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傍晚夏征农同志的秘书打电话来,说:“夏老11点16分……”当夜,迟迟没有入睡。四十多年前,在夏老领导下工作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涌现出来。用什么来概括夏老的一生呢?我觉得很难。想着想着,忽然间一位“民主风范的老人”的高大形象出现在眼前。夏老领导教育,主张民主办校;夏老领导理论界,大声疾呼学术民主;夏老领导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创作自由;夏老不仅有民主理论,而且更有民主作风。夏老在病中,每逢有大领导来看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党内民主。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花了很大篇幅讲民主集中制。夏征农同志随后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小册子,大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可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来,大革文化的命开始了。夏老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可以说是华东局最大的文化人了。有位大人物致信华东局说夏征农在书中否定民主集中制,于是夏老就首当其冲,成了批斗对象。有些人对他必欲除之而后快。6月9日就下文罢了夏老的部长职务,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接任。从此夏老就成了专政对象。我记得,在那年冬天,他穿着棉大衣,戴着大口罩,艰难地迈着沉重的步伐,由他儿子陪着接受批斗。在没人看见时,我同他打招呼,他会很高兴;有造反派头头在附近时,他父子俩会眼睛向下,故意不让我同他们打招呼,怕我受牵连。
“文革”结束后,夏老很快得到平反。这时他已年过古稀,可是他浑身是劲,挥笔疾书,写了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长文。这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力作,立即为《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通发。胡耀邦称赞夏老的观点是一个正确的命题,被学者称作“夏氏命题”。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夏老同我谈了一次话。他气宇轩昂,妙语连珠,这次较多的是讲学术上的事。他激动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科学的繁荣,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学术事业。他认为,待人要宽容,待学人更应当宽容,待学人的学术观点更更应当宽容。在他的启发下,我讲了学术生态问题。他鼓励我抓紧写出来。后来我发表的学术生态学札记之一、之二、之三,怕他劳神,没有请他审阅,可是,主要观点应当说是源于他的那次谈话。后来,陆定一的儿子要我请夏老为他题词。夏老题的是“百家争鸣”四个大字。我取他的墨宝时,他又同我强调了学术民主、学术自由。他斩钉截铁地说:要为社会主义民主献身。
几十年来,夏老在我们面前一直是一位忠厚长者。我们在他面前也就是个孩子,而且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记得我都快四十岁的时候,1978年夏,他要我向他说说在北京听方毅、李昌、于光远等人讲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今年二十几了?”我说:“夏老!你怎么只许你增寿,不许我们长大!”
的确,“忠厚长者”是他民主作风的写照。1965年秋,他见我等写的文章没人要看。他不骂人,不训斥。他的做法是:让人借来了邹韬奋的《生活》杂志和刊有他文章的旧杂志,然后,把我们找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一边翻阅,一边听他讲解邹韬奋为什么写得好,以及夏老他自己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措辞平和,亲切感人。他说:“文章、刊物要让人喜欢看,一定要抓住人心,要针对读者需要。”他说:像“长得丑怎么办”这类问题,没有人写,其实都可以写。丑有丑的苦闷,要解决他的苦闷,他就会看。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文章写好了,就有几亿人要看。最后他说:要贴近生活的焦点,贴近群众的心田。
夏老一生坎坷,不用说,参与整他、参与造他反的人也不是一两个。夏老很能团结那些反对他反对错了的人。有人问夏老:一位曾在夏老“后院起火”的人能不能提拔?夏老爽快地说:可以!不仅是对“文革”中做错事的宽厚,对“文革”后做错事的他也宽厚。上世纪80年代有个文化团体不大团结。时任市委书记要夏老这位已离开市委书记岗位的人去抓,去当头。夏老第一次没答应,第二次答应了。在人事安排上,夏老没完全听一方意见,既安排了他这方面的人,也安排了另一方面的人。这一方面的个别人很恼火,到处说夏老如何如何,还到北京去散布。夏老对此不放在心上,也不去解释。在这位同志逝世后,他夫人要夏老为他的书写序。夏老马上答应,说:“好哇!他在文化上作出很多贡献,我应该写。”旧账一概不提。
夏老处处强调一个“民”字。有位中年同志请他题词,他写道:“近年得道不崇辱,平等待人民满意。” 十多年前,北京有位领导同志请他题词,他写道:“和气待人,平等交友。”虽然没有“民”字,但是有个“和”字。和,就是对民要和。
“民”字在夏老心中是大写的。正因为如此,夏老成为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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