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教学严谨的同时，当时北京钢铁学院教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工程实践。看到工人师傅们龙腾虎跃的优美身手，使实习的学生们羡慕不已。
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我读过的小学(西南联大附小、杭州天长小学)、中学(杭州市立中学、省立杭州高级中学)都是当时、当地最好的中、小学。学校弘扬的都是奋发、求实、俭朴的治学精神。
1954年杭高毕业后，单凭着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的理想，我跨进了有“钢铁摇篮”之称的北京钢铁学院。五年(1954-1959)大学生活，尽管经历了肃反、反右、大炼钢铁等政治运动，但整个教学过程还是完整和严谨的，特别是大学前三年，教学秩序十分正常。经过以后工作的检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去英国帝国工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和到瑞典工作并在皇家工学院兼任客座教授时，我深感自己在大学本科所学的基础，不仅不比这些世界名校差，特别是普通基础课(如数学、力学、热力学等)，由于做过很多习题和实验，因此基本知识的掌握比他们更扎实。
我至今难忘卢兴阶老师讲高等数学时，在180人的阶梯教室中，居然能从某个学生游离的目光中发现他未跟上教学进度，从而风趣委婉地重述要点，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仰。我亦清晰地记得，理论力学老师王显祖先生遒劲的板书和不用尺画的力的分解图(不但线条直，连角度都很准)，特别是他言简意赅的讲课风格，使学生不用赶着记笔记，而是在等着他的下一句话，课后再看课堂笔记，则是一篇精练的文章;物理化学是一门公认难学的课，特别是热力学部分，但高贻善老师把它讲活了，不但概念清晰严谨，例证推演详实，而且每节课讲完，留下5～10分钟进行小结，有时他还让一位同学先小结一下，其他同学做补充，最后由高老师点评。
当时的青年学生人人都以“将来当总工程师时需要”为由拼命地问和记，结果实习结束后，工厂保密科把大家的笔记本收起来进行保密检查，说是其中涉及军工用特殊钢生产的重大机密，不能带回学校。
当时，炼钢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很低，每当炼不锈钢时，烤红的1～2吨微碳铬铁要从冒着热焰的炉门扔进去，这可是一个考验操作工体力、技巧的“绝活”。由于当时铬铁是进口的，价格很贵(一锹就超过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所以一般情况下实习学生是没有资格去扔的。为此，实习返校后，我和同学们决心苦练基本功，我们先在宿舍外的空地上竖了一个木制的“炉门框”，并从基建处要来两小车石块，炉门框两边4米外，一边站一人，轮流开始了“扔锹练习”，有的同学还学着工人师傅的各种“花色动作”，引得旁观者叫好、嬉笑。
50多年后的今天，我当然不主张今天的大学生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学习现在已不需要的手工操作技艺，但我仍坚持让我的研究生必须每年抽一定时间到现场去实习，不仅要在电脑控制室按操作键，更要走到现场去感受生产过程，那里有许多在电脑屏幕、各种传感器上显示不出来的感觉。因为所有控制系统都是滞后响应的，即发现某参数偏离控制范围时，才会做出调整，多数自控模型至今还不能完全代替人在实践经验中形成的预警判断，更何况探头(传感器)也常有失误的时候
1984年5月，我在瑞典Scan-Lancer公司工作时，曾作为技术转让方的代表在英国BSC的Recomby厂，为北海油田生产抗硫化氢腐蚀的厚壁钢管，其硫含量应低于10ppm（≤0.001%)，需采用喷射冶金对成品钢水进行精炼处理。按合同规定，出钢温度应≥1650℃。在其中有一炉出钢时，我利用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温度只有1600℃左右，甚至更低，于是我果断向厂长提出要停止钢包喷吹处理，否则钢水可能冻在包中。英方炼钢分厂厂长察看了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后，用了一句英国式的幽默:“但愿这次是你的眼睛不准”，并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喷吹。我则坚持认为这一炉不应列入“试验－供货”计划。厂长决心开个玩笑，在炉前记录上写下“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并要我在下面签字，我毫不犹豫地签了。结果果然有近200吨钢水冻在包中，造成一次较大的生产事故。自此以后，每试验炉号出钢时，厂方总要我用“中国眼镜”看一看温度如何。
三位世界级 冶金大师让我开眼界
1981年至1985年我先后到英国和瑞典从事喷射冶金的基础研究和工艺开发，这期间，对我今后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有三位世界级冶金大师。
在此期间因工作之需，除瑞典外，我还经常出差，共到过英、德、荷、芬、挪、俄、匈等七国，共计30多家钢厂，并出席了多次国际冶金博览会、国际钢铁大会。我从各国钢铁界的著名学者、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研究工作中汲取了十分有益的营养。
首先是瑞典皇家工学院的埃克托普(Sven Ektorp)教授，他是一个充满各种创新思维的理想主义者，不但是喷射冶金、熔融还原的开拓者和创始人，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实验室里建立了薄带连铸的试验装置，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对传统钢铁冶金技术永不保守、不断创新的精神。同时，他对各国的文明发展总是充满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的古老文明怀有崇敬之心。埃克托普教授家住斯德哥尔摩郊外，他家的花园很大。在草地与花圃的一角，竟然耸立着一座8.3米的小高炉。每当有外国代表团来访时，他会请我和其他皇家工学院的教授、研究生帮他一起为高炉上料、鼓风、点火做好准备。待客人到达时则打开出铁口，放出炽热的铁水，铸出一块镌有他名字和日期的铁块，作为纪念品，并为此十分自豪。当我告诉埃克托普教授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曾在甘肃永登山区建了60座几乎一模一样的“袖珍高炉”并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一个多月时，70多岁的埃克托普教授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说:“那我是用了中国人古老的炼铁技术啦!”我们紧紧拥抱、遂成忘年之交。
