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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21-05-19 【编辑录入:fengfy】 文章出处:校关工委办公室 |
我给贺龙元帅做保健医生 |
《同济故事》群星璀灿26 |
作者:曾昭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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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 “两把菜刀闹革命”,是一位所谓“起自草莽”的英雄人物。组织上安排我做贺老总的保健医生,我就料想到有难度。果然,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他说:“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时候不可能死啊,想都没想过能活到现在,还保什么健哩!” 说起医生,贺老总佩服的似乎只有一个:董炳其。贺老总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这位了不起的医生。那是西南解放后不久,打完胡宗南,接着又是清剿“政治土匪”—国民党的残部。由于连续作战,贺老总的血压骤然升得老高,组织 上安排他到昆明休息,住在郊区一条小河边的一座别墅里。前后请来几个医生治疗,血压一点也不下降。医生们越着急,对他的限制越紧,几乎什么都不让动了。其实,他惦记着许多紧迫的任务,哪里静得下来。后来,从重庆请来了董炳其医生,看完病后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对话。 董炳其问:“贺老总,您有什么要求?”“我要求解放。”“怎么解放?”“前面到河边,后面到山脚,沿河上下各 200 公尺。”董炳其非常能体会病人的心理状态。他当下就懂了,想了想说:“好,我同意。”就这样,贺老总天天钓鱼、散步、骑马,没多久血压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事例中,其实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医学理论问题。一方面是,血压升高有多种原因,并不单是用药和限制体力活动就能解决的;另一方面,董炳其擅于分析患者生病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他理解病人当时的心理情况,深知适当的体力活动对治病不但无害,而且十分有利。 可惜我当时只以为那是他随便讲的一个故事,丝毫没想到那是他对我这个医生的要求,从而导致了其后工作走了一段弯路。 记得我第一次跟贺龙元帅出差到外地。那天晚上他和当地干部开会。秘书在会上,我和副官、服务员守候在旁边一间屋里。到了晚上十点多钟还没有一点散会的迹象。我考虑到他动身时正患感冒,应该多休息,就和副官、服务员商量要不要去提醒一下。他们说:“可不敢,要去您去。”我也犹豫了。可是等到快半夜了会议还没有散,我就硬着头皮推开门进去,低声对他说:“该休息了吧。” 他瞪了我一眼,继续讲话,见我站在那里不走,有点不高兴了,口气很硬地说: “你真的想管我?你—出去!”当着这么些人,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下不了台。但没法子,我只能十分难堪地退出。那天会开到后半夜才完。临睡觉时,他可能也觉得用那种态度对我说话有点过分,对我说:“嗯,你可能是个好医生吧。但可惜你还没学会给共产党人当医生啊!” 最初一段时期,在贺龙同志身边工作相当困难,挨过不少批评。 有一次,他发烧了,我给他服了药,过了半个钟头,他就要再测体温。我说至少要用几次药后才会看得出效果,他说:“那就说明你那种药根本没用!”第二天我想给他查查病情是否好些,他说:“哪来那么多事,拿支烟来抽抽看,觉得烟味正常了,就是病好了。” 他很赞成运动锻炼,从此每天坚持散步,刮风下雨也不中断,而且越走越多, 越走越起劲。我们并肩走着,谈笑风生。他的湘西话,和我老家川南的话非常相似。他讲的一些老故事我们都很爱听,也有些我过去从书上看到过,有些听我父亲讲过,所以也知道一些。散步,也成了我们相互沟通交流的机会。 但我们之间的问题总是没法解决。在他心目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只占从属地位。而我却只知道保健局交给我的任务是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医疗保健原则高于一切,工作只能在身体健康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我们两人的指导思想不同,而且都比较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总是说不到一起。 在贺龙同志面前,我总是想把一套自认为是科学的医疗卫生保健道理“灌输” 给他,滔滔不绝地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而他却是用各种方式说明人活着就应该为革命工作的道理。