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簃兰

    1925年我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祖、父均为教师。自幼受到的家教是好好读书，自食其力，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常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勉励自己，并立志长大要做个医生。
    1944年秋，我如愿考上了上海医学院，学校当时内迁到四川重庆歌乐山，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晚自修时，只能用点燃灯草的桐油灯等挑灯夜读。在开学典礼上，朱恒璧院长重申我院要求学生：“认认真真做学问，清清白白做医生”。学校尽管设备简陋，蒸馏水都是老师自己做的，但老师的教书育人表率作用，已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并且影响着我的一生。生我者父母，但教育我者上医老师教书育人的楷模。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学校搬回至上海，1950年毕业留校，1991年退休迄今。
    在我的一生中，不少老师的教书育人影响着我的一生，终身难忘。特别是齐登科教授，待我们如同亲生子女。在课堂上教人体解剖学时，生动精辟的讲课，黑板上双手迅速绘制的解剖图，版面清晰。尸体解剖实习时，均事必躬亲地精心指导和答疑。每逢我们找不到神经或血管时，他一刀下到深处，立即取出，令我们敬佩不已。在上骨骼课时，必须有一套尸骨。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歌乐山上遍觅荒枯骨，洗净消毒，骷髅头骨常置于枕边复习背诵，甚至伴我入梦境。我们每两个同学解剖半具尸体，我和女同学二人晚自修时，经常到放有10多具尸体的解剖室，有几次歌乐山上忽刮大风，油灯微光晃动，宛如墓地荧光，真是阴风惨惨、毛骨悚然。每当此时，齐教授“雪中送炭”，悄然而至，对我们满腔热情诲人不倦；除了要我们熟练掌握解剖学中的结构走向外，还晓以为学和做人之道：“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知难而进、创业惟坚、刚正不阿”等。最后说来日方长，早些就寝，健康至关重要；不要像他一样患了肺结核，体弱多病。解放前夕，齐教授咯血甚多，需要输血，我班正值实习期间，均争相验血型，凡与齐教授血型相同者，随叫随到随输血，终于抢救成功。齐教授于1959年入党，1977年因肝癌谢世。迄今，他的治学精神、为人师表，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他倾吐心声之言，仍萦绕耳际受惠终生。
    钱悳教授是五十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教内科，现已99岁。1956年入党。1958年，他响应组织号召，克服了家庭和个人的种种困难，带领了我校300多名教工去重庆，建立了重庆医学院。我在1981年去重庆医学院探望钱老师时，他派人专程陪我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白公馆和渣滓洞，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更激起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革命先烈抛头颅、流热血、前赴后继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壮烈牺牲，我还有什么舍不得丢掉呢？钱老师经常教育我们：“爱党爱国爱事业，克己奉公事事先”，“多施少欲是最大的欣慰”。的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虽已80岁，但他的金玉良言永存在心，让我们共同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1950年我毕业留校，成为我家庭中的第三代教师。在苏德隆教授的循循善诱下，我放弃了在大医院当临床医师的机会，为党和人民的卫生事业需要，毅然选择了劳动卫生学专业。我参加了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工作，又参加了第一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医疗手术队，去前曾想过可能会发生断手断腿被炸伤的境遇。到达了北国冰天雪地的齐齐哈尔陆军二院，我负责建立起血库，为志愿军伤病员救死扶伤计8个月，见到了男女老少无偿献血的排队场面。许多献血者不仅不取分文报酬，还带了食品送给受血者，使我受到了亲临其境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人民解放军和献血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北国返校后，我深入到煤、铜、铁、钍等矿井及有毒有害工厂和农村，开展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工作，我常主动深入现场，打破了女人不能下矿井（女人下井矿要塌）的传统观念成为我国第一名下矿井的女医生，取得了第一手职业危害资料。在此期间我参加了校内的“三反”、“五反”运动及红专大辩论，明确必须又红又专。逐渐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听取了党课，学习了党章，终于在1956年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首先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群众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教育我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应首先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然后才是教师，“先党员、后教师”，做到教书育人教好学生，随时随地在群众和学生面前起表率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组织一时陷入瘫痪局面。我当时想，我作为一名党员，应始终如一地相信党的正确领导，决不能迷失方向，因此，我不参加任何派别斗争。只参加一些我认为是正确的、对自己有帮助的活动，诸如“五七干校”改造思想，与农民“三同”，“双抢”，拉练，开门办学等。在七十年代初，我带领了部分不愿打内仗的教工到高分子、纺织等厂做职业病防治研究工作，返后组织编写了四本书：《高分子化合物的毒性和防护》、《工业毒理学》上、下册及《实验方法》，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尚无此书的空白。当时我们说：“美国苏联已有工业毒理学，而我们泱泱大国还没有此书；我们这一代能办的事情应由我们来完成，不要推给下一代去办了。”于是我们相互勉励在疾风暴雨中脚踏实地为共产主义添砖加瓦。