第二位我十分敬重的教授是前日本东北大学冶金系主任不破佑先生(Fuwa)，先生出身于日本名门望族、外交世家，辛亥革命前其祖父曾帮助过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上世纪50年代初不破佑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旋即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冶金学巨匠奇普曼（J·Chipma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冶金物化研究，他与奇普曼教授共同完成的钢液中碳氧平衡曲线即[C][O]=0.0022 (1600℃)，是钢液精炼理论的经典之作，无论转炉炉内反应，真空处理中的沸腾脱碳、脱氧，都证明了这一研究的科学性、正确性。不破佑先生是位学识渊博、言谈儒雅的谦谦君子，我和他第一次相逢于德国杜赛尔多夫的国际钢铁大会。当时他误认为我来自美国，就连续问了我许多美籍华人教授的近况，当我说明自己来自中国大陆时，他忙着鞠躬道歉，并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工作经历，热诚邀请我去日本考察、讲学。但因我当时忙于瑞典的工作而未能成行。以后，在他来华和我的多次学术交流中总是强调要以冶金热力学为基础来观察、判断实际现象。不破佑先生治学严谨，以他的学术地位、科研经历来看，他发表的论文总量不算多，但每一篇的质量都很高。他曾以“先辈”(日语中对长者的尊称)的口吻批评日本钢铁冶金界现在有一批“Paper Professer”和“Conference Professer”，光写文章应付各种会议。1988年我访日时，不破佑先生早已从东北大学退休，转到新日铁公司任首席顾问、日本金属学会名誉会长。以他这样高的身分竟然亲自陪同我这个无名后辈参观了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我去仙台(东北大学)、名古屋(名古屋大学、新日铁名古屋制铁所)等地参观时，老先生还一直送我到列车上，这种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并决心以他为楷模，尽力扶持年轻的科学工作者。
第三位是欧特斯(Oeters)教授，80年代任柏林工业大学冶金系主任。我曾推荐过一位自己的硕士到他门下攻读博士，故我在欧洲工作时，常顺访他的实验室。欧特斯教授有着日耳曼民族特有的工作严谨、不苟言笑、诚实守信的特点，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实验设备的设计十分重视和对学生的试验结果和论文都一丝不苟地认真检查，因而保证了科研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我三次去柏林，他的接待日程几乎是一样的：参观实验室介绍新的实验设备-由他的博士生报告在此实验设备上所做的工作-工作午餐-然后请我给他所带研究生作报告，他自己则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而在我报告后，他却第一个提问题。这种建设实验室、指导研究生的方法，对我有很大的启迪，并在回国后加以学习运用。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两次邀请他访问上海，他亦要求类似的日程安排，我当然是“主随客便”。遗憾的是，当时国内博士生的英语水平不够，结结巴巴的讲述尚可事先背熟，等到他用德国口音浓重的英语提问时，研究生们就“抓瞎”了，还得靠别人帮助。欧特斯教授把学生、助手推上国际学术交流第一线经受锻炼的做法，已在我的学术梯队中蔚然成风，这对年轻一代的成长大有裨益。
严谨创新 不“撒网捞鱼”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回国后，直到上世纪末的15年，我在国外汲取的前沿知识和受到的严谨训练很快迸发出来，研究的重点也从特殊钢冶金工艺转向理论基础和某些创新性领域。
从1959年大学毕业，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所从事的是教学工作，从带学生试验、实习开始，一直到主讲专业课，指导毕业论文。其间，我还参加过国家组织的航空用不锈钢管、军用轴承钢质量提高以及薄壁氧气瓶钢的研制与生产，前两项还得了国防科工委的嘉奖。
回国后，当时我领导的上海工大的钢铁冶金研究团队有两个共识：一是决不做“撒网捞鱼”式的研究，而是事先经过周密的热力学、动力学、热平衡计算，争取通过实验室的条件试验后，一次进入工业规模试验。二是从学校和学科梯队的实际出发，找一些新的领域实现创新突破，而不是“全面出击”。于是，我先后选择了喷射冶金、熔融还原生产不锈钢母液、特殊物理场下的凝固和利用高温Raman谱仪及与相图计算方法相结合，来测定、推算高温熔渣中的结构和组元活度等。后两方面目前在国内领先并有较大国际影响。
进入新的世纪，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时，我倡导对氢冶金学进行前瞻性部署，并针对中国钢铁冶金长流程占绝对主体、焦碳产量达3亿多吨的现状，提出“焦炉煤气重整制氢”的建议，现已正式成为国家“863”专项，由上海大学承担的前期实验室工作取得圆满进展。现正进入小规模工业性试验阶段。
回顾我这一路，大学生生活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养成了我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崇尚实践的精神。这方面老师的言传身教亦是榜样和鞭策。朱觉教授当时是留美归国的名教授，但仍以60岁的高龄带我和同学们下厂实习，特别是他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孜孜以求的实干精神，使他成为我国电渣精炼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使他在学生和现场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老师们的言行也成了我终身学习的榜样，他们是点亮我学术之途的领路人。
|学|术|链|接|
徐匡迪院士是第一批国务院认定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长期从事电炉炼钢、喷射冶金、钢液二次精炼及熔融还原的研究。徐匡迪在瑞典工作时研究成功钢液真空循环脱气加喷粉(RH-IJ)生产高纯度石油管线钢的技术，被英钢联及新日铁等公司采用。并有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专著7部。
（文章来源：新民晚报2011年2月19日第B07版）
荐稿人：wdl 2011-02-20 执行编辑：wdl 2011-02-20 责任编辑：lry 201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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