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北平中南海合影。

　　毛泽东是一位善于从古今中外吸取智慧、重视从五湖四海选贤与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旗下贤者云集、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各显神通，与其重视“搞五湖四海”密切相关。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毛泽东的著述中经常谈到“五湖四海”。他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在延安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组织上说就是不断地从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扩大队伍、汇集力量的结果。井冈山时期有过三次大会合。第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与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队伍的会合。第二次是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的会合。第三次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到达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的会合。在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会合形成了红一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会合形成了红四方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红2军团、红6军团在长征中会合成红二方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红25军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合，形成红15军团。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力量经过多次会合，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武装力量会合成八路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武装力量会合成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力量经过多次会合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大野战军，即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在西北的第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在中原后来到西南的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的在华东的第三野战军，林彪、罗荣桓率领的在东北后来到中南的第四野战军。

　　“要搞五湖四海”

　　新中国成立伊始，怎样建设国家、治理国家摆在了毛泽东面前。在选拔和使用干部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搞五湖四海”。1949年10月24日，他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毛泽东提出“要搞五湖四海”，就是要求既要搞好党内团结，在党内选拔好、使用好干部，又要搞好党外团结，在党外选拔好、使用好干部。当时，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郭沫若、黄炎培2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院里相当于4个分院的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的4位主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2位是党外民主人士。将党内和党外贤与能者即德才兼备者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发挥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中集中民智、凝聚民心、汇合民力和聚集各方面人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强大作用。不仅中央一级选拔、使用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各省各地选拔、使用干部也“要搞五湖四海”。方志纯回忆，江西刚解放时中央决定由陈正人、范式人、邵式平、陈奇涵、杨尚奎、刘俊秀再加上方志纯，组成江西省委。“毛主席说：‘现在又是五湖四海啰，要善于团结各方面、各个山头的同志一道工作。’笑了笑，又伸出一个食指指着我说：‘你去了应该多做团结的工作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既重视正确处理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又重视正确处理长征来的干部、红军与陕北当地干部、红军之间的关系。为正确处理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将张国焘路线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区别开来，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他既重视批判张国焘躲避抗日的逃跑主义和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又反对把什么都说成张国焘路线，反对借批判张国焘路线整人，主张多用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要搞五湖四海”就要反对任人唯亲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怎样选拔、使用干部？毛泽东要求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就要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任务之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三次“左”倾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和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特别是第三次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不同意、不执行其错误做法的同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这是招致土地革命战争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组织路线上的原因。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毛泽东终生重视“搞五湖四海”，反对搞宗派主义。晚年毛泽东对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宗派集团非常反感，多次严厉批评“上海帮”“四人帮”。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又批评江青：“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指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靠什么“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

　　毛泽东重视“搞五湖四海”是与重视共同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重视群众路线、虚心待人联系在一起的。五湖四海的水所以能汇集到一起，是由于目标相同；目标不同，各奔东西，就不能汇集到一起。毛泽东讲“五湖四海”时，首先强调是靠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政见相同才能结合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几乎每次都讲到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总是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搞五湖四海”，之所以能“搞五湖四海”，与重视走群众路线，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密切相关：也与毛泽东强调谦虚谨慎，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密切相关。毛泽东认为楚汉相争中刘邦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刘邦会用人，项羽不会用人。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指出：“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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