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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09-08-02 【编辑录入:lrylry】 文章出处:2009-07-15 《文汇报》 第10版

任继愈 回忆
作者: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  阅读次数:60915


“返老还童,我还会选择读书”

        20097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历程。作为潜心学问的学者,先生埋首书斋,沉潜笃实,体察民情,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最前沿。他的学术人生,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引言
    
我的小学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四代同堂。那种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四代同堂还不分家,就像巴金写的《家》那么一个味道,那么一个家庭。所以,家庭里头呢,看起来是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你想,那么多人,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我从小就有个印象,这个封建家庭结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阻力。我内心就比较反感。表面上是和和气气,内心是勾心斗角。
       
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
       
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再就是,他这个小学老师讲语文哪,讲那些基本训练哪,很认真。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让人看得懂。它这个教育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我写的字不漂亮,可我注意让人看懂,是吧。
       
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就一再反对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这些他是看不起的。正直,正派。我那时候读《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讲到巧言令色,他就举了好多例子,指出这可耻,最可耻就是这个。这给人很深的印象。
       
读经嘛,小学生记性也好,《论语》《孟子》,我就是小学时学的。都能记得住。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哪。我不是名义上得到多少分,我的成绩嘛,比那个满分也不是太差。就最终结果来说,应该是这样。
        
我喜欢追问一些东西,问到底。我小时候看小孩玩,看蚂蚁在砖上爬,我就把那块砖拿起来,看那个蚂蚁在砖背面怎么不掉下来?寻思它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头晕之类……喜欢想一些不切实际的、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
 
我的中学  


       
我上学的时候,在济南,就我一个人,住在亲戚家里,我父亲的朋友家里,就我一个人。当然,吃啊住啊都挺好的,不过很孤独。我就开始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我坐得住,不是有个热闹就赶去看,也不是什么都能吸引我。

       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对北大有印象,对那些作家有印象。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念鲁迅的书,如《风波》呀什么的,就是初中开始念的。那时的国文课就讲这些东西,课本里就有。
       
我喜欢文学,喜欢鲁迅的作品。……我觉得他看问题比较深刻,透过表面现象,一针见血,有这么一个好处。我觉得鲁迅的文辞也很美,有力量,有功夫。……我喜欢鲁迅的文章,还喜欢鲁迅写的字。
       
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北平。我那个高中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中学,只办了四年就停办了,那斜逼酱笱Ц绞舾咧小?/FONT>
       
那时是随便考,敞开了,随便考、随便选,你只考得上就可入学。那时上学,家里钱少的上不起,存在这么个问题。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爷爷以上的都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蒋介石下边的什么刘峙呀,顾祝同呀,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或者同级的同学。
     
(如果再选择一次,假设现在返老还童了,重新开始的话),我还是读书,因为它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至少,我看有这么个好处。我这个家庭,老的传统嘛,从明朝以来一直是读书的。读书的路走得最顺。
    
我与哲学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
      
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
      
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转到中国哲学史是最后一年,抗战开始了。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占了北平。学校第一步搬到长沙,半年后又搬到云南。有三百学生步行。体格检查说可以,我就报名步行去。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搞中国哲学,我一直没动摇这个信心:中华民族是应该有她自己的东西,不然抗战怎么居然打胜了,顶过来了,怎么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钻一钻。
       
我有一个图章,请别人刻的,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刻的是不敢从心所欲。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要随风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我基本上是尽量做到少后悔。
西南联大的岁月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中国通史。《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他的那部书出版于抗日战争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在商务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
       
那时在云南,快毕业了,有一次在集会上讲演,冯友兰先生说,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就是头等的强国,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印象深极了。
       
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这个流亡生活,就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先生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啊,你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冯友兰先生也算我的老师。不过我在学校的时候选他的课,分数考得不好,七十几分。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之一。他当时去了,给我的分数就高不起来了。我更多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这跟冯友兰的体系不大一样。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有半年要外出讲课,不在昆明,可这个必修课得有人教。汤先生就说,那就叫任继愈替你教这半年吧。他说可以。汤先生说,你那个课以后就交给他教行不行?他说那不行,不行。他不肯让出来,我在联大一直教选修课,没有教这个专业课,没有教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讲吧,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不算。这个看法就没法弄到一块。
       
给我讲哲学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有哲学,不是没有哲学。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内容还是那个内容,换个名称啦。我听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钱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很多。当时都是大教室,选课的听,不选课的慕名的也去听。
    
    
(摘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采访人陈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8月)