实质上,双方都在顽强地表明自己观点,希望对方接受。因此,我在他眼里总还是一个使人厌烦的人。 有年夏末在北戴河,有天下午我们在海滨散步时,他突然说:“我可不愿再受这种饮食管制了!我情愿打胰岛素!”我向他解释,像他那样的轻型糖尿病并不适合用胰岛素,控制饮食和减轻体重才是最佳办法。他挺强硬地说:“史书翰都同意我用胰岛素了。他是你的上级领导,难道你能不听他的?”保健局长史书翰曾在日本留学,当年是 120 师卫生部长,是贺龙元帅很信任的老部下。我说: “虽然他是保健局长,但技术问题上还应该是谁对听谁的。不信?我们回北京后请专家会诊,听人家怎么说。我保证不先表态。”回京后,我马上邀请了院内外几位著名的糖尿病专家、生化学专家、营养学专家会诊,讨论时请薛明同志参加旁听。我在那次会上,只负责报告病情,回答提问,没发表个人意见。但会上所有专家的意见都和我一样。会后,由薛明同志向他汇报了专家会诊的意见。 那次会诊对我和贺帅都很重要。我们确定了其后若干年的医疗保健方针,保证了他那些年的健康情况稳定好转。对我来说,也是从那以后才真正从医学知识技术上得到他的承认。他才开始知道我的意见都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也可以说,从那以后,贺龙元帅才开始认为,派给他的这个医生是“够格”的。 贺龙同志非常重视宣传医学保健知识。我刚到北京时,碰巧有一位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志,在《新体育》杂志社做编辑工作,常常找我帮他们写些讲体育锻炼和健康方面的文章。后来贺龙同志知道了,很赞成。他说:“很好嘛!你要好好写,多讲些科学知识,把我们的体育运动训练搞上去,我给你立功授奖!” 在外地视察时,不管是农村、工厂或部队,他要是发现有谁身体不好,马上喊:“曾大夫,你帮他看看病吧。”然后他自己带着众人往前走。等我急急忙忙问了问病情,给点药,再找他可就费劲了。有次在四川农村,他看见一个老乡脸色不好,要我给他查查有什么病。不一会儿大队人马上车跟他走了,给我留下了一辆车。我问了病情,查了身体,觉得可能是寄生虫感染,给了一点随身带的药, 又写了张纸条交当地干部,让他去县医院检查大便,给予针对的治疗。再上车追了一个多钟头,才追上了队伍。 可是老总在这种时候却显得特别高兴,觉得医生帮他做了群众工作。我猜想, 他心里很可能想的是当年部队的医务人员,背着红十字包,在行军途中和驻地, 随时给老乡看病的情景。有次在广州,他看见我在招待所我的卧室里为招待所的服务员看病,不禁投来赞许的目光,倚在门上瞧着。后来对我说:“你这样做, 就对头了。” 贺龙同志视察部队的情景是很感人的。我跟他去过的部队很多,由于没有记录,我也说不清是东北还是西南边疆,是沿海还是大西北,更说不清是哪个部队了。但是,老帅爱兵大概莫不如此。贺帅走进营房,对每个战士都像看到久别的儿子,总是主动过去同他们说话。一般他不大问战士的姓名,多半先问哪里人。战士们开始难免有点拘束,但是贺帅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几乎随便战士回答是哪里人后,他马上就谈得上那个地方有个什么人物、景点、风俗或其他什么事,使战士们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有时战士说不知道老家的那些事,他就笑着说:“你回家问问你爸爸。”战士笑了。和他的距离马上接近,谈话就自然了。 那些年,大家的生活都比较苦,他最关心的是战士们吃得怎么样。有个部队表演“粗粮细做”,用“人造肉”和“叶蛋白”做出了极好吃的花色糕点,请老总品尝。没想到贺龙同志尝了一点后说:“你们不要搞这些花架子好不好?只要战士们平常能吃到只有这一半那样好,我就要向你们道谢了!” 1965 年 9 月底,我跟随他去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活动。10月1日在广场举行大型集会时,纷纷扬扬下起了一场大雪。我担心他受凉感冒,想让他加点衣服,而他却联想到了边防战士的防寒装备。后来他在与军区领导同志谈话中提出:能否像装备登山队那样,不要光想到棉衣和皮衣,应该设法让边防战士像登山队员穿的那样,又暖又轻,活动又灵活。这样才可能多带武器、弹药, 减少伤亡,提高战斗力。 贺老总对群众很和蔼,而对干部则是相当严厉的,甚至可能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情上突然发大火、骂人。当然,这都是与工作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我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了十多年,近距离的接触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他也逐渐加深了对我的了解、信任。相互配合越加默契,使我完全发挥保健医生的作用。看到他的健康状况稳定好转我就会有一点成就感。 荐稿人:ffy 2021-05-19 执行编辑:lry 2021-05-19 责任编辑:lxl 2021-0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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