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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日期:2009-02-06 【编辑录入:wfiwfi】 文章出处: 2008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第17版

总因责任而自豪
作者:解放日报记者 曹 静  阅读次数:80813

———专访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

 

初冬的阳光下,华东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82岁的谷超豪先生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向记者缓缓道来。


和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谷先生不愿多谈自己。世人眼中的成就和荣耀,早已被他内敛为平和与谦逊。


“要把个人兴趣和祖国需要结合在一起”、“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些话,老人重复了多次,殷殷之情溢于言表。而为这朴素言语背后的炽热情怀作注解的,正是他的一生———


作为数学家,他硕果累累;作为教育家,他桃李天下。而成就这位数学家、教育家的人生支点,则是他对祖国的一份深情,一份强烈的责任感。经历过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凌辱的黑暗岁月,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奋进的过程,乃至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宏伟巨变,他为自己能在这历史洪流中尽一份责任而感到自豪。


近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谷超豪先生深有感触:“‘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人,毕竟是要讲责任的啊。”


中山春草绿,铁鸟恨无情。


抗敌效微力,报国托童心。


青田险滩急,瓯海骇浪深。


万苦不言苦,只盼江海清。


———谷超豪《寄母校温州中学之一》 


瓯江蜿蜒,流过温州。高盈里,一条短而僻静的小巷,一棵参天的广玉兰边,便是谷氏宅第。1926年5月15日,谷超豪出生于此。


温州自古人杰地灵,而温州之兴,离不开“学”、“商”二道。有“数学家之乡”之称的温州,在为中国奉献了首个数学专业杂志创始人黄庆澄、“中国现代数学播种人”之一姜立夫、“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等大家后,又将谷超豪和数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数学对谷超豪的最早触动,是在小学三年级。循环小数让这个孩子感到神奇———它是无穷无尽的,“你抓不住它,但却可以尽情想像”。到了六年级,遭遇“鸡兔同笼”、“童子分桃”等应用题,有些同学死背公式,但谷超豪却琢磨着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解。他拿来大哥谷力虹的代数书,看着看着,豁然开朗:设未知数、列方程,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


1938年,谷超豪考入温州中学。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启发性教育方式让谷超豪如鱼得水。一次,老师问:一个四边形,每边边长都是1,面积是否是1?谷超豪想了想,站起来:“不一定。四边形一压就成了直线,面积就成了0。”这个孩子性格文静,喜欢看书,尤其是数学方面的课外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刘熏宇的《数学园地》。它介绍的微积分和集合论的初步思想,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而,少年谷超豪的记忆中,并不全都是数学带来的快乐。


念小学时,正是日寇加紧对华侵略之时,中华民族濒临危机存亡的生死关头。爱国救亡的呼号,成了整个时代的主题。课堂上,老师常常给孩子们讲述国家遭受的耻辱,“我记得小学高年级语文课,选用的教本是一本《给年少者》的文集,里面都是进步作家的著作,呼吁团结抗日,人民奋起。”


1938年,日军轰炸温州。日本水上飞机侵入瓯江口翁垟,每日飞临温州城区,每次丢下4枚炸弹。整个城市瘫痪了,人心惶惶。学校也被炸毁了,全校师生逃难到青田。敌机的轰鸣声,炸弹刺耳的呼啸声,被炸毁的房子,惨死同胞的躯体……眼前的一切,让少年谷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少年兴,则中国兴。在学校礼堂里,谷超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这句话,让他懂得了承担,也让他终身铭记。


何谓“大事”?谷超豪认为有两件:像孙中山这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自然是“大事”;另外,自然科学能够解释世界,用自然科学改造世界,也是“大事”。


从此,一是当科学家,二是做革命者,两种身份,同一种使命,成了谷超豪人生历程中相互交叉的两条线。在哥哥的影响下,谷超豪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左”倾思想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在温州中学保留至今的成绩单上,谷超豪的“操行”只是及格,而边上,却是一串串突出的各门课程的分数。他依然恪守着作为学生的责任,也执着于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自学了不少知识。生活早就告诉他,数学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游戏。记得随学校逃难时,为了能吃饱饭,学生们曾想了个办法:第一碗盛浅一些,很快吃完,马上去盛第二碗,装得满满的。不然,等吃完第一碗,饭桶早就空了———说起来,这就是“运筹学”。


斯人雅兴殊堪羡,


盈尺珠玑迤逦开。


凸凹婆娑飘飘舞,


谁能解得方程来。


———谷超豪《观巨型皂泡飞舞》 


1943年,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学习数学。


他一边积极求学,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组织求是学社,学习马列主义,参加“520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想数学,在钻研数学的时候也不想地下工作。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有精力平衡好两者。”


大学三年级时,他遇到了仰慕已久的苏步青。


苏先生那种条理清楚、推理严谨、图文并茂的讲授方式,让他非常着迷。但在讨论班上,谷超豪却领教了苏步青先生“大松博文式”的教学。


苏先生指定他阅读一篇关于变分反问题的论文。文章近100页,艰涩难懂,还涉及到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但谷超豪把这块硬骨头一点点啃了下来,此后,再遇到困难论文,他便有了信心。


1948年,谷超豪毕业留校任教。苏步青先生将管理图书室的“美差”交给他,以便可以“东翻西看”,一边打基础,一边做些有创造性的课题。


解放后,由于谷超豪曾成功策反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在浙江科协担任的工作也有声有色,他面临着转去做行政工作的可能。而谷超豪意识到,对百废待兴的国家而言,科研工作显然更为重要。最终,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上世纪50年代初,谷超豪从事古典微分几何的研究,几年后却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导致这次“转型”的,是1956年制定的国家10年科学规划。


