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的一天，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细纱车间里召开了一次党支部大会。在纺织机的轰鸣声中，十几名女工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的我是当中的一个。
　　我出生在浦东高东镇，父亲是卖豆腐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刚满13岁就到当时日本人在杨浦经营的裕丰纺织株式会社当童工。每天早上3点钟就要起床，坐着小舢板过江到杨树浦路上班。小舢板在天蒙蒙亮的江面上摇啊摇，到发电厂与纺纱厂中间的马路上停下来，工人们挨个踩着跳板上岸。
　　一进厂子，大门一关，人就不好出来了。我被分配在细纱车间做挡车工，每天在机器弄堂里跑来跑去，眼睛盯着不停转动的纺纱锭子，一旦看到纱头断了，必须马上捻起来接上，否则要遭到“拿摩温”（包工头）的责骂。棉絮在车间里纷飞，好像空中下起了雨。工厂里没有食堂，家里带的饭菜，夏天就算馊了也要吃下去。下班走出车间的时候，双脚累得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直发软，还要排队挨个“抄身”才能出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黄浦江边响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我和工友们跑到马路上庆祝。共产党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拿摩温”被取消了，大家自己来选班长，厂子里也开出了食堂。我们一点点感受到共产党带来的变化。
　　厂里隔三岔五开读书会，那年我19岁，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在心里种下了要加入党组织的种子。我还被选入了厂里的红歌队，每天在纺纱机旁唱《东方红》。搞生产，唱红歌，我都满怀激情。
　　1952年的五四青年节，我加入了共青团。1952年11月，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那时起，我的一生就是践行党交给我的使命，为人民服务。
　　在车间对粗纱进行细纺时，纱线断头卷绕在皮辊上会造成浪费，浪费的棉纤维称之为“皮辊花”。当时我国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的阶段，一两皮辊花的价格相当于三碗白米饭，我要想方设法减少皮辊花。以前车间里一个人看400个纺纱锭，如果改为双面兼顾，每人可以看800个锭；过去工人要在机器弄堂里兜圈子，如果改成单线巡回的线路，就可以不走回头路。我探索出的这套“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路”的操作法，在全厂推广，不仅能节省三分之一人力，还可以让机器实现24小时不停运转。
　　从22岁到现在，我一直以党员、劳模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百姓做好事。当时我家住在定海路街道的一个棚户房里。评上劳模以后，有外国友人来我家参观，他们都很惊讶：“全国劳模怎么住在这个地方？”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先人后己，吃苦在前。”后来，厂里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我在里面住了六个月，正好遇到上海刮龙卷风，一位职工家的房子被风刮掉了，我就把宿舍让给了他，一家五口又搬回棚户区。
　　现在虽然我退休了，但共产党员的身份永远不退休。
　　从十七棉退休后，我被“借调”到江苏启东协助开办聚南棉纺厂。当时我只拿每个月100元的工资，丈夫陪着我四处去采购，出租车舍不得坐，旅馆舍不得住，每天住在招待所，4元钱一晚，到哪里都是坐公交车，终于为厂里配齐了5000台纱锭。厂长在开大会时感慨地说：“这真的是劳动模范啊！试问厂里有哪个人能为厂子付出这么多？”
　　后来，新疆建设兵团又来邀请我到石河子市协助筹建棉纺厂。我多次到新疆，从厂房设计到设备购买、从人员挑选到技术培训，都是亲力亲为。有人问我：“你既不占股又不领工资，那么辛苦干嘛？退休了享享清福算了。”我说：“党员是不退休的。”
　　我2021年90岁了，最近几年，我都在忙着到处给年轻人上课。我还加入了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正能量工作室，让更多青年人静下心来倾听党和国家走过的峥嵘岁月、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奋斗故事。我在B站的“老杨树宣讲汇”直播间当起了主播，还很受欢迎呢！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要靠他们去创造。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精神力量，也需要由他们下一代去传承。

配图、荐稿：lry 2021-04-18  执行编辑： xscclf 2021-04-18  责任编辑：zjy 2021-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