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生活、学习、工作整整十年(1937-1～1946-11)，其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许多亲身经历的片段，尤历历在目，常常是我挥之不去的回忆。
      1936年底，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基础)结业后，即去德国慕尼黑(M恤曲en)大学医学院继续后期(临床)的学习。当时同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之间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只要再通过一门拉丁文初级考试，就可以注册入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学制由一年二个学潮改为一年三个学期 (Trimester)，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秋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毕业了。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Rigorosum，也就是写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 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一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放弃这种优待，即与过晋源同学(已故)一起决定，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试完14门，即病理、药理、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病理生理、内、外、妇、儿、神经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以及法医学。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例如病理考试，上午口试，接着考问人体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剖。我在一个月(1939年9月)里完成了所有14门考试，获得总成绩“Ⅰ”(最高分)，但精神却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随后，在同年11月就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两个暑假期间已完成，故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我是受我二姊的资助去德国留学的，因此，非常节省，每月房租花30马克，房东老太太和蔼可亲，关怀备至，天天来送早餐，并嘱我每晚将皮鞋放在门外，她给擦净。当然，房间设备十分简陋，没有浴室，没有取暖设备，冬天非常寒冷。当时我每月只用70马克左右，也就是除了30马克房租，吃饭、零用只有40马克。到了1938年底，由于浙江也受到日寇铁蹄的蹂躏，我的经济来源中断了。幸而我的博士导师，著名的病理学家博斯特(M.Borst)教授对我的工作很赞赏，在他的推荐下，我获得了洪堡奖学金(每月150马克，共两年)。这样，才使我完成了学业，并在1939年底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37年初至1939年秋的三年学习非常之艰苦，每天都要去医院见习，寒假、暑假也不例外，同时，还要在大学病理研究所兼做论文课题。我每日中午在学生专用食堂用餐，每餐60芬尼;晚上就在住处切几片面包，加上一点果酱裹腹了事。我从未出去旅行过，也没有去看过一次电影。三年的刻苦攻读我坚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竟有如此持久的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的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场很近，所以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一圈步，这样才使我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德国医学院的上课方式与我国迥然不同。上必修课的第一堂课时，由教授指定几本教科书，要学生自己去阅读。授课方法也非常灵活，可以说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有什么病人，就带着病人到教室示范并讲述这个疾病。以外科为例，如果今天有一个脓胸病人，就把这个病人带进教室。先讲病史，然后讲如何诊断，最后讲治疗；第二天如果有一个破伤风病人，就讲破伤风。所以看了病人，再去阅读这个疾病在书籍中的有关章节，印象极深，效果甚佳。
      我在国内时，对解剖学很有兴趣，学习得很扎实，因而促使我选择病理方面的博士论文课题，在病理方面的知识也就较深较厂，包括尸体解剖和切片看标本等。我之所以决定学习外科，也是由解剖、病理这条线引出来的。毕业后，选择了慕尼黑大学教学医院，拥有2000张病床的施瓦宾(Schwabing)医院外科工作，师从布龙纳(H.Bronner)教授。第一年(1940年)是没有薪金的，每日早晚搭车上下班。由于工作勤奋，又主动代替德国医生值夜班，或者在他们去休假时顶班，因而在工作一年后获得了布龙纳教授的青睐，并取得了住院医师的职位，同时，担任布龙纳教授的私人助手。记得我当时的月薪是300马克，布龙纳教授私人再补贴我100马克，医院还分给我一间住房，并且免费用餐。这样，我的经济情况大大好转。
      我的导师布龙纳教授很有名望，他曾是著名外科学家弗赖 (E.Frey)的弟子，而弗赖教授又是著名外科学家绍尔布鲁赫 (Sauerbruch)的高足。因此，我也就有幸成为Sauerbruch- Frey- Bronner的传人了。布龙纳教授工作非常勤奋，治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每日工作10个小时以上，我也跟他一样勤奋工作，恪尽职守。尽管非常辛苦，但是我在他的指导下管理病人、做手术、值夜班，学到了不少技术和良好的医风。                                ，;
      布龙纳教授对病人极端负责，关爱有加，是一个医德高尚的人。他不仅对科内的同仁要求很高，而且严以律己。每天早晨7 点半他准时到科内参加晨会，听取六个大病区主治医师的汇报；每星期二早晨，他带领全体外科医生去病理解剖研究所参加死亡病例尸体解剖研讨会，对上一个星期死亡病例诊断的正确性、手术的适应证进行切磋琢磨；每星期四晚上大家必须参加新文献报告会，相互交流在过去一周内各自所阅读的文献内容。他对下属医生非常严格。记得有一天一位年资较高的医生早晨上班前喝了酒，呈微醉状态。他不但毫不留情地禁止该医生做手术，并立即辞退了他的职位。他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在外科工作一年以后，才允许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术。记得在我做第三个阑尾切除手术时，受术者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忽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我在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布龙纳教授仍以严肃的眼光对我说，“她(死者)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60年前的这一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教育着我，鞭策着我，影响了我60年外科生涯中的作风和态度。
      1943年德国开始溃败，慕尼黑不时遭到轰炸。记得有一天上午，布龙纳教授做手术(胃癌根治术)，我任第一助手。恰在此时响起警报声，美国飞机就在我们上空呼啸，爆炸声不绝于耳。当时，
