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部分活动地旧址旧貌今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挟书一册，神游天下。
　　95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为了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束缚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枷锁，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奋斗。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新型的革命范式，在“五四”运动中觉醒了的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才能救中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几大城市纷纷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沿着历史的脚印，踏访散布各地的旧址遗迹，重走中国共产党创立之路——原来，影响至今的历史大事件，便在每日走过熟悉的某个街角发生；欣然，当年楼阁虽有不存，或变迁为市井或为通途，百姓熙来攘往其间。从实实在在的遗存史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看到深重危机，理想信念，洪流汇海，旭日东升，看到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历史选择上海的必然性。站在这些饱含历史信息、面貌焕然一新的创党遗址前抚今追昔，愈能感受我们的党95年奋斗历程的艰辛与辉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兴起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

　　自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遭遇深重的民族危机，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创建了共和，但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不彻底的革命，古老中国需要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正如李汉俊所说：“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中国革命召唤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社会化大工业的产物，中国的无产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资在华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民族资本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随之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1919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参加“三罢”斗争，将“五四”运动推向阶段性胜利。工人阶级就此显现出巨大力量，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成立属于自己的政党，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问题，已是必然之势。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转向，先进知识分子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的道路抉择。

　　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为核心，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发起宣战。受巴黎和会的刺激，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破除了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分水岭，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北京和上海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重镇。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第一次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此外，北京的《晨报》副刊、《国民》杂志，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等许多报刊都纷纷介绍社会主义理论。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上海具备创建共产党的一切有利条件，共产国际代表来沪，促使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

　　自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以来，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成为远东国际大都会。这里有便利的交通设施和发达的邮电通信事业，与海内外的联系相当便捷。上海一市三制的政治格局，为中国的先进力量提供了政治避难所和宣传新思想的空间。华洋杂居的国际大都市有助于本土政治人物与国际政治人物的联络。尤其是近代上海工业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五四”运动前夕，上海的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的1/4以上，工人阶级队伍强大。上海近代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大量知识精英汇聚于此。上海具备创建共产党的一切有利条件。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赴津途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沪不久，陈独秀就接触工人运动实践，并初步团结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同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到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其使命之一。在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后，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接触。在其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该组织推进党、团早期组织在各地的建立，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有力地发动与指导各地早期组织，进而筹备召开中共一大，大会召开首日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指导和推动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建立全国性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时机日趋成熟。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受列宁的指派来到上海，同期抵沪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商议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征得陈独秀、李大钊同意后，中共上海发起组迅速和各地早期党组织联系，通知各地选派代表来沪出席会议，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顺理成章。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开会首日，大会代表张国焘就“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另一位大会代表李达回忆马林当天的演讲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事实正是如此，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即已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创党之路备历艰辛，新的征程辽阔宏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推动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等各地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
　　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应加快建党进程。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
　　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成立会议的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他曾在1920年5月至6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1920年初冬，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
　　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到达广州，月底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组织。由于观点问题，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加入这个组织。同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在他的领导下，1921年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沈玄庐、袁振英、李季、米诺尔、别斯林等。
　　陈独秀曾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本人没有参加，但推荐青年学生王尽美和邓恩铭来完成这项任务。在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组织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形成，于1921年成立，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在各地建立早期党组织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等各项工作中去，大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运实践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荐稿人：ffy 2016-07-01  执行编辑：zjy 2016-07-01  责任编辑：tmy 2016-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