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开国上将张爱萍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功勋卓著自然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里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这三句评价，立体地呈现出张爱萍的品质与性情，这在我国高层政治生活中是异乎寻常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1959年8月1日，张爱萍等人奉命乘飞机赶到庐山，第二天中央全会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8月5日，轮到张爱萍发言，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跟着风头诬陷彭德怀，只说些诸如彭德怀有时骂人、训人之类的话，只字不涉及什么“反党”之类的政治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情势下，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庐山会议结束后，一些与彭德怀同机来庐山赴会的大员们都像回避瘟疫一样，以种种借口不愿登上彭德怀返京的那架飞机，只有张爱萍毫无顾忌，坦荡从容地陪着彭德怀乘机回京。在飞机上，他一如往常地跟彭德怀寒暄，给因蒙冤而陷入孤独和痛苦的彭老总些许温暖。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会这个那个的么？张爱萍坦然回答：“彭德怀仍是我们的同志呀，八中全会的决议不也是称他为同志么！”后来，陈毅元帅听说此事后赞叹道：“爱萍将军有翼德之风！”翼德即三国时蜀汉名将张飞，素以为人刚直不阿、坦率敢言著称。

在不同观点或不同政见的分歧中，是跟理还是跟人？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势？这个问题不知困扰过多少人，也不知多少人为此栽了跟头。对此，张爱萍的态度很鲜明：“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胡耀邦对张爱萍这种跟理不跟人的态度，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张爱萍的次子张胜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

张爱萍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文革的险恶形势，最能考验人的精神硬度。张爱萍在文革中堪称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造反派批斗张将军，抡起铁链要打，将军愤然举起板凳自卫，迫使对方敛手。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张胜从父亲从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这样的字迹：“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由于下笔用力极重，纸片被戳得满是窟窿。

造反派开大会批斗罗瑞卿，张爱萍在场陪斗。他回忆：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

张爱萍投身革命，真诚地拥戴毛泽东主席，认定毛泽东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领袖。但张爱萍从不像一些老同志那样无条件地崇拜毛泽东。狱中的张爱萍打定主意：“如果党坚持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九大之后，狱中的张爱萍再不写一个字的交代，再不写一个字的申辩和请求宽恕的文字，“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林彪倒台后，张爱萍出狱治病，又于1972年11月解除监护。张胜说：“宣读了父亲被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极力为张爱萍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爱萍，没想到将军说道：“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爱萍当然领会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

部队经商，弊端很大，己为历史所证明，但在上世纪80一90年代，一般人却对此认识不足。张爱萍是坚决反对军队经商的。他曾用历史教训来说明军队经商是饮鸩止渴。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张胜的著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记录了父亲张爱萍的一生历程。书中对张爱萍的人格和性情有这样的评语：“父亲是一个刚烈的人，一个透明、率直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天真”二字，最为传神！ （摘自《文史精华》2013年第4期袁方/文2013年7月号（下）《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6》）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妻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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