当时,计算数学、概率论、偏微分方程都是新中国比较薄弱的,国家希望在这些领域能有所突破。听闻这个消息,谷超豪就自觉地想要承担起这个使命。另外,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也给谷超豪很大触动。1957年,他被公派到苏联进修,在完成规定课程之外,他有意识地学习了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而从偏微分方程研究的角度切入,恰恰能解决空气动力学中许多困难但重要的数学问题。1959年,谷超豪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其后即由微分几何转入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领域。


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放弃已有成绩,归零后重新出发,是何等的艰难。而谷超豪作出这个知难而上的重大抉择,仍是考虑国家需要和个人兴趣后的结果。尽管深爱数学,谷超豪却不认为数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相反,他对“数学是科学的仆人”一说很是欣赏。“数学最使人兴奋之处,就在于可以用它来解说或解答各门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研究,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多年后,学生李大潜感叹说,谷先生在治学中有一种“多变”的精神。这种“多变”,表现为科学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超强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却缘起于谷超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出发,才能不断发现学科创新点,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出发,才有源源不断的激情和智慧。


1960年到1965年,谷超豪进入了学术丰收季节。他关注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问题,取得了一些国际领先成果。在混合型偏分方程方面,尤其是多元混合型方程的边值问题中也取得了重要突破。1974年,复旦大学组成了以谷超豪领衔的科研组,和杨振宁合作,进行规范场理论方面的研究。最终,他们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半纪随镫习所之,


神州盛世正可为。


乐育英才是夙愿,


奖掖后学有新辉。


校园朝朝印健履,


京华季季换征衣。


世局动荡信念在,


不羡群贤汇钓矶。


———谷超豪《和苏师》 


在许多场合,苏步青先生不止一次地讲:“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他又说:“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


对恩师这句话,谷超豪深感责任重大。他说:“我在好多地方不如苏先生,苏先生的这句话是在将我的军,要我好好培养学生。”


从教60年后,谷超豪自觉“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在他培养的众多学生中,涌现了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9位院士。2008年教师节,谷超豪当选上海市教育功臣。


学生眼中,他是严师。


穆穆记得,十几年前,他准备参加有关“大气物理”的博士论文答辩。论文得到了谷超豪的肯定,但他却“发派”自己去大气物理研究所呆半年后再答辩,原因是“对大气物理的基础了解不够”。


周子翔感叹,当谷先生的学生真是累。“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讨论研究内容,哪个学生发言里稍有差错,他第一时间就会指出来。不仅如此,他还会顺着问题举一反三,让学生从多层面来思考。”


刘宪高也忘不了,刚进复旦时谷先生就这样鞭策他:“写文章要一篇比一篇好,科研不要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上。”


几十年来谷超豪恪守着作为科研指导者的职责,从自身做起,抵制人情风对科研的侵袭。但在另外一方面,他自知要担负起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重任,此时,他则是宽容、温厚的师长。   


1978年,洪家兴师从谷超豪。半年后,他的母亲病倒了。为了尽孝,洪家兴放弃了考试,产生了退学的念头。谷超豪了解后,极力挽留,想尽办法为他解决困难,直到渡过难关。此后,洪家兴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当选中科院院士。


还在当助教时,谷超豪从前辈钱宝琮老师身上学到了一条———“学生来问问题时,千万不能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免得使学生对自己失去信心。”50多年来,谷超豪一直谨记照做。


2005年,谷超豪80高龄,仍带着3名研究生。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给学生更多指导,他常常对学生说“抱歉”。但这声声“抱歉”的背后却是,老先生仍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半天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而这,是不少比谷超豪年轻许多的博导都无法做到的。实在精力不够,他还“求助”于夫人、同为复旦大学数学系博导的胡和生。


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如今的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有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些教授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学生则直呼导师为“老板”。“这不好”、“不好”,谈及此,谷超豪连声说:“在教育领域里,不能搞‘按劳取酬,等价交换’这一套。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


他尊重学生的学术成果,对于在自己参与的学术论文中署名,始终十分慎重。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或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否则是坚决不肯署名的。洪家兴说:“我在做谷先生的学生时,论文题目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谷先生一手指导的,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曾经,学生主动把谷先生的名字署进论文,被他知道后坚决拉下。至今,谷超豪发表的130篇论文中,近8成都是他独立发表的。


与之相反的是,无论是李大潜院士对拟线性双曲组的整体经典解的完整理论,还是洪家兴院士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的研究,谷超豪的心血都功不可没。


在洪家兴眼中,谷超豪是这样一位长者:“他带着大家探索、开路。种种创业之初困难的事都由谷先生做了,而在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后,他就把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轻人去继续挖掘,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个金矿。”


光阴荏苒,距离孙中山先生那句对谷超豪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话,已近一个世纪了。当年,孙先生在民族危难之际所发出的呼吁,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过时了吗?


谷超豪说:“不过时,还应该给加上一句———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也不可立志赚大钱。”

忆当年,民族危亡的时代同样也是科学大师辈出的年代。谷超豪认为,是中国的苦难命运激励了国人的责任感,人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创造了非凡的成就。而如今人们念叨的“大师难觅”,原因当然很多,但一定与今天的科研教育氛围有着深刻关系。


当报考高校的学生大多冲着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而来,数学等基础学科少人问津时;当故乡的商人日益扬名海外,“数学家之乡”的称号却逐渐被人淡忘的时候,谷超豪仍在呼吁:“数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投入到这门对国家建设极为有用的事业中来!”。

 

 

荐稿人:109  2008-12-30      Sjbjct:119  2009-1-26

 

附文:《谷超豪——把更多年轻人带进数学世界(20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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