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15日，坐落于上海闸北青云路青云坊（今青云路323号附近）的上海大学迎来了一位贵客——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曾多次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其中有重要影响的就有7次之多，在黄浦江畔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反对独裁复辟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若要追溯李大钊与上海的不解之缘，还须从他在东瀛留学期间参与反袁活动说起。因为他最初两次到访上海即是为声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而来。
　　1913年冬，年轻的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由汤化龙资助东渡日本留学。经过半年的努力，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深造。象牙塔内的生活原本应该是简单而宁静的，但国内政局的风云变幻，却让课堂里的李大钊坐立不安。
　　1916年1月底，为了声援云南护国军讨袁，李大钊从横滨搭乘法轮赴上海，开展爱国宣传。他此前从未踏足沪滨，难免人地生疏。不过，他却对此行依然是踌躇满志。当轮船劈波斩浪朝向东海之滨驶去，李大钊倚扶着船舷，远眺波涛翻滚的大海，心潮澎湃，欣然赋诗《太平洋舟中咏感》。诗中写道：“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在沪期间，他四处奔走，为声讨袁世凯窃国复辟而大声疾呼。只可惜资料阙如，李大钊这次的上海之行行迹已不可考，但从他抵沪后写给远在东京的挚友霍侣白的一首诗中，略能体会其当时的心境。“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正是黯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逗留两周之后，李大钊便返回东京。
　　首次上海之行令李大钊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然而，正当李大钊在上海积极联络讨袁之事时，早稻田大学竟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当时的早稻田是一所政治倾向十分保守的学校。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就是该校创始人大隈重信在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提出的。李大钊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骨干成员，其激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行自然不会为校方所宽容。因此李大钊被开除学籍，“欠席”不过是个借口。
　　李大钊索性就此中断学业，全力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行径的活动之中。1916年5月中旬，他再次由东瀛归国，暂留上海。此间，李大钊仍时刻筹划着反袁大计。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消息传来，李大钊欣喜至极。7月11日，他应邀北上，担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大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袁世凯政府虽已倒台，但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华夏大地依旧暗无天日。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又宣布拥立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就在张勋复辟的当日，李大钊仓促离京，避走上海。
　　与前两次莅沪时的心情有所不同，第三次来到上海以后，李大钊完全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他一心为国为民不辞劳苦，却料想不到到头来落得个“国变日……仓黄出京”的结果。这一次李大钊居沪数月，大部分时间都在思索、总结过去革命“流产胎殇”的经验与教训。其间，他还两度前往南京，会晤好友白坚武，并在白的引荐下，同江苏督军李纯会面多次。双方还商妥赴日考察事宜，后因故取消。11月初，李大钊返京。
　　就在李大钊和他同时代的那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苦苦探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正处惆怅之中的李大钊从苏俄革命的成功范例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实现富强的曙光。他连续发表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及其意义。1920年，他在北京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结识孙中山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党在北方的工作。1922年夏到1924年初，他四度南下上海，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巨大贡献。这其中，李大钊第四次来沪时，与孙中山的数次会面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1922年8月上旬，李大钊离京去杭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参加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在转赴杭州之前，李大钊专程来到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同陈独秀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方法问题。是年8月底9月初的某一天，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叩响了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的大门。守门人问明来者身份后，进屋回禀孙中山。闻听是李大钊一行来访，中山先生喜出望外，赶紧命人将贵客请至书房茗谈。原来，西湖会议作出了中共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形式上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西湖会议闭幕后，李大钊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折回申城。他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多次拜访孙中山。有一回，两人竟长谈数小时，以至到了吃饭的钟点都欲罢不能。他们每次见面时，宋庆龄都陪在一边。后来每当提起这段往事，她仍记忆犹新：“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李大钊的儒雅风度与广博学识令孙中山对其赏识有加。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李大钊已是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的不二人选。经过几次接触后，他遂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想法。李大钊直言相告：“我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离第三国际的。”孙中山听后，微笑着摆了摆手，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见中山先生如此恳切，加之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已有相应的规定，李大钊便欣然应允。当即由张继为介绍人，孙中山亲自主盟，吸收李大钊为国民党党员。此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负责人，也陆续加入国民党。宋庆龄曾就此问过孙中山为何要如此行事，孙中山的回答是，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1923年1月16日，苏俄特使越飞自北京抵沪，经由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络介绍，与孙中山会晤。李大钊与林伯渠也全程参加。谈判整整持续了6天，双方着重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联合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通过这一番活动，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事务上也更加倚重李大钊。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为免遭军阀吴佩孚的迫害，正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避至上海。起先他匿居在同乡孙洪伊家里，张国焘还曾到孙宅看望过李大钊。但孙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李大钊担心长居于孙府会引起外界的无端猜忌，所以仅住了几天就搬到别处去了。
　　
　　诲人不倦 宣传革命思想
　　

　　纵观李大钊后四次在上海的行踪，可以发现他每次都会抽出时间，到校园里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9月3日，他应邀在中华职业学校召开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家少年日纪念会上发表关于青年问题的演讲，号召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翌年4月，他又于复旦大学演说《史学与哲学》。
　　当然，李大钊去往最多的还是上海大学。这与他曾参与创建上大不无关系。在上大创始期间，他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和瞿秋白到校任教。作为上大的常客，从1923年4月到11月，短短半年时间里，李大钊先后3次为上大师生演讲。从《演化与进步》鼓励年轻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到《社会主义释疑》阐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及《史学概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李大钊的讲演总是那样深入浅出，热情洋溢，极受学生的欢迎，而且《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将他的演说内容都整理刊登出来，更是扩大了其社会影响。
　　1923年10月25日，北大注册部贴出布告，内称：“李大钊先生因事请假两星期，所授功课，假满时补授。”当北大学子看到这张告示之时，李大钊已然坐在了开往上海的列车里。他这次前来申城，主要是为了出席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除了担任党内的领导职务外，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园丁、一个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士。
　　11月7日，上海大学举行十月革命胜利六周年纪念大会，并庆祝该校“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是日，李大钊欣然与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释疑》的著名讲演。通篇讲稿不过千余字，却微言大义。演讲中，他一语道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成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社会主义制度下做工是愉快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上的痛苦。”字字句句有力地回击了当时社会上所弥漫的反社会主义思潮。
　　1924年1月6日的《京报》刊发了这样一则短讯：“国民党北京支部之民治社，与某社近因接广州孙文来密电，请派代表六人赴广州接洽党务。特于昨日（四日）在某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主席为某大学教授李某。”《京报》上所称的“李某”便是李大钊。所谓“赴广州接洽党务”即是参加即将在羊城开幕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国民党北京支部有6个代表名额，李大钊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代表，其他5位则由选举产生。
　　1月5日，李大钊与张国焘等众代表乘特别快车南下。赴穗途中，李、张二人在沪稍作停留，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参与讨论并确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应取的态度。会上，李大钊报告了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并称北京的中共同志之间团结一致，在对待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分歧。主持会议的陈独秀听后甚是欣慰，随即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用以协调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的行动，李大钊为该小组的负责人。
　　中央会议结束后，李大钊等继续行程，搭乘火车直奔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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