90年代,在书房中

我的书斋


       
顾名思义,书斋应当是读书的地方。古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好、追求,以斋名表明自己的志趣。如潜军堂知不足斋等。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了三年书。当时北大学生们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只有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互不来往。我在北大西斋住了几年,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阀连年生事,北平成了边城,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斋那一间宿舍已被日本兵占去,书籍也全部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随学校迁到昆明,开始是当研究生,住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书斋。后来留在学校教书,我有了一间书斋,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住在第三层楼上,面对着西山。在一间斗室里过了七八年。——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先生赴英国讲学,我也毕业,搬进了陈先生住过的那一间斗室。西山的朝晖夕阴,岫云出没,读书倦了,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许多。那时生活穷,物价涨,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读了不少书。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有潜斋笔记多卷,文化大革命中,毁于火。
       
侵华日军战败投降,1946年北大迁回北平原址。这时内战已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在沙滩红楼有一间住房兼书房,有书也读不下去。这几年间教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心情比较苦闷,直到1949年才好转。1952年,北京大学由城内迁往城外,我住在中关园,自己又有了一间书斋。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眼界比过去开阔了,对社会历史与思想的关系看得比过去清楚多了。解放后,社会上对中国古典经籍不大感兴趣,古籍容易收集。我的书斋藏书比过去充实了。又适逢政治清明,物价稳定,又有马列主义为指导,这十年间对我来说,是个读书及研究的好时机。五十年代末开始,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后来又上山下乡,劳动加运动,知识分子不遑宁处。从干校回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遭难,书房取消了,我已没有书斋,只好睡在书箱叠成的上,右眼失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勉强从事写作。
       1977
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中关园,搬进了城内,我又有了一个书斋。在这里,给研究生讲课,与学术界的朋友们讨论问题。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比,恍如隔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这几部集体编写的书,都是在这个书斋里开始的。
       
要做的事还很多,深感力不从心,只好一步一步地前进。在昆明时,书斋为潜斋,回到北京,五十年代北大的书斋没有名称,通讯地址写作北大中关园宿舍,取其谐音似可称为中关虚舍,因为一半虚度了。现在又遇到政清人和的好时光,本可以多做些事,以弥补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偏偏眼疾缠身,遵医嘱,为保持目力,夜间不看书、不写字,这个书斋姑命之为眼科病房,因近年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似病房也。

   (摘自《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

       
    
我这个家庭,老的传统嘛,从明朝以来一直是读书的。读书的路走得最顺。”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
    
    1
、《居里夫人传》
       
居里夫人是个普通的人,是普通家庭的普通一员,又是在科学上有光辉成就、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科学成就,要有一定的条件,但也不是等待一切条件具备后再干。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不等待条件具备,勇于克服困难的科学家。
       
很多人经受住了失败,经受不住成功,过了艰苦关,过不了荣誉关。居里夫人始终一贯,自强不息。科学成果归属于个人,还是归属于人类,《居里夫人传》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2
、《呐喊》
       
鲁迅用严峻的目光、严峻的语言、严峻的要求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今天仍在障碍我们四化的一大堆绊脚石,《呐喊》时代起作用,今天还在起作用,更加使我们认识到除旧布新的紧迫性。《呐喊》值得再读。
                                   
(摘自《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

 


                                                                                1945年,与夫人冯钟芸在昆明合影
我的爱情

 

       我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有一个同学叫王维澄,研究哲学史的,北大哲学系毕业,在英国留学的。他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老子化胡考》,胡就是胡人。这文章写得很好,现在研究道教的,还没有超过它的。这人回来以后,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教哲学史。他爱人在联大附中教语文。有一阵,她生病请假,让我去代课,问我行不行。我们是老朋友,那就去吧。这个中学语文,也是个新问题,教小孩么,试试看。

       我现在这个爱人冯钟芸,当时也在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的语文,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后来,她又到联大中文系当助教。当时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等,她当助教。中文系当时有一部《四部丛刊》,中文系与哲学系办公室连着。哲学系没什么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四部丛刊》很有用,我常去借书。她备课也借书,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她的伯父是冯友兰,有时候我到冯友兰家去谈点问题,也常碰上。
       
我们结婚很晚,汤用彤先生很关心我们的结婚问题,跑到冯家去,代表我的家长。我家一个人没有嘛,代表我的家长去谈这个事情。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北大的,对我印象还不错,我们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她在他的系里当助教,两个系主任促成了这事的成功。汤先生有时家里请客,也请我们俩去吃饭;罗先生有时还请我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这么来往就多起来。当时还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
       
