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主政共青团，青年团的“声音”要“响亮优美”

　　1952年前，胡耀邦在川北区任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1952年6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转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调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这样，耀邦于7月下旬带着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小蓝和长子胡德平前来北京，当晚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搬到了中央组织部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招待所。

　　中央调耀邦来，本来是要让他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但由于毛泽东的亲笔圈定，耀邦被调到了团中央工作。耀邦于8月10日正式上班，开始了他长达23年的团中央工作。上任伊始，耀邦便结合青年团的特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团的一届三中全会和团二大上的指示。

　　根据毛泽东关于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的指示，耀邦说：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既要围绕党这个太阳（中心）转，又要自己转动。既要公转，又要自转。耀邦说，青年团要把思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枯燥的东西给人的印象不深。而且“声音”要响亮优美，要唱“女高音”“男高音”，“低嗓子”不行。

　　毛泽东指示，青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提出《中国青年报》要多办副刊。于是，耀邦创办了《周末》《自学》《科学与卫生》《长身体》《长知识》《青年团支部》《舞台与银幕》等副刊，并且经常就副刊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孔子生日要介绍孔子、中秋节要介绍中秋的由来，还可以介绍穿裙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使自己长高一点、怎样才能不胖（当时还没有减肥这个词）。这些都抓住了青年的特点，很受青年欢迎。

　　热爱读书，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向耀邦女儿满妹介绍说，王稼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你们要向胡耀邦学习，学习他刻苦读书的精神”，“他善于学习，读书很多。”陆定一曾说：“有少数老干部自觉意识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不能适应工作，就下功夫自学，有了很大的长进，这些人当中第—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知识面很宽，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据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也曾将耀邦称为“红军自己培养的秀才”。1960年冬天，耀邦曾对我谈起过在延安时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书简直是得到了宝贝。我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晚上就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读了一遍不懂在说什么，就再读，硬读硬钻。”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耀邦读书涉猎很广，他主张博览群书，广撷知识。他首先重视读马列和毛泽东的书。据我所知，不算以前出版的单行本，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不仅反复读，而且还要我把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仔细对照，都改写到旧版本上，看看毛泽东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博学强记，看过的书画了许多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大批读书笔记。他辞职后到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24本！此外，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二十四史》《诸子集成》《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人物传记等。朱德总司令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赠送耀邦一厚本精装《米丘林学说》，他认真仔细地从头读到了尾。耀邦读书习惯于同时读政治理论书籍和文学名著，例如，在读《列宁全集》的同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这样既可以调节脑筋，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他往往把工作迅速处理完毕，然后集中时间读书，直到深夜。他能一天读完一本《列宁全集》，速度快得惊人。他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能搜寻到的世界各国名人传记，都已读过。他对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非常感兴趣，有许多篇他都能背诵下来，还常常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古文观止》上司马迁《报任安书》一文中的一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讲过没几天，团中央有一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耀邦讲到此事时说：“高秘书，你给大家背一遍。”我怕背错了，就说：“还是您来背吧！”他说：“咱们一起来背。”他居然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感到惊奇。我们还一起背诵过毛泽东诗词、鲁迅诗、韩愈的《祭鳄鱼文》、林黛玉的《葬花诗》，以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判词，还有许多唐宋诗词和元曲小令等。他还喜欢读辞书，有时晚上特地到我办公室来，阅读我的一套老《词源》。他总是一条一条地读词目，边读边画红线，一读就是一个多小时。耀邦45岁时听说毛泽东在自学英文，他也潜心学习外语，每周请人讲英语两小时。

　　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并能持之以恒。1969年，我们一起被赶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一待就是好几年，而且一直得不到“解放”。黄湖农场地势低洼，遍布坑塘沟壑，杂草丛生，虫蛇遍地。不仅如此，而且气候恶劣，一到夏天蚊蝇成团，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的蚊子用大芭蕉扇都赶不跑。军代表一再宣布，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代为农了。因此，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正如中国青年报社一位资深女编辑所说的：“人都没有用了，读书还有什么用！”所以，许多人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晚饭后为防蚊咬，都穿上高筒胶靴，去打扇聊天了。而独有耀邦一人钻进蚊帐，点着小马灯，戴上老花镜，脖子上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孜孜攻读。1971年林彪事件后，耀邦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他因拒绝在军代表诬蔑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结果被“挂”了起来，长期没有分配工作。在那种情况下，他非但没有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他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常常是：“高勇，你最近读什么书了？”我要是告诉他读了什么书或正在读什么书，他就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没有读什么书，他的表情会立刻显得很严肃。有一次，耀邦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同他们说，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有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能读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而且还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

　　敢于讲真话，“秉性难移，至死不悔”