    1975年“文革”后期，我担任工农兵学员76届试点班30名学生的班主任，住进了纺织化纤厂。当时校内仍大字报满天飞，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师对无产阶级工农兵学员管卡压”，甚至批斗老师。此时，我仍严格要求学生，与学生同吃同住同教学。除业务教学外，还每周日晚上要求学生返厂，测验英文单词和语法，然后教新课。学生不仅未贴大字报，反而很欢迎此种作法，表明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要学习的。我总认为党培养我成为一名党员教师，就应服务于人民，为人民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而不应害怕畏缩地放任自流，否则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50—1991年在职的41年中，我没有周日和节假日，周日就是周七。我始终牢记党员的义务：“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因此我除了自幼学习了英语外，又学习了三国外语。1952年参加第一批俄语速成班；日语是1964年在外国语学院留学预备部学习一年口语和阅读。法语在“文革”后期参加学校开办的法语班4年，每周三个晚上，开班时100余人，毕业时仅7人，我是年龄最大者，已52岁。1950年迄今发表论文160篇，出版教材和专著13部。
    1991年7月退休后，我想到自己的生理年龄虽已退休，但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不应退休，党龄更永远不能退休，向党和人民奉献应是永无止境的。李商隐词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何况我是一名中共党员，决不应因退休而放松自己，应尽自己微薄之力发挥余热多做贡献。退休后，我还继续培养了4名博士研究生，仍应世界卫生组织第8次邀请去英国参加毒理会议，将我国的成就向会议作了介绍，获得好评。
    1993年初，应《新民晚报》邀约，我与药学院汪宗俊老师合写了“锗有毒性反应”、“长期服用锗－132会中毒”科普文，引起 了中外合资常州天龙保健营养品公司在多张报纸上登“严正声明”要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他们先派人送至我家许多礼品，均遭我严加拒绝。以后又到我家多次威胁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不怕吃生活（挨打）”、“你要好自为之”、“我们是有几位中央首长题词的”。6月2日该公司正式向上海市中级法院起诉（包括《新民晚报》社社长，共5人），要我们赔偿滞销费36万元。8月31日正式开庭，我第一次走进了法庭，坐上了被告席。法院因我是第一被告人，让我先发言，我理直气壮地用科学数据及英、美、法、德、日和国内大量文献，确凿地说明有机锗有毒，过量服用会导致肾衰竭和死亡，锗不是人体的必须微量元素，人参、灵芝中也不含锗—132。五位自愿免费为我们辩护的律师经长达7个小时的激烈辩论，终于使原告败诉，对方负担一切诉讼费用。此后，有机锗在市场上敛迹，天龙公司也转产。我在有机锗事件的言行，确是出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保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的公心，同时也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这样做避免了社会上许多因误导而引起的对健康的不良后果。
1994年11月1日体检中查出我患了直肠腺癌。11月10日作了手术，并作了人造肛门。1996年4月又不慎摔交，而侧手下臂四根骨头骨折。病患确给我带来诸多不便，但我经常想到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才是病人。“先党员、后病人”。患了癌症，尽早手术、化疗、放疗，但决不趴下，要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待癌症和骨折，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96年7月在我骨折后的3个月之时，《上海科技报》社邀我参加“对二氯苯的毒性讨论会”，对二氯苯为防蛀剂之一。樟脑和拟除虫菊酯为无毒、安全，而萘有致癌作用，对二氯苯对动物致癌。我用光盘检索1990年以来的国外文献共14篇，均认为对二氯苯有毒，且为动物致癌剂（肝癌和肾癌）和可疑人类致癌剂。已报道有5例白血病和38人中毒，其中两例死亡（一对夫妻用对二氯苯在家中作防蛀剂，死于急性黄色肝萎缩）。日、美、欧洲市场已相继不用对二氯苯，而大量销售给我国，但产品上不写含对二氯苯，只写安全、有效、无毒的新一代防蛀剂。我立即写了二篇文章：“对二氯苯的毒性和致癌性研究近况”，“对二氯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又写了三篇科普文，以期引起国人的关注，并告知大家如何分辨有毒与无毒：樟脑和拟除虫菊酯是无毒的，放入水中浮在上面，而萘和对二氯苯是有毒和致癌的，放入水中会下沉。1997年3月卫生部邀我赴北京参加“对二氯苯防蛀剂毒性专家论证会”，会上虽有不同意见，我仍坚持原则，引用文献资料论证。1999年3月23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安全型防虫蛀剂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提出以樟脑或拟除虫菊酯为原料的防虫蛀剂产品，且产品中不得含有对二氯苯，解决了多年的争论。