我直觉地感到会有危险，便力劝布龙纳教授暂停手术，连推带拉地将手术台和病人拖出手术室。我们刚一离开，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那里，好险呀！现在想来还冷汗直冒。鉴于这种情况，医院建造了一套地下手术室，钢筋混凝土墙壁厚达2米，设备十分齐全。我们在里面日夜手术，遇到轰炸时，能感受到手术室在地下深处晃动，灯则像一条船在水里摇摆一样。由于建筑十分坚固，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我在医院里工作并不是没有困难，但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主要是他们需要我工作，而我又需要尽快尽多地学习到本领。我和大多数德国同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只有一个外科医生是SS(党卫军)。他竟向医院领导提出，不许我检查德国女病人。幸而我的恩师布龙纳教授把他顶了回去，使我度过了这个难关。还有一次晚上，我和我的德国妻子(当时她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学生)到慕尼黑市政厅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喝咖啡。当时德国已呈战败迹象，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从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右肩，并向我出示他的证件：秘密警察。我大吃一惊，即出示了我的证件：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第二天，又来人调查我，这一次又是我的恩师布龙纳教授保护了我，我仍然平安无事。以后，我便非常小心，不再和我的妻子公开在街上一起行走或乘车了。
      1944年初，慕尼黑已日夜受到空袭，德国的地面高射炮已失去效力，没有还击的能力，后来就连警报系统也失效不灵了，只能由青年队员骑着自行车，边吹哨子边叫喊，要人们迸人防空地道。每次轰炸后都有大批受伤百姓涌人医院。医院床位已远远不够，受伤者都躺在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决定一分为二搬迁到离慕尼黑较远的两个小城镇。一处在布兰嫩堡(Brannenburg)，一处在巴特特尔兹(Bad Tolz)，每处有外科病床200张。我被任命为Oberarzt(相当于副主任医师)派到巴特特尔兹主持日常工作，而布龙纳教授则每两个星期来几次，查病房并做手术。每周有一批病人自慕尼黑转来巴特特尔兹治疗，另有一批病人治愈后转回慕尼黑。就这样，我又工作了两年(1944～1945年)。应该肯定，50年前德国外科手术是比较先进的，培养的外科医生技术也比较全面。由于当时外科尚未分成不同专科，所以，德国大学教学医院的外科医生都能掌握从头到脚的常见手术。大学教学医院的病种多，手术机会多。我平均每日要做两个大手术，学到了不少技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方面来看，我是幸运的。
      我在巴特特尔兹工作期间，遇到了三件不平凡的事，使我至今难忘，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在1945年春停战前夕，一批集中营的囚人(约30人，其中有犹太人)被德军押着经过巴特特尔兹，并在我所在医院前面的场地上休息。据说，这些囚人是由位于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叫做达豪的城市的集中营中拉出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我亲眼目睹这批囚人的惨状，心里便盘算着如何帮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我勇敢地去见了押送囚人的德国军官。我强调这些囚人有病，可能是伤寒，我愿意收留他们，德国军官竟同意了。也许是他们自身难保，正想尽快脱身逃跑吧。这批囚人被安排在医院的地下室。他们可以洗澡并配给饮食以及接受相应的手术及药物治疗。不久，德国宣布投降，这些囚人也恢复了体力，并出院获得了自由。我为他们获救感到由衷的欣慰。后来我听说，还有其他同时期转移的集中营囚人大都没有生还，在他们跋涉沿途，今天立有纪念牌。
      第二件事是在德国宣布投降后，一天深夜我接到内科电话，要我去抢救一位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的病人。我去后才知道自杀者竟是德国著名的药理学家。他是一种有强心作用的心脏药物毒毛旋花子苷(Strophanthin)的研制者施特劳布(Straub)教授。我曾听过他的讲课，他曾主考我的药理学。当时，他的心脏已停止搏动，虽经反复胸外挤压仍无反应。据云，他的住处已被炮火夷为平地，全德国已被盟军占领，在万分绝望的心情下他自杀了。
      第三件事是战后食品极度匮乏，我所在的巴特特尔兹医院快
 要断粮了，怎么办?我决定亲自去慕尼黑美军总部一趟，我用很不像样的英语说明了医院急需食品，居然获得批示，在慕尼黑火车站截下一整车皮的土豆，满载回巴特特尔兹，度过了缺粮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胜利了。消息传来，使我异常兴奋，同时也勾起了我思乡之情，归国之念。感谢我的妻子对我的理解与支持，她愿意和我在一起返回我的祖国——她的陌生地，伴我终生。我即辞去施瓦宾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职位，准备回国。由于等待回国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我又受聘担任巴特特尔兹市立医院外科主任之职，工作了将近一年。1946年我才携妻子回到上海，1947年l月开始在母校同济大学医院外科工作。
      1980年我和妻子重访德国巴特特尔兹市，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出乎我意料的是，仍然有不少老病人前来看我，感谢我。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4年前一幕又一幕的往事，令我百感交集。
      1985年，德国前总理科尔(Kohl)来我校访问，特地与我握手致意，并说；我们是同学，您是海德堡(Heideberg)大学的名誉博士(1982年)，我也是海德堡大学毕业的，我们德国人不会忘记在困难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抢救大批因在轰炸中受伤的德国平民)。也由于这个原因，1985年我获得了德国大十字勋章。这是德国总统向我国科学家颁发的第一枚国家级勋章。

裘法祖（1914-2008），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中国著名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外科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国际外科学会会员，50年代对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变和肝炎后肝硬变引起的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创了《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70年代在我国最早开展从动物实验到临床的肝移植研究，于1980年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器官移植研究所，10年来致力于胆道流体力学与胆结石成因的研究，自体外牛胆汁中研制培育出"体外培育牛黄"已被卫生部批准为国家I类新药，并开始生产。主编有全国高等医学院规划教材《外科学》，大型参考书《黄家驷外科学》，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学基础》分卷《普通外科学》分卷等多种外科学书籍。1982年获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5年获联邦德国总统大十字功勋勋章，同年接受日本金泽医科大学名誉顾问头衔。

荐稿人：102 2008-6-17      Cz：102  200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