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都穿长衫,他还加一个马褂,很有意思,跑到冯家去。
       
汤先生那时候有三个学生嘛,一个结婚了,我和石峻没结婚。石峻跟我同岁,他也为石峻创造机会,没有成。那时老师对学生很关心,流亡时期,国破家亡的时候,师生之情很重。
       
山东人喜欢早婚,我小的时候,家里给我订过婚,我退了,也没见过这个人。有这么一件事。
      
处理家庭关系,要求同存异,人不能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限制了两个人的自由,都不舒服。她有她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到现在为止,写给她的信我不拆,既不看,也不问。对我的信,她也同样,除非我主动有什么事跟她商量,一直是这样。

       对方对你的工作应该了解,了解它的重要性,了解它的意义,这个很要紧。不了解的话,不好办。
     
(摘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

追求

 

       我生于山东平原县,四岁以后,随父母在鲁南一带生活读书。九岁以后,在济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听说现在改称实验小学)。当时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读经,我读《四书》是在上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第一位老师。
       1928
年上初中,1931年上高中,中学时期有几位国文(现在称语文)老师,任今才(幹忱)、刘伯敭、张希之先生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几位先生的著作,也读过他们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文章。
       1934
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旧社会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那时年轻,不考虑那些,一心想寻找真理,追究人生的归宿。入学时有十几个人,毕业时只剩下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大学三年级,暑假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大南迁。文学院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ㄍ颇厦勺韵亍S珊系云南我参加了学校组织?/SPAN>?/SPAN>“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不但细心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著作,甚至还照着去做。
      
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
       
全国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解放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定期(每两周一次)举行讨论会。经常参加的,北京大学有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朱光潜、胡世华、齐良骥、任继愈等人;清华大学有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任华、邓以蜇、王宪钧等人。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的艾思奇、胡绳、侯外庐、何思敬等同志常来参加,徐特立同志有时也来参加。讨论会人数不多,自由参加,不拘形式,每次都有一人作中心发言,其他人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自由发言。金岳霖同志讲过形式逻辑,胡世华同志讲过数理逻辑,郑昕同志讲过康德,贺麟同志讲过黑格尔。发言多的是艾思奇、胡绳、何思敬几位同志。通过这样的学习、交流,获益很多。
    当时我们的学习,基本上是用从延安带来的办法。那时还没有提出过“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口号,但大家实际上做到了“三不”。记得艾思奇同志曾主张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但与会的逻辑学教师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争执了很久,讨论了若干次。最后艾思奇同志放弃了他的意见,也认为形式逻辑不等于形而上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光讨论不行,更重要的是必须系统地阅读、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这些书是被禁止的,不得公开发行。解放后,学习条件变了,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也能够读到马、恩、列、斯的重要著作。那时全集还没有译出来,但也可以读到一些外文本(如英、德、俄文本)。
    除了书本的学习,还参加了社会活动,群众工作。经常在京郊参加一些农村的社会活动,还到全国各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上述北大、清华的教师们除年老体弱者外,差不多都参加过这类社会实践活动。我自己深切感到,由于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真正感到过去儒学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虚的。

     ( 摘自《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

  荐稿人:lry 日期:2009-08-02

捐献藏书

    任继愈先生家乡山东省平原县图书馆馆长迟庆元接受采访时介绍,早在去年7月份他就知道了任老的病情,曾多次赴京看望老人,病中的任老依然关注着家乡的变化。迟庆元透露,任老先生自2004年开始向家乡无偿捐献个人藏书,至今已达7000余册,其中包括《十三经注疏》、《西学基本经典》、《中国佛教经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珍贵的文史资料。

    任继愈毕业于山东平原一中,是学校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2005年,时任平原一中校长赵桂军策划在平原一中校园内给任继愈先生塑一座铜像,以激励广大学生。但任继愈态度明确:“这个铜像最好不要搞,请你们尊重我的意见。 ”接着,平原一中又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想在校园内建一个著名校友展览室,把任继愈先生的事迹收入其中。听到这个想法后,任继愈先生肯定地说:“这个事情可行。 ”但他接着说:“我想提一个意见,那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校友都纳进来,不管是什么地位,什么职务,全部应该吸纳进来,因为他们同样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

    1995年,任继愈老先生回到离别了几十年的平原一中参观,见到家乡和母校的巨大变化,任老先生非常激动。在平原一中70周年校庆大会上,面对老校友和4000多名师生,任继愈先生发表了即兴讲话,激励学生要“节约”、“励志”、“自强”。任老的发言给了母校的师生们很大的鼓舞。 2007年,任老先生更是将自己珍藏60多年的古籍《钦定全唐文》捐赠给平原图书馆。

荐稿人:chtz 日期:2009-7-17 执行编辑:xwf 日期:2009-8-7  责任编辑:tmy 日期:2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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