    1996年我参加了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这是我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第二个人生。按一名共产党员的要求，尽量作到“人老心不老”保持最佳心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要作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近几年来，我作了以下9项工作：（1）参加上海市百人报告团，到华师大、上师大、财经大学、控江中学等。作题为“爱党、爱国、成才、奉献”的报告并寄语同学六字诀：“天份、勤奋、机遇”。听课对象为1300人。（2）受聘为我校的党校兼职教师，为党校1300人上了10次党课，并为全校学生中入党积极分子600人讲党课，题目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药学院学生党员讲：“共产党员如何体现自身的价值”；为教工党员讲：“怎样作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听课对象80余人。（3）参加公共卫生学院教学督导组，听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给学生上课100余次。（4）给公共卫生学院中青年教师讲“如何讲好一堂课”，用我的老师外科沈克非教授讲到什么人容易患胆结石时，讲3F：“Fat，Forty，Female”（肥胖，40岁，女性）；内科林兆耆教授在讲到什么人容易患肠道传染时，也讲3F：“Food，Fly，Finger”（不洁的食物，苍蝇，脏的手指），这样既生动，又便于记忆的例子，对中青年教师很有帮助。（5）对公共卫生学院应届毕业生进行素质教育，讲“对毕业分配的顾往瞻来的体会”，结合我在毕业时选择作教师，终生无悔的体会，教育学生面对双向选择，应实现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6）参加10本专业杂志审稿，其中6本为副主编和编委，平均每月2~3篇审稿。（7）写知识性文章45篇，医学科普文56篇。（8）参加研究生答辩和科研成果鉴定38次。（9）业务咨询，每周约1~2次信件或电话咨询。
    我在这癌症和骨折的10年中，主编2本书，150万字已出版；参加编写12本书，22万字均已出版。发表论文33篇。获部级成果奖2项，省、市级成果奖4项；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3项。1999年4月获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奖，12月获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奖。现仍担任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职业卫生专家顾问、全国医学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委员等。1995年在我患癌症半年之时，组织了退休教授等26人，成立了上海健乐富医药卫生应用研究所任所长迄今。我现仍是晨6时起床，晚11时睡觉，中午午睡，晨起锻炼，还参加退管会办的歌咏队、昆曲班等活动。
    人生四部曲生、老、病、死，我已接近走完了生、老、病三部曲 。宋朝文天祥在被元兵抓去临刑前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死不足惧。在最后“死”的一部曲中，1996年我和老伴都写了捐献遗体志愿书，已由上海市红十字会颁发了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决心在死后为医、教、研，奉献我应有的价值，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属牛，应作到“老牛自知夕阳晚，无需扬鞭自奋蹄”，我有幸已活到了2005年，虽年已80，仍应保持充沛和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精力，一如既往，人老心不老，作到老有所为，为关心下一代献出我的余生。

王簃兰：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25年12月出生，1944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医本科六年制，1950年毕业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51年赴齐齐哈尔市陆军二院参加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医疗手术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984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劳动卫生教研室、卫生系副主任，1982年—1984年任卫生系总支书记，1984年—1988年任上海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1991年7月退休。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职业卫生专家顾问、全国医学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健乐富医药卫生应用研究所所长。著有《劳动卫生学》、《现代劳动卫生学》、《劳动卫生学进展》、《高分子化合物的毒性和防护》、《工业毒理学》、《化学物质毒性全书》、《中老年自我保健》、《中国妇女保健大全》、《职业女性手册》等。
（全文转自 httpretiree.fudan.edu.cnlgclgcservice.jspid=163老龄工作网2008-5-31）

荐稿人：123     2008-5-31     审稿人：范锡洪     2008-6-15     Dz：105   200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