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聂荣臻元帅诞辰110周年。

　　聂荣臻于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元帅。他晚年曾说，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命大福大之人。因而，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聂荣臻，人称“福帅”。

　　“福帅”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辆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势……”在聂帅诞辰110周年之际，聂力眼里父亲聂荣臻的跌宕人生清晰依旧。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到香港开展地下斗争。长达4年的地下斗争改变了他的性格。“较早认识我父亲的都说，你爸爸在老家、在法国时，是很活跃开朗的，爱说爱笑，可是后来怎么就变了呢？我知道，这与他地下斗争时形成的保密观念有很大关系。后来的他，惜言如金，不爱讲话，慎之又慎。”在香港，聂荣臻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然而一位秀丽聪颖的女性却让聂荣臻的生活充满了温馨。她就是在香港担任机要交通员的女共产党员张瑞华。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

　  1929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途径香港时，聂荣臻知道后把他拽到家里。“自从在法国认识后，他一直称呼我的父亲‘老兄’，这个称呼一辈子都没有变。”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说道。那天，张瑞华倾其所有，做了一餐丰盛的饭菜招待邓小平。“他们聊得开心，吃得也很开心。邓小平当然不会知道，为了招待他这一餐饭，他的老兄和嫂子需要过好几天苦日子，因为一下子用去了半个月的伙食费。”

在白区工作，随时都会面临被捕的危险。“父亲在香港曾经数次历险。”聂力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父亲三次遇险情形。

　　第一次是结婚前，聂荣臻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聂荣臻感到十分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了事，从容地离开了。事后得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这个突发的事件教育了聂荣臻，以后他轻易不留字迹给人。

　　第二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聂荣臻也要参会。他去的途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等他赶去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父亲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这个时候，聂荣臻又意识到，如果他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如果他再一张口，必暴露无遗。他镇静了一下，硬着头皮，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就这样他脱险了！

　　第三次，聂荣臻是遇到了叛徒。“在白区工作，怕的不是特务，而是叛徒。特务不认识你，你机警一些是有可能摆脱他的。如果遇到叛徒那就麻烦了，因为他认识你，你再镇静也没用。”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聂荣臻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聂荣臻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也认出了聂荣臻，还冲他点点头。聂荣臻知道不妙，瞅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地下斗争中，聂荣臻还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牺牲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1930年对于聂荣臻夫妇是极具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们的女儿聂力出生。一年以后，聂荣臻就远赴中央苏区，离开了母女俩。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张瑞华带着小聂力，与另一位同志杨庆桂及其子女一起被捕了。敌人对张瑞华和杨庆桂进行了多次提审，都遭到了二人的坚决否认。小聂力此时也展示了革命家庭儿女那一脉相承的智慧和顽强。“母亲后来对我说，我们被关进监狱后，和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关在一起，她们总想哄骗你说些什么，可是你非常听话，不哭也不闹，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从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话。”一个月后，张瑞华等同志被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张瑞华劝大家“先别动声色，敌人很可能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要注意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监视，再找适当机会逃走。”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的特务一直在周围监视着她们。同志们耐心等待着。这样过了一个月，在一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无人看守的夜里，张瑞华一行从后门逃了出去，并最终逃出虎口。　　

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决定分批疏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张瑞华因此需调离上海，而此时聂力年龄太小，党组织从安全考虑，决定将聂力留在上海，与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聂力开始了磨难的童年，她很早就学会了下地干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更要命的是，没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和父母分开时我还那么小，自己也不记得。有人见我没爹没娘，就叫我野孩子。”帮人带孩子、割麦子、插秧、纺线、织布……这就是聂力童年生活的全部。“有一回在地里摘棉花，不小心扎破了小腿，鲜血直流，我就用泥巴把伤口糊上，后来感染了，又没有药治，不停的化脓，最后都烂到了骨头。”好在还有毛齐华的老母亲与聂力相依为命。“我想去讨饭，老奶奶拦住我不让去，怕狗咬着我，她自己去。”

周恩来自始至终关注着聂力的命运。1938年，他委托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派出两位地下党来到嘉定乡下找到了聂力，要带她到父母身边。然而，机警又倔强的小聂力却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两个人。“你们是骗子，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要爸爸妈妈自己来接，别人不行！”小聂力执拗的大喊。两位同志怕说多了暴露身份，只好无奈的离开了。老奶奶去世后，聂力的生活更加艰苦，十三、四岁时，她开始在日本人统治的嘉丰纱厂当童工。直至日本投降。

1946年4月，周恩来派了毛齐华亲自去接聂力。4月16日，分离了14年的一家人终于在泪水与欢笑中团聚。“当时，我怕认错人，连忙取出放在贴身衣服里的、叶剑英伯伯送我的父亲相片来比对。父亲看出来了，大笑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我就激动得又是哭又是笑、扑倒在父亲怀里。”

 荐稿人：zjy    执行编辑：zjy  2011.4.20           责任编辑:tmy  201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