　　耀邦的刻苦读书与独立思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去他办公室工作报到的第一天，他同我谈话时就说，每天的工作完了以后，如果还有时间，就要多读书、多思考问题。据我观察，他似乎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冷静的理智，对许多事情都有他的独立见解。1959年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耀邦对批判彭德怀感到困惑，在长达半个月的全会期间，只在小组会上有一次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三面红旗”和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未作任何揭发批判。在那种形势下，作为中央委员，这种态度已是难能可贵了。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鼓吹“突出政治”“立竿见影”“句句真理”之类，我最早从耀邦那里便听到过不同声音。1959年他在团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说：“现在到处讲政治，什么事情都联系政治，这样搞，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政治当兵了。”耀邦不赞成“句句是真理”的说法，他曾说：毛主席主持会议时说“同志们，开会了”，这句话能算是真理吗？1966年初夏，耀邦由陕西挨整，回家休息。我从河南参加“四清”运动回来，有一天去看他，当天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论很短，主要内容是提醒中小学生暑假游泳要注意安全，这同“突出政治”压根沾不上边儿。我向耀邦反映了这事后，他哈哈一笑，脱口说道：“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耀邦敢于讲真话、坚持讲真话的作风伴随了他一生，为此吃过不少苦头，但他“秉性难移”“至死不悔”。他常对人讲，做人既不能有害人之心，也不能有防人之心，不然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里就不能有正常的同志关系。

　　严于律己，“谁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耀邦真正做到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当了总书记后，他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更严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受浏阳县有关同志的委托，来京要求他为县里批点化肥，耀邦一口拒绝说：“谁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当时在南京工作，因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得了痛风病，想转业回北京。尽管他完全符合军人转业的政策，但耀邦也不允许。耀邦曾亲口对我说：“德华想调回北京，我不赞成。我同他说，我的孩子不要都在北京，有一个在外地工作很好嘛。”1983年，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一些老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对退居二线有抵触情绪。我就曾听到一位老同志激动地说：“胡耀邦老是让老干部健康长寿、健康长寿，我一听就反感！”这时，耀邦首先同他夫人李昭商量：“你带个头吧，你先退下来，我好做工作。”满妹当兵、上大学，也完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工作和积极表现，从而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而实现的，耀邦不但不为她说话、托关系，而且不许他的哥哥们帮忙，谁要多说一句，还要受到耀邦的严厉批评。由于耀邦对家人一贯的严格要求，他的几个孩子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耀邦在台上时，他们兄妹四人都自觉做到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而当时，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耀邦不论大事小事，都做到了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从不特殊，并且用这种精神打造出了他的家风。

　　耀邦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格。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有二十来人，除一人因为要求回原籍工作、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请他帮助过以外，没有一人因个人问题请他说过话。相反，1979年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为了防止周围熟人走他的关系得到提拔，事先与大家都打了招呼。有一次我去看耀邦（他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在门口正好碰上一位来京上访的妇女。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胡耀邦家住址的？”她很爽直地说：“我是向别人打听的，人家要了我三块钱，不能白告诉。”这时耀邦的秘书出面接待了她，留下了她的申诉材料。随后我进去看望耀邦并告诉了他这件事。我说：“耀邦同志，您的住址也值钱啊，告诉一次可以挣三块钱。”他笑了笑，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停了一下，他很严肃地说：“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与此相反的是，耀邦对整过他的造反派、军代表等都宽厚以待，替他们说好话、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有时连当事者自己都觉得不可原谅，无颜见他，而耀邦却说他们是在当时压力下为了“过关”而做的。

　　调查研究立志走遍全国2000多个县

　　耀邦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宵衣旰食，勤于政务，几十年如一日。他经常引用他所在部队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干部就是要干，战士就是要战。当年主政团中央时，耀邦40多岁，他的办公室与卧室只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从不午睡，午饭后只在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工作了。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或读书，直到深夜一两点钟。他习惯夜里工作和读书，也要求工作人员能熬夜。每次外出调查，若要从有关部门带上几个人，都要事先了解这些人能不能熬夜。

　　“文革”后，中央分配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为了尽快调查研究，写出给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他马不停蹄，一天跑三个研究所。每天上班时则由家里带个铝制饭盒，装上饭和菜，该吃饭时就在哪里吃凉饭凉菜。有一天我去家里看他，问他身体情况，他说还好，就是肠胃不适。我问怎么回事，恰巧李昭听到了，就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我即向耀邦说：“这可不行，您已经是60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坐车回家吃顿饭，或要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您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我见他不表态，就又重复一句：“您自己可以打听打听，有没有哪一位部长是带饭盒上班的？”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话也不说。

　　耀邦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联系群众等方面工作，也是很突出的。他仅在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七年中，就有六年的春节未在北京与家人团聚，而是深入到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同人民群众一起过年，同基层干部共商脱贫致富大计。1952年调到团中央后，他立志要走遍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他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时说：“一个人当了三年县委书记，不把所有的村庄跑遍行吗？”并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点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负责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全国共有183个地（市、州）、2400多个县（市、旗），尽管耀邦已经走了173个地（市、州）、1703个县（市、旗），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除玉树、果洛两个州外）都去过，但他仍不满足。1986年的一天，我去看他，那时他刚从山东等地调查回来，兴致勃勃地同我说：“我再出去两次，就可以把全国的专区跑遍了。”我说：“您原来的目标不是要把全国两千多个县都跑遍吗？”他不无遗憾地说：“唉！‘文化大革命’把我给耽误了，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了。”

荐稿人：xscclf 2014-05-04  执行编辑：xscclf 2014-05-04  责任编辑：zjy 2014-05-04