种原因，并不单是用药和限制体力活动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董炳其擅于分析患者生病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他理解病人当时的心理情况，深知适当的体力活动对治病不但无害，而且十分有利。

　　可惜我当时只以为那是他随便讲的一个故事，丝毫没想到那是他对我这个医生的要求，从而导致了其后工作走了一段弯路。

　　记得我第一次跟贺龙元帅出差到外地。那天晚上他和当地干部开会。秘书在会上，我和副官、服务员守候在旁边一间屋里。到了晚上十点多钟还没有一点散会的迹象。我考虑到他动身时正患感冒，应该多休息，就和副官、服务员商量要不要去提醒一下。他们说：“可不敢，要去您去。”我也犹豫了。可是等到快半夜了会议还没有散，我就硬着头皮推开门进去，低声对他说：“该休息了吧。” 他瞪了我一眼，继续讲话，见我站在那里不走，有点不高兴了，口气很硬地说： “你真的想管我？你—出去！”当着这么些人，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下不了台。但没法子，我只能十分难堪地退出。那天会开到后半夜才完。临睡觉时，他可能也觉得用那种态度对我说话有点过分，对我说：“嗯，你可能是个好医生吧。但可惜你还没学会给共产党人当医生啊！”

　　最初一段时期，在贺龙同志身边工作相当困难，挨过不少批评。

　　有一次，他发烧了，我给他服了药，过了半个钟头，他就要再测体温。我说至少要用几次药后才会看得出效果，他说：“那就说明你那种药根本没用！”第二天我想给他查查病情是否好些，他说：“哪来那么多事，拿支烟来抽抽看，觉得烟味正常了，就是病好了。”

　　他很赞成运动锻炼，从此每天坚持散步，刮风下雨也不中断，而且越走越多， 越走越起劲。我们并肩走着，谈笑风生。他的湘西话，和我老家川南的话非常相似。他讲的一些老故事我们都很爱听，也有些我过去从书上看到过，有些听我父亲讲过，所以也知道一些。散步，也成了我们相互沟通交流的机会。

　　但我们之间的问题总是没法解决。在他心目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只占从属地位。而我却只知道保健局交给我的任务是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医疗保健原则高于一切，工作只能在身体健康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我们两人的指导思想不同，而且都比较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总是说不到一起。

　　在贺龙同志面前，我总是想把一套自认为是科学的医疗卫生保健道理“灌输” 给他，滔滔不绝地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而他却是用各种方式说明人活着就应该为革命工作的道理。实质上，双方都在顽强地表明自己观点，希望对方接受。因此，我在他眼里总还是一个使人厌烦的人。

　　有年夏末在北戴河，有天下午我们在海滨散步时，他突然说：“我可不愿再受这种饮食管制了！我情愿打胰岛素！”我向他解释，像他那样的轻型糖尿病并不适合用胰岛素，控制饮食和减轻体重才是最佳办法。他挺强硬地说：“史书翰都同意我用胰岛素了。他是你的上级领导，难道你能不听他的？”保健局长史书翰曾在日本留学，当年是 120 师卫生部长，是贺龙元帅很信任的老部下。我说： “虽然他是保健局长，但技术问题上还应该是谁对听谁的。不信？我们回北京后请专家会诊，听人家怎么说。我保证不先表态。”回京后，我马上邀请了院内外几位著名的糖尿病专家、生化学专家、营养学专家会诊，讨论时请薛明同志参加旁听。我在那次会上，只负责报告病情，回答提问，没发表个人意见。但会上所有专家的意见都和我一样。会后，由薛明同志向他汇报了专家会诊的意见。

　　那次会诊对我和贺帅都很重要。我们确定了其后若干年的医疗保健方针，保证了他那些年的健康情况稳定好转。对我来说，也是从那以后才真正从医学知识技术上得到他的承认。他才开始知道我的意见都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也可以说，从那以后，贺龙元帅才开始认为，派给他的这个医生是“够格”的。

　　贺龙同志非常重视宣传医学保健知识。我刚到北京时，碰巧有一位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志，在《新体育》杂志社做编辑工作，常常找我帮他们写些讲体育锻炼和健康方面的文章。后来贺龙同志知道了，很赞成。他说：“很好嘛！你要好好写，多讲些科学知识，把我们的体育运动训练搞上去，我给你立功授奖！”

　　在外地视察时，不管是农村、工厂或部队，他要是发现有谁身体不好，马上喊：“曾大夫，你帮他看看病吧。”然后他自己带着众人往前走。等我急急忙忙问了问病情，给点药，再找他可就费劲了。有次在四川农村，他看见一个老乡脸色不好，要我给他查查有什么病。不一会儿大队人马上车跟他走了，给我留下了一辆车。我问了病情，查了身体，觉得可能是寄生虫感染，给了一点随身带的药， 又写了张纸条交当地干部，让他去县医院检查大便，给予针对的治疗。再上车追了一个多钟头，才追上了队伍。

　　可是老总在这种时候却显得特别高兴，觉得医生帮他做了群众工作。我猜想， 他心里很可能想的是当年部队的医务人员，背着红十字包，在行军途中和驻地， 随时给老乡看病的情景。有次在广州，他看见我在招待所我的卧室里为招待所的服务员看病，不禁投来赞许的目光，倚在门上瞧着。后来对我说：“你这样做， 就对头了。”

　　贺龙同志视察部队的情景是很感人的。我跟他去过的部队很多，由于没有记录，我也说不清是东北还是西南边疆，是沿海还是大西北，更说不清是哪个部队了。但是，老帅爱兵大概莫不如此。贺帅走进营房，对每个战士都像看到久别的儿子，总是主动过去同他们说话。一般他不大问战士的姓名，多半先问哪里人。战士们开始难免有点拘束，但是贺帅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几乎随便战士回答是哪里人后，他马上就谈得上那个地方有个什么人物、景点、风俗或其他什么事，使战士们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有时战士说不知道老家的那些事，他就笑着说：“你回家问问你爸爸。”战士笑了。和他的距离马上接近，谈话就自然了。

　　那些年，大家的生活都比较苦，他最关心的是战士们吃得怎么样。有个部队表演“粗粮细做”，用“人造肉”和“叶蛋白”做出了极好吃的花色糕点，请老总品尝。没想到贺龙同志尝了一点后说：“你们不要搞这些花架子好不好？只要战士们平常能吃到只有这一半那样好，我就要向你们道谢了！”

　　1965 年 9 月底，我跟随他去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活动。10月1日在广场举行大型集会时，纷纷扬扬下起了一场大雪。我担心他受凉感冒，想让他加点衣服，而他却联想到了边防战士的防寒装备。后来他在与军区领导同志谈话中提出：能否像装备登山队那样，不要光想到棉衣和皮衣，应该设法让边防战士像登山队员穿的那样，又暖又轻，活动又灵活。这样才可能多带武器、弹药， 减少伤亡，提高战斗力。

　　贺老总对群众很和蔼，而对干部则是相当严厉的，甚至可能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情上突然发大火、骂人。当然，这都是与工作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我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了十多年，近距离的接触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他也逐渐加深了对我的了解、信任。相互配合越加默契，使我完全发挥保健医生的作用。看到他的健康状况稳定好转我就会有一点成就感。

荐稿人：ffy 2021-05-19　执行编辑：lry  2021-05-19  责任编辑：